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STEM教育政策分析与启示

摘   要：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学术组织推出促进STEM教育发展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受澳大利亚政治体制、技术发展、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政策行动者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政策内容在制度领域、资源配置和教与学方面都有涉及，但以资源配置为主。在政策实施上以项目为主并注重继承与创新。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我国STEM教育政策的制定应成为多部门的责任，在内容上可综合考虑制度领域、资源配置和教与学等方面，同时在实施中加强推广成熟做法。

关键词：澳大利亚；STEM教育；政策背景；政策内容；政策实施

中图分类号：G561.1         文献标志码：A         DOI： 10.3969/j.issn.1672-3937.2024.01.08

作者简介：张永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88）

澳大利亚是较早重视STEM教育发展的国家之一。20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制定为期五年的计划——“提高澳大利亚人的能力：未来创新计划”，提出支持公立学校科学、数学与技术能力的发展[1]；2004年启动“创新、科学、技术、数学教学推进计划”，提出加强科学、技术和数学教育，并促进学校创新。[2]2012年，STEM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出现在联邦政府文件，联邦政府当年启动一项名为“守护澳大利亚的未来”的研究项目，“STEM教育：国际比较”是该项目的研究主题之一，研究提出的建议包括制定STEM国家战略。[3]此后，政府部门和学术组织纷纷投入澳大利亚STEM教育的发展中，并制定了支持性政策文件。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于2015年12月发布《国家STEM学校教育战略2016—2026》（National STEM School Education Strategy 2016-2026）、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19年4月发布《促进STEM领域女性发展》（Advancing Women in STEM）、澳大利亚国防部于2019年2月发布《国防工业技能与STEM战略》（Defence Industry Skilling and STEM Strategy）、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于2018年12月发布《国家STEM战略2019—2023：创造未来工程师战略优先级》（National STEM Strategy 2019-2023：Create Tomorrows Engineers’ Strategic Priority）等。这些文件从不同侧重点反映了澳大利亚的STEM教育政策，本研究利用政策分析框架，对这些政策文件的背景、内容、实施等进行分析，以反映澳大利亚STEM教育的发展思路。

一、政策背景

政策背景是指可能对政策产生影响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因素，具体包括情境因素、结构因素、文化因素和国际因素。其中，情境因素是指对政策有影响的、短暂的、无常的或特定条件的因素；结构因素是指社会中相对稳定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的性质、开放或封闭的程度，民间团体参与政策讨论和决策的机会，以及经济类型和就业基础、人口特征与技术发展等；文化因素是指社会等级制度、民族构成、宗教因素等；国际因素是指导致国家间更大程度的相互依存，并影响主权和国际教育合作的外部因素。[4]从澳大利亚的4个STEM教育政策文件来看，其背景因素主要是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具体为政治体制、技术发展、社会性别。

（一）政治体制

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中小学校及职业学院由州和领地的教育部门负责管理，联邦政府对其教育政策制定权力有限。对于需要州和领地参与落实的教育政策，一般采取拨款激励、与州和领地教育部门签署共同协议、制定统一标准等措施推动。《国家STEM学校教育战略2016—2026》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州和领地的教育部部长共同签署，由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下属的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①发布。该委员会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开展国家层级教育战略政策协调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这也使得其发布的这一政策文件不具有行政命令性质。该政策围绕学校教育各个方面展开，需要州和领地的教育部门去推动，而联邦政府没有学校教育行政权力，因此采取了共同协议的方式。

相对而言，《促进STEM领域女性发展》和《国防工业技能与STEM战略》的政策主张更加聚焦，且主要是通过项目来实施。这些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不直接指向州或领地的教育行政部门，联邦政府可直接管理，这也就使得这两项政策具有行政命令性质。《国家STEM战略2019—2023：创造未来工程师战略优先级》发布主体为学术组织，自然也不具有行政命令性质。可见，在澳大利亚推进STEM教育中，政府和社会机构均参与其中。

（二）技术发展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91—2019年，连续28年经济保持正增长。但近年来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2015年发布的《澳大利亚的未来劳动力》指出，澳大利亚正处于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这场革命有可能彻底颠覆商业实践，并极大地重塑劳动力队伍，由此也带来STEM技能、数字技能、创新力与创业技能的需求逐渐增大。[5]这就是说，技术发展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需求和STEM人才需求，澳大利亚的四个STEM教育政策文件就是对这些需求变化的积极回应。

《国家STEM学校教育战略2016—2026》指出，若让澳大利亚1%的劳动力从事STEM领域相关职位，就可以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574亿澳元。“国家在学校教育中关注STEM，这对于确保所有澳大利亚年轻人都具备成功所需的STEM技能和知识至关重要。”[6]《促进STEM领域女性发展》虽然关注的是性别公平问题，但同样把技术发展带来的STEM人才需求变化作为重要出发点。正如该文件所言：“如果STEM行业能有更多女性参与，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7]《国防工业技能与STEM战略》更加强调技术发展对国防和国防工业现代化的影响，指出：“澳大利亚国防能力的现代化将依赖于国防和国防工业的多样化劳动力以及具有STEM技能的人才。”[8]《国家STEM战略2019—2023：创造未来工程师战略优先级》援引多项研究成果，指出加强STEM技能发展对于国家生产力提高以及个人就业的重要性。[9]

（三）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是影响澳大利亚STEM政策的主要文化因素之一。在澳大利亚，男女性别之间的职业偏见较为普遍。家长、教育者、职业顾问等群体中的一些人认为，STEM领域的职业更适合男性，这对女性选择学习STEM学科和STEM职业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STEM职业领域较为缺少女性榜样，也影响了学生的STEM教育与职业选择。在职业生活中，女性也没有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对待。例如，2018年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女性STEM专业人员的调查发现，37.6%的受访者认为她们的工作集中在承担较少责任的岗位上，46.0%的受访者认为无意识的偏见根深蒂固于其公司的职场文化中。[10]在STEM领域女性受歧视的现象导致STEM劳动力中性别比率差异很大。例如，2016年澳大利亚15岁及以上获得职业教育与培训文凭和大学文凭的STEM劳动力中，女性分别只占31%和22%。[1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认为，STEM领域女性不足会影响经济的繁荣发展。2019年澳大利亚科学院发布的《STEM女性十年规划》指出：“吸引妇女和女童参与STEM项目，并为她们提供茁壮成长和进步的环境，是政府、学术界、工业界、教育部门和社区的共同责任。”[12]本文主要分析的4个政策文件中就有一个专门关注女性，而其他三个STEM政策文件也都特别提到关注女性STEM教育或职业发展。《国家STEM学校教育战略2016—2026》提出在国家层面发布的STEM报告要重点关注女孩、处于社会经济弱势地位的学生和土著学生的STEM教育。[13]《国防工业技能与STEM战略》在其支持的STEM项目案例中，对“澳大利亚科学领域性别平等（SAGE）-雅典娜科学女性学术网络试点”（Science in Australia Gender Equity（SAGE）-Athena Scientific Women’s Academic Network pilot）项目给予了重点关注。[14]《国家STEM战略2019—2023：创造未来工程师战略优先级》提出要吸引女性学生学习STEM和选择STEM职业，尤其是工程领域。[15]

二、政策行动者

政策行动者一般是由政治行政当局（political-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目标群体和最终受益者构成。[16]本文分析澳大利亚四个STEM教育政策文件，可以发现分别由不同的政策行动者构成。

《国家STEM学校教育战略2016—2026》的制定和发布者均为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实施者为澳大利亚州和领地教育部门，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因为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成员是由联邦政府教育部负责人、州和领地的教育部负责人构成，所以该政策的政治行政当局是澳大利亚联邦和州与领地的教育部。这也决定了该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国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澳大利亚学生的STEM能力不足，而学校是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行动者，因此学校构成这一政策的目标群体，而最终受益者也就是学生。这在该政策的两大目标中都有体现：确保所有学生毕业时具备扎实的STEM基础知识和相关技能；确保学生学习更具挑战性的STEM课程。[17]

《促进STEM领域女性发展》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布，联邦政府在推进STEM领域女性发展中承担着领导者的角色，表现为作为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18]，因此这一政策的政治行政当局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政治行政当局需要对政策问题作出政治界定，根据该政策文件，这一政策问题可以概括为女性在STEM教育和就业中的代表性不足，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基于此，该政策提出“建设一个为所有性别的人提供平等学习和从事STEM领域职业的社会”的愿景。[19]由此，澳大利亚的女性成为该政策的最终受益者。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多部门的联合，这些部门因此成为该政策的目标群体。在该政策中，这些部门统一被称为“STEM部门”（STEM sector），即所有从事STEM学科工作、研究或教育的组织，包括大学、职业教育机构、STEM行业和学校等。

《国防工业技能与STEM战略》的政治行政当局为澳大利亚国防部，具体由专门成立的国防工业技能办公室（National Defence Industry Skills Office）负责管理。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解决国防和国防工业对技能人才需求增加的问题。正如该政策文件所言：“随着国防能力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复杂，国防和国防工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将会增加……国防工业不能单独面对劳动力和STEM挑战，必须在国家政策、经济、教育和培训环境的背景下提供支持。”[20]这就需要多部门的行动、协调和合作，其目标群体是多元的，包括各级教育与培训机构、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国防工业中小企业、国防工业能力中心（Centre for Defence Industry Capability）、国防STEM委员会（Defence STEM Council）等，最终受益群体是参与这些机构负责的项目的大中小学生，以及接受相关培训的国防工业中小企业员工等。

《国家STEM战略2019—2023：创造未来工程师战略优先级》由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发布。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政策，其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更聚焦，特别是STEM教育中的工程教育相关的问题，但工程教育相关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STEM教育这个整体背景。根据该政策文件，这些问题包括四个方面：澳大利亚培养未来工程师的能力不足；STEM兴趣培养的起点较晚；STEM教育在性别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等之中存在不公平；工程师留任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以及工程师群体中合格工程师比例不高等。[21]该政策的目标群体主要有中小学校和工程行业机构，最终受益群体主要为中小学生（尤其是女生、弱势群体学生）和工程师。

三、政策内容

教育政策内容可以分为制度层面的政策、资源配置政策、教与学政策。其中制度层面的政策指的是关于评估制度和运行的政策。资源配置政策是指在教育系统中确定和分配资源的方法，包括针对利益相关者（如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在职专业发展项目政策、教材或教学材料（如教科书或其他教学资源）以及根据特定指标向学校派遣学生的分流机制。教与学政策指的是具体的学校和课堂层面的实践，以及相关因素。[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