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高等教育赋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摘   要：基于波特的城市竞争阶段理论，文章分析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互动逻辑并发现：在要素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高等教育适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投资驱动型城市竞争阶段，“短平快”的高等教育发展态势推动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创新驱动型城市竞争阶段，高质量高等教育助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创新。在新加坡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高等教育从多层面发力，通过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发挥科研的支撑作用、强调高等教育的集聚效应、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等举措赋能产业结构的转型，为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的互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加坡；高等教育；产业结构转型；赋能；城市竞争阶段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4.08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的实力根植于该国产业和产业集群的表现，国家竞争优势也正是该国许多产业发展的综合表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2]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变化，促使产出比例在产业间的调整变迁，推动经济的发展。[3]作为社会运转的轴心，高等教育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区域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正面影响[4]，而且也通过影响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转型。[5]基于此，在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优势，使其赋能产业结构转型，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新加坡作为亚洲的后发型国家，其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形成了良性互动。从高等教育体系来看，新加坡拥有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体系，主要包括自治性大学、理工学院、工艺教育学院，以及主要面向海外招生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如拉萨尔艺术学院等。[6]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承载不同的育人使命，如理工学院致力于培养社会亟需的、胜任职业（群）岗位能力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7]从产业结构演变来看，伴随新加坡五次经济转型，社会先后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和智力要素的依赖大幅提升，通过技术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附加值的提升。[8]那么，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高等教育如何赋能产业结构转型？

诸多学者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新加坡学者倪安义和文卡特西在20世纪80年代对新加坡高等教育和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但仅关注对现状的描述，缺乏对二者关系的探讨。[9]20世纪末，受知识经济兴起和新一轮新加坡产业转型的影响，以黄宝金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的相互作用开展实证研究，并认为受产业规模和产业整体的创新强度的影响，这一时期新加坡产业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程度仍处于低位，二者需加强除正式合作项目之外的交流。[10]21世纪后，相关研究愈加关注对二者关系的深入探讨。李俊文与温恩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为例，提出合作研发协议、知识产权转让、学生培训等9种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方式，并提出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两种互动模式。[11]袁平和、安妮特·辛格等人以“三螺旋模型”为基础，分析新加坡作为小型经济体在高等教育与产业双向互动的特殊性，并探讨了如何改革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和激励制度以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12]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同学者从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等不同角度研究新加坡高等教育和产业之间的关系，普遍认同新加坡高等教育对于产业发展具有一定支撑作用。但是，鲜有学者从历史的视角审视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问题，关于新加坡近年来新一轮产业转型战略的研究也相对有限。因此，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之下，新加坡高等教育如何赋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理论视角与适切性分析

迈克尔·波特的城市竞争阶段理论提出，国家经济在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竞争优势。将国家竞争优势阶段化，其目的不在于解释国家经济的完整表现，或是它的全部发展过程，而是要清楚地刻画那些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的产业特色。[13]波特根据国家和城市竞争的动态演进特征、竞争力影响因素组合演替规律特征等，归纳出三个依次升级的竞争阶段，分别是要素驱动主导型阶段、投资驱动主导型阶段和创新驱动主导型阶段。[14]

在要素驱动主导型阶段，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些基本的生产要素可以是自然资源或自然环境，也可以是不匮乏且又廉价的一般劳动力。在此阶段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完全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多，应用的工艺技术层次也不高，所能表现出来的技术主要来自模仿，技术创新与创造须依赖国外产业的支持。[15]

在投资驱动主导型阶段，竞争优势以从政府到企业之间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为基础。政府在这一阶段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正确产业、鼓励冒险精神、提供暂时的保护措施，以及激励获取国外技术等。但是，这一阶段的产业不仅仅是模仿和应用国外的技术与方法，而且还致力于改善外来的技术，创造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16]

在创新驱动主导型阶段，政府对于产业的干预逐步减弱，产业竞争力势不可挡，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特征：第一，产业的全球化战略，这个阶段的产业不仅大力铺设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而且会搭配已有国际知名品牌活动并采取国外设厂的制造方式；第二，兼顾产业的垂直深化发展与横向水平发展，这一阶段的产业发展既强调高层次竞争优势的辐射带动作用，又关注以水平化的发展方向创造更多跨产业的扩散效应；第三，服务业走向国际化，本国服务性产业会伴随制造业国际化而走向海外，除此之外，本国需求亦能成为服务业延展国际空间的根基。[17]

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陆续进入波特所归纳的三个城市竞争阶段。根据我国学者王勇、顾红杰等人提出的新加坡产业升级路径[18]：1965—1973年，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产业结构调整，主动将部分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新加坡及时启动制造业发展计划，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生产纺织品、电子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974—1998年，新加坡政府在此期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倡导发展芯片制造业等高科技产业，先后推进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1999年至今，新加坡政府将目光瞄准金融科技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大创新和研发力度，大力推进“智慧国家”发展战略，加快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总体来说，以上三个阶段是按照新加坡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的，较好地概括了新加坡从模仿与依赖到创新与引领的产业发展历程，其实践逻辑与波特的城市竞争阶段相契合。基于此，本研究以波特的城市竞争阶段理论作为理论视角，把握不同阶段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转型的

互动逻辑

作为一个教育立国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自建国之初就将教育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19]伴随着新加坡城市竞争阶段的升级，高等教育也在及时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产业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也由最初的“弱互动”状态逐步转化为后来的“强互动”状态。

（一）要素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高等教育适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在要素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新加坡在1965—1973年处于典型的生产要素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产业发展可用“三主”战略来形容——投资以外商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新加坡产业发展主要是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土地以及地理位置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无技术或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转移，其产业竞争优势来自于初级生产要素的累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地理位置优势。1966年，新加坡制定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确定未来一段时间产业发展的主旋律是向现代化工业经济迈进。1967年，新加坡政府颁布《经济扩展法》，提出对先锋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5～10年所得税的优惠待遇，缩小了进口商品的征税和限额范围等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此吸引企业将低端产业转移至新加坡。[20]在新加坡政府的努力之下，大量跨国公司将低端制造业转移至新加坡，其工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从1963年的15.6%增加至1973年的22.5%。[21]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增长最为迅速和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

在这一阶段，新加坡高等教育开始摒弃殖民时期“重学轻术”的办学思想，转向实用主义，并确立“发展实用教育以配合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方针。[22]随着新加坡高等教育办学思想的调整，一大批高等教育机构相继成立，以此来回应产业发展对于大量合格劳动力的需求。例如，义安理工学院于1967年开始开设工程和商业专业的文凭课程，以培养更多工商领域的人才。[23]新加坡理工学院于1968年成立建筑与工程学院，次年又推出为期两年的工业与技术员证书课程。[24]1972年，新加坡政府成立全国最大成人培训机构——国家生产力局，并每年拨款1000万新元，用于训练职业工人。[25]通过审视这一阶段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在建国之初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大量廉价劳动力带动产业的发展。高等教育为顺应产业发展需求，通过训练具有熟练技术与掌握一定技能的合格劳动力来支撑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新加坡高等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水平人才需求量不大，因此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对于产业发展的支撑与赋能作用较为有限，高等教育仍在努力适应产业发展，二者之间的发展关系仍处于“弱互动”状态。

（二）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短平快”的高等教育发展态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在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城市主导产业越来越倚重高级生产要素，但初级生产要素仍是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企业开始大量投资兴建现代化、高效率与大规模生产的机器设备厂房，并努力在全球市场上以付专利费、合资或其他途径找寻更精密的国外产品和工程技术。1973年前后，新加坡已基本实现工业化，而国际石油危机爆发和新加坡国内的劳工短缺问题日益严峻，使得新加坡现有的产业格局遭受重创。1978年，新加坡成立贸易与工业部，以指导新加坡产业重组与改革，推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乃至资本密集型主导产业转型。为此，新加坡积极鼓励企业投资兴办现代化、高效率的厂房，吸引一些知名的计算机及周边设备制造商如希捷、迈拓和康诺相继在新加坡落户。到1984年，有超过15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从事电子产品及计算机配件的生产。新加坡硬盘驱动器的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硬盘驱动器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印刷电路板、金属冲压、压铸、精密机械加工等。同时，新加坡注重通过政策引导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1991年，新加坡经济计划委员会出台《战略经济规划：迈向发达国家》，倡导大力发展石油化学产业，把与石油化学相关产业都集中至裕廊岛。[26]

为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对于技能型人才和产业技术升级的需求，新加坡高等教育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通过扩大原有机构和成立新学院来扩充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回应产业发展对于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1974年，新加坡理工学院多佛路校区开工建设；义安理工学院于1981年和1986年分别进行两次校园扩建计划；20世纪90年代后，淡马锡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学院相继成立。据统计，1980—199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平均每年增长8%。[27]另一方面，新加坡高校通过改革课程和学科布局，培养能够支撑产业技术更新的人才。1984年，新加坡理工学院重组并修订所有全日制文凭课程，以培养能熟练掌握和更新产业技术的人才。[28]1985年，义安理工学院开设与制造业有关的兼职高级文凭课程。[29]1991年，淡马锡理工学院开设电子、信息技术、机电一体化、旅游管理，以及物流和运营管理课程，以为新兴产业培养技能型人才。[30]在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与产业都实现了飞速发展。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与局势的影响，新加坡产业开始向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迈进，主导产业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而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军。为支撑产业结构转型，新加坡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扩大教育规模快速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规模的需求。但是，这一时期新加坡仍在以发展本土高校为主，高等教育的建设也是一种经济思维的产物，希望以“短平快”的发展方式快速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对于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