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高等教育评价的绿色转向

摘   要：鉴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现实要求，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重要趋势。《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影响力榜单”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种可观测、可追踪、可评估的新型高等教育评价标准，旨在敦促大学职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双向融合。文章基于“世界大学影响力榜单”分析国际高等教育评价新路径后发现，相较于传统高等教育评价模式，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的影响力逐年扩大，已初步形成以社会贡献衡量办学水平的价值理念。“世界大学影响力榜单”围绕“研究、教学、管理与服务”的评价支柱，以及以“命题—开放—择优”原则为指引的“17+3X+N”评价模式，推动了高等教育评价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转向。

关键词：高等教育评价；可持续发展；大学职能；“世界大学影响力榜单”

中图分类号：G51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5.02.06

党的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高水平耦合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互依托，共同服务于社会发展与建设。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以人才驱动科技创新为社会发展赋能，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项基本职能的履行与社会发展的三项支柱——教育、科技、人才——交相呼应。我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研发推广低碳、低耗能技术，发展绿色产业，助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经济社会变革，形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自然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方案。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提升，经济全球化逐渐深入，在2015年发布的《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联合国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分解为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共同努力实现SDGs、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成为各国为全球公共事业作出贡献的主要途径。[2]

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评价何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方向，许多国家正积极将高等教育发展与SDGs相对接。然而，作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该如何有效对接SDGs，进一步发挥“指挥棒”作用，还未得到有效研究。

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世界大学影响力榜单”（Times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s，IMPACT），截至2024年共发布了五版。该榜单旨在以高等教育评价驱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实现基本职能履行的可持续性转型，引导高校管理者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增强大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是推动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实现SDGs相衔接的新尝试。本文围绕新时代高等教育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国际比较视野审视当前高等教育评价领域的新趋势，以期为构建服务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提供国际镜鉴。

一、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

高等教育评价

高等教育评价的理念、价值观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美国教育学家泰勒认为，教育评价应当关注课程与教学实现教育目标的程度，提出教育评价的目标原理。泰勒认为，教育评价的目的不在于评价本身，而在于以更高质量实现预设教育目标，体现出教育评价对于教育发展方向、教育活动过程的引导作用。[3]因此，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能够引导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国家或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之外，独立于教育系统、由社会第三方机构或专业组织进行的外部评价，通常统称为社会评价。[4]社会评价中，大学排行榜是近年来最主要的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之一。

（一）传统高等教育评价的困境

大学排行榜已广泛应用于政府政策制定、教职员工职业规划、学生择校等领域。其教育评价的理念与指标作为评估大学绩效的标准，长期指导着大学发展规划和职能履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代高等教育生态。随着破解可持续发展困境的需求上升，传统的大学排行榜在评估大学绩效时的价值引领、指标体系与社会呼唤大学回应社会关切的需求出现建构性错配。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席知识官巴蒂认为，传统的大学排行榜在指标设置上“局限于了解大学在教学环境、科研、国际视野和知识转移方面的能力，而忽视了他们的实际贡献”，致使高等教育评价出现了一种“重能力、轻贡献”的评价倾向，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拥有雄厚资本和教育资源的知名大学长期‘霸占’榜首，但他们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究竟如何却无从而知”。[5]

首先，传统大学排行榜存在价值取向偏失的问题，以工具理性代替了大学价值本位，导致高等教育价值本位模糊。[6]传统大学排行榜过于强调衡量大学的学术产出，引发了关于大学社会价值的争议。在传统大学排行榜中，高等教育评价活动的基础逻辑是采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各大学的论文数量、学术成果、师资水平进行量化评价。[7]这种量化评价方式使大学办学导向过度偏向于科学研究职能的发挥，将学科建设与教师自我发展的路径局限于论文发表、项目申请和奖项评选，使其专注提升学术生产力与知识转化率，而忽略了社会价值的贡献，遮挡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办学视野，阻碍了大学育人职能的发挥。[8]

其次，传统大学排行榜的指标设置缺乏对社会期待的回应，社会发展要求大学平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五项基本职能。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为例，其指标体系主要围绕“教学、研究、引用、国际视野、行业收入”五项大学活动的核心领域设置并依据贡献进行赋权。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教学、研究、引用，三项各占30％权重；国际视野占7.5％的权重、行业收入占2.5％的权重。用于测量大学学术研究成果与研究水平的引用与研究两项指标占比合计高达60％，体现出重视大学的科研职能、轻视教学与社会服务职能的指标设置思路。传统大学排行榜过度关注对大学科学研究履职状况的评价，缺失了对于大学内部各组成部分的运行效率、内部环境、成员满意度，以及高等教育影响的延续性等方面的关注。[9]具体而言，缺少对于大学内部教育行政机制运行效率，是否存在因科研导向而功利化的学风建设，教师学生对于大学提供资源环境的满意度，高等教育施加于学生、社会影响的延续性与广泛性等层面的监测与评定。而现阶段全球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性问题，时代呼唤大学在履职过程中回应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解决共同危机，传统大学排行榜指标设置的思路不仅没有回应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的期待，还无法调动大学内部各部分共同投入社会发展与建设。

最后，传统大学排行榜在评价过程、评价工具的使用中存在过度量化大学学术成果与资源的倾向，不仅造成评价结果运用的功利化现象，而且严重阻碍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损伤教育评价的公平性。[10]当前大学普遍追求科学引文索引的论文数量、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学科数量、科研立项、获奖数量等量化指标，以影响因子与被引次数作为评价的具体指标。但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对于大学类型多样性的需求显著提升，而传统大学排行榜的同质化评价导向致使大学建设遵循统一化标准，造成不同类型大学的差异被淡化，办学特色常被忽视，不利于丰富大学种类和回应社会需求。[11]

（二）高等教育评价的新趋势

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催生了高等教育评价的可持续发展趋势，破解高等教育评价的困境是提升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对高等教育评价在价值取向、指标设置、评估过程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高等教育多元化主体对高等教育评价活动提出多样化需求。[12]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多样化的办学主体、评价主体、办学目的和利用方式与原本单一、封闭、局限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之间的矛盾激化，因此高等教育评价活动的多元化发展成为必由之路。[13]政府、市场、高等教育自身、学生等不同评价主体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差异化、多样性的期待。因此，为构建兼顾标准化与多样性、保存和发扬多种大学办学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以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评价结构、类型、层级价值取向为导向。[14]

高等教育现代化还要求高等教育评价回归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依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使大学的发展规划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高等教育评价活动最初的目的是借助教育测量手段考察高校与学生的教育成就的关系，后在泰勒目标原理的指导下，发展为评估高等教育活动能够实现高等教育机构内在需求的程度。而当前高等教育评价活动在价值取向上的显著趋势表现为更加关注高等教育活动是否与社会意识相符合。[15]由于传统高等教育评价的工具理性取向，多数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评定过程中以量化的科研指标为主要依据，减少了对于原始教育活动的关注，而评价结果的功利化运用又造成大学自身建设与社会建设的脱节，整体上表现为大学三项基本职能的严重失衡。因此，高等教育现代化要求高等教育评价在价值取向上进行平衡大学三项基本职能的新尝试，以纠正大学自身价值本位模糊的问题，最终实现大学社会本位的回归。

由于传统高等教育评价在指标设置的思路上存在偏重大学的科研职能而轻视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倾向，以及缺乏对于大学内部机制运行效率的关注，传统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已无法适应当前高等教育可持续转型的需要。为破除传统高等教育评价的困境，指标设置需要顺应社会对于大学职能履行的新需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的育人价值需要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发挥“指挥棒”作用，引领高等教育活动进一步调整职能重心。为推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高等教育融合，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开始关注并逐步挖掘高等教育活动对于教育自身发展的价值，意在通过高等教育评价结果引导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社会观念变革和教育系统内部结构调整。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通过调整育人价值指标的赋权比重，有望平衡大学履职各环节的关注度。为推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实现更均衡、多元化、多样性的人才培养活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增强了对于大学教育活动结果与课程设置、育人目标匹配程度的观测。[16]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大学教育实践活动本身的发展性内涵得以显现，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增加了针对高等教育过程的形成性评价和对于高等教育活动的增值性与延展性影响的度量。教育活动产生的影响具有深远性与持久性，传统高等教育评价指标缺乏对于大学活动所产生影响的地域与时间维度的考察，因此无法通过指标体系引导大学回应所处区域或更广泛空间内的社会需求。为改善传统高等教育评价活动不良导向造成的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缺失问题，进一步夯实大学服务社会的基本责任，在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中增加了对于大学是否满足广泛时间与空间内社会需求的考察。

二、建构更加贴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IMPACT是在传统的学术、声誉、学科等类型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之外开辟的全新大学排行榜，是全球首个以联合国发布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评价方法。它能将大学在实现SDGs中所作的贡献转化为可观测和可操作的形式，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同时，它也是一种将大学内在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转化为外在的、可观测的、公开的标准化分数的评价方案。

（一）新评价理念：以社会贡献衡量高等教育办学水平

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向要求发挥高等教育评价的价值引领作用以鼓励大学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实现SDGs作贡献。IMPACT以大学的社会贡献作为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标准，期望通过发挥高等教育评价的价值导向作用来引领大学协调三项基本职能，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增加对社会服务职能的关注。

具体而言，一是基于当前全球性可持续发展危机背景，IMPACT认为大学应当通过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培养人才等教育实践活动推动解决气候变化、污染等自然环境问题。此外，大学自身作为资源管理者，应当利用其掌握的物质资源和智慧资源改善自然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IMPACT具有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转型与高等教育机构自身发展两方面的考量。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转型层面，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拥有丰厚资本的高校在以科研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传统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长期占据强势地位，导致不同类型的大学统一以此类强校为目标来规划自身发展路径。世界主流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在评价理念上存在高度同质化现象，而不同大学所处地区的政策、经济状况、历史发展状况、类型、定位不同，因此不同类型大学的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IMPACT秉承“帮助大学发挥其全部潜力，并使所有大学蓬勃发展，而不仅仅关注一小部分全球精英大学”的理念，将视野拓宽至各大学在实现SDGs上的影响力，期望注意到长期致力于社会服务的大学、唤起公众对这些大学的关注，为这类大学办学活动的良性循环创造条件，为其展示社会责任提供机会。[17]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自身发展而言，高等教育评价结果的运用亟待转向。传统大学排行榜以工具理性取代大学价值本位，大学在运用传统大学排行榜的评价结果时具有功利化倾向。因此，IMPACT创建的另一初衷在于为世界提供全新数据库或智库，为大学提高自身在实现SDGs上的影响力提供借鉴与参考，为大学发展战略的制定、路线的规划提供范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