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学思考

【摘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经过感性层面、理性层面以及实践层面，并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逻辑展开教学设计。本文运用基于问题导向的启发与探究式教学方法，向学生讲深、讲透、讲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组成部分的经济周期理论。依据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统筹使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作为抓手等多维视角，阐释经济周期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启示，从而更好地教育引领学生自觉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立德树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周期理论；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4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0463（2023）14—0015—06

如何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教育热点话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按照“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度”的金课教学理念[1]，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目标，着力推进教学改革创新实践，优化教学设计，创新课堂形式，运用基于问题导向的启发与探究教学方式[2]，向学生讲深、讲透、讲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组成部分的经济周期理论，着力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下面，笔者以经济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阐释该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学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以来，有超过50万英国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罢工，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系统性危机。这场运动不仅是民众表达对于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的激烈抗议，也是宣泄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极度愤懑，更是对资本主义理想“千年王国”的怀疑，指向民众着力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愿景。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分析指出，经济周期性危机貌似单纯表现为金融部门危机，抑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实质内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向，旨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趋势及其特点，进而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缺陷，从而指明消解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策略在于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逻辑和实践理路，对于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启示[3]。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内在规定性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中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尽管资本主义能够极大地释放社会生产力，但最终还是以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缘起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潜在导火索，从内在机理维度指向私有制追求利润最大化，从外在结构维度指向私有制造成生产相对过剩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比例失衡，从资源配置效率维度指向私有制导致市场和国家关系的双向调节失灵，从终端消费维度指向私有制导致生产无限扩大与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简言之，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缘起生产相对过剩，在经济周期性危机期间的现实表象为大量商品滞销，从而无法实现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变，造成企业破产、经济萧条、工人失业和社会动荡等现象。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质和根源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性危机是由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所引发的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而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5]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孕育生成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质和根源，在经济领域集中体现为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其结局必然是私有制在经济运动中走向灭亡，从而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共产主义新生产关系替代的历史必然性。

（三）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丰富意蕴

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周期性危机以来，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就已展开，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就是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着手，并以此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等维度，全面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缘起、实质和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定期重演是资本主义现存矛盾的激化，是使破坏的平衡暂时得以重建的暴力手段；同时，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越快，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由此揭示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当然，经济周期性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副产品，也是一种比较激烈和残酷的消解制度矛盾方案。经济周期性危机虽然破坏了生产力，也为释放更高层次生产力做了前期准备，同时暂缓了生产、消费、供给和需求“四要素”之间的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经历创伤之后得以恢复和发展。可见，经济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特殊调节机制。首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孕育生成的社会背景和特定场域。其次，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最后，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从宏观分析视角揭示其根本原因，从中观层面探讨其演进的系统性因素，从微观视界生动诠释其内在机理与深层矛盾，全方位、立体化地深入展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全过程。

三、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学脉源承与发展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考察，掌握了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大量数据资料，并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演绎逻辑方法，前后用了近40年时间写出了被称为是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其中详尽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周期性危机理论，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规律，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起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随之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发展，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发生机理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为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具体国情和社会情况的差异，与时俱进地推进了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孕育生成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周而复始的更替。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最早表述，意味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诞生。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进一步阐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到了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认识已较为成熟，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标志，马克思深入全面地阐释了其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周期性经济周期是发达商品经济的必然附属物，过往的经济发展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经济周期性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之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经济周期才成为现实，而且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化程度越高，周期性经济周期的发生率就越突出，这样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就从基本原理的角度证明了经济周期性危机的不可避免性。起初，经济周期从商业领域的生产过剩开始，然后迅速蔓延到全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层面，一般情况下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危机”等阶段的演变过程，构成一个完整的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循环图谱和演进轨迹，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循环周期。在这个流程当中，因经济停滞使生产力受抑制，社会发展严重倒退。当初，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秘密武器是先进的生产力，而要有效缓解经济周期，也只能通过暂时消灭生产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悖论。

（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有了巨大进步，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一步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列宁在《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中明确指出，垄断不仅无法消除危机，甚至有可能深化危机，而危机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垄断。垄断导致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平衡与深刻矛盾会使危机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这样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历史演变与科学预测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面临国内外复杂而严峻形势，先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苏维埃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到1921年及时调整为“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鼓励商品经济，推动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使苏联在短期内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深化创新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丰富发展。

1.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不断探索。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我国提前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提出了在经济体制建设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主体而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而自有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而自由市场是补充的“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思想以及“统筹兼顾、按比例综合平衡”的经济发展思想，这些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丰富和运用。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建立了一套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2.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开拓。20世纪70年代末，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开始，面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过上富裕生活。经过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势头强劲。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计划和市场“两只手”协同创新调控模式，着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了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然过程。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切实根据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赋能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新意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经济周期性，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人口与资源需求矛盾、产业升级艰难、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发展不平衡与不协调突出、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滞后以及社会老龄化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科学发展的严峻挑战。为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明晰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策略，即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统一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推动社会公平分配为切入点，持续培育新增长点，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动力，以打破垄断为核心，释放经济内生活力，以城镇化的循序渐进为依托，培育经济增长持续支撑，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消解经济受外部干扰冲击，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中，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稳中有进，着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正在向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致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