学术复兴与人才培养：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考察

摘要： 近代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机构，以实现学术复兴和人才培养为目标，通过严格招生和遴选规则、延聘中外优秀学者组建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设置新旧杂陈与中西结合的学科体系、组织学术社团并发行期刊以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等举措，培养了一批国学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后依旧从事国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近代国学发展及人才培养作出了独特贡献。从学术复兴和人才培养角度，对国学研究机构进行系统的脉络梳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意义，对当代大学教育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怎样培养文化继承者也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学术复兴;人才培养;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5-0117-11

晚清以降，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输入，中国传统学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虽然导致民族自信心逐步丧失，但也激起了国人对传统学术自尊心的反弹。为使我国传统学术不致沦为西方文化之附庸，有识之士提出要复兴国学，于世界学术界争一立脚地[1]（P364）。有鉴于此，学界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学人群体，莫不以学术复兴为己任，开展各类实践。如章太炎提出以国学救中华的思路;以邓实、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主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梅光迪、吴宓等人领导的“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阵地，昌明国粹。众多学界学人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回应了学术复兴热潮，并将其提升至救亡图存的高度。

教育领域也一直在进行各种相关的探索与调整，从全国范围内广设存古学堂，到于初、中级教育阶段提倡读经，再到高等教育阶段创设国学专研机构，这些教育实践都推动了近代复兴国学的进程。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多大学创设国学研究机构，并以此为主要平台和基地进行国学研究及人才培养，遂使国学蔚为“显学”之一。揆诸历史，近代中国计有八所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分别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东南大学国学研究院（1923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1925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年）和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0年）①。

目前，学界对大学国学研究机构的讨论多集中于个案，及其中个别元素的探讨，如师资队伍、教学体制、课程体系等，均未能充分揭示这些研究机构创设的背景和目的。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这些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为研究对象，尝试从这些机构在内忧外患刺激下成立的使命（对传统学术的复兴），及其主要教育事业（人才培养）两个角度，对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作一整体性考察。

一、新旧交互：民族危机下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的创设契机

（一）整理国故运动：西学刺激下的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学的深入传播，中学与西学之争显得尤为激烈，逐渐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为抗击“西化”，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在这种剧烈的中西交互中寻求传统文化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整理国故”运动兴起。

1919年12月，胡适于《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首次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他明确指出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2]（P12），即利用对“旧有的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2]（P18）之态度，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2]（P18）。继而，胡适又系统揭橥了“整理国故”的方法，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P12），以阐明“整理国故”的宗旨，使其成为一种理论主张。因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推手地位，其关于传统学术的主张一经见诸纸端，“整理国故”便成了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应者如潮。缘是，“整理国故”作为一面学术旗帜被竖立起来。

“整理国故”运动一开始，便得到了北大学者的积极响应，他们的参与在推动“整理国故”思想的传播与运动的扩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大自1917年后逐渐成为全国学术中心，文科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该校文科学者多为章太炎弟子，或是深受章氏学术影响者，他们之所以对此运动这般热情，是因为“国故”一词为章太炎所创，该词尚未广为流传之时，已为章门弟子所用。就胡适本人而言，也深受章太炎著作的影响。当初归国回北大时，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中很多观点及取材，均来自章太炎的《国故论衡》[3]。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强调的“重新估定各种学说的价值”，与章氏著作中的“理性思辨”精神，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渊源，北大学人对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不仅积极呼应，而且付诸实践。在他们的倡议下，加之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国学门于1922年正式成立，成为近代首个实践“整理国故”理念和培养国学专业人才的研究机构。

在北大国学门的示范下，各地掀起了创设国学研究机构、团体的高潮，尤以依托著名大学的国学研究机构最为典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制定国学院计划书，延请陈中凡、顾实、陈去病、吴梅等学者，拟于1924年成立国学研究院。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吴宓任研究院主任，邀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进行国学专业人才培养。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学术班底均来自北大，“大有北大南移之势”。随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于1928年成立中大语史所，汇集国学名家，开展语言及历史学研究与教育。自30年代开始，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包括齐鲁大学、金陵大学，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相继设立国学专研机构，推进中国文化研究，培养国学人才。这种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的现象，成为当时学界流行的学术风气。依托高校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突破了以往国学研究囿于民间的局限，推动国学逐渐归于大方之家成为精深之学，促进了近代国学研究与教育走向体制化和组织化。

（二）学界对研究机构创设的呼吁与自觉

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阶层深感只是获得学位与谋求稳定饭碗，并不能满足自身作为学者的追求，设置专业研究机构由此成为学者们的共同诉求。翻检20世纪20年代学界言论，对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确有日益重视之趋向，许多学者都发出了设立学术研究机构的倡议。1922年3月30日，朱光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针砭彼时知识界“学殖荒落”之情形，提出“希望将来各大学都应设有研究院”的意见[4]。朱氏认为若想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准，必须靠社会公众的群体力量，筹措学术事业之补助经费，以支持学者的研究工作。翌年，洪式闾发表《东方学术之将来》于《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强烈呼吁知识界应以“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为当务之急[5]（P19）。洪式闾认为，欧美学术之高度发达，与专门研究机构的广设有密切联系;若中国学者有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的雄心，即应“从组织专门研究所入手”，使研究所成为“造成专门人才之地”[5]（P19）;至于研究所组织办法，则“欧洲各国之成制，可资参酌”[5]（P19）。同年，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叔谅”的文章——《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该文针对中国学界之乱象详加检讨，认为欧洲史学、地学之所以兴盛，莫不与“学会”之学者团体的设立关系密切[6]。由此可见，彼时学界有心人士对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呼声之高。

此外，一些有识之士还把对学术专研机构的倡导付诸行动，尝试建立专门研究院所推进学术研究事业。1916年，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在北京筹划并开办地质调查所，仿外国研究机构创办机关刊物《中国古生物志》，并有计划地吸收地理专业的毕业生，培养学生从事实地调研工作。地质研究所历经十多年的经营，成为了中国地质学及史学、考古学重镇，硕果累累，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7]。地质调查所的设立与兴盛，充分显示出专业机构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近代科学研究机构的典范。

以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为学界带来了深刻启示，国故研究者自然也在其列。自近代以来，可供国学研究的材料陆续出土，学者可参考材料之范畴，大为扩张，众多学者认为要集群体力量，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组织化成为学界共同诉求。梁启超曾于1920年指出：“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共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8]沈兼士亦曾提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要进行系统研究，非以专门研究机构不可。面对大量国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财力，非个人所能承担，须“均非有负责之机关，充分之经费，相当之人材，长久之时日，莫能举办……”[1]（P362-364）。可见，学人普遍认为，在研究材料不断被发现的近代，以个人力量进行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长久来说难以为继，只有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依群体力量方可推进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大学创设国学研究机构，即为顺应时势之举。

二、国学研究机构的发展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嬗变

1922年北大国学门的创立，标志着近代大学国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创设的开始。接踵而至的东大国学院、清华国学院、厦大国学院、中大语史所等，均是传统学术复兴思潮下的清波余澜。这八所研究机构的创立和发展，一方面体现了学人传承传统文化，实现学术复兴的文化情结，另一方面也是国人对民族救亡及民族身份确认的一种努力。

（一）北大肇始，依托传统学术的初步尝试

1922年北大国学门成立，组成由蔡元培任委员长，顾孟余、李大钊、胡适等8人任委员的第一届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日常工作由沈兼士主持。国学门的组织架构是“三室五会”，分别是登录室、研究室、编辑室和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研究科目依五学会学术活动领域，确立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和考古学。彼时，国学门基本依照各学会研究项目展开活动。为培养后续力量，国学门亦尝试招收研究生。它以学术研究能力为标准进行招生，要求“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未毕业生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著作者并呈送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其审查结果合格者，得领研究证，到所研究”[9]。另外，蔡元培效仿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法①，国学门内不设置课程，无课程时间、教学地点等限制，只以学术研究项目为基础开展各项活动和人才培养。其研究生作为一种科研力量，通过研究项目备案、联系指导教师、发放奖学金和成果认定等环节，纳入整个机构的运作体制。但关于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国学门并无具体明文规定。就各学会所开展的具体活动及研究生专研方向来看，基本以传统的高典文册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多从文献整理和史实考证两个角度进行。可见，国学门此时的研究生培养仍以承接中国传统学术为目标。

北大国学门高举“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引得国内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决议设立国学院，顾实以“小学、经学、史学、诸子、佛典、诗文”六类界定国学研究范围，制定系统整理国学计划书，以承继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脉络、培养接续传统学术衣钵者为宗旨，推进国学教育[10]（P4）。1925年2月，清华国学院在吴宓的筹备下正式成立。吴宓指出研究院系“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以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为目标，其师资聘定也以“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为取向[11]（373-374）。吴宓之所以提出以造就“通人”之学为研究生培育目标，是基于中国古代教育以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提升为目标的传统。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次年，厦大在北大学人的加盟下，仿北大国学门之建制，制定厦大国学研究院章程和办事细则，设立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以“保存文化”为宗旨，培养从事国学精深研究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