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的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及其改革路径

摘   要：中、日、韩等东亚高校在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面临着“三对张力”——“国际化”评价与“本土化”评价之间的张力、“标准化”评价与“多元化”评价之间的张力、“传统文科”评价与“新文科”评价之间的张力。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阐释了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定位、特色与发展趋势，对新时代下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改革路径提出了思考与建议：从照搬移植走向“以我为主、面向世界”的评价体系；从单一化、标准化评价体系走向多元化、特色化评价体系；从“传统文科”评价体系走向“新文科”评价体系。

关键词：高校学术评价；人文社科；东亚；中国；日本；韩国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10.04

学术评价制度是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指南针和活性剂，具有方向引领、价值判断和动力催生的作用。东亚国家在早期学术发展的道路中，大体上采取了以移植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为主的方式，这对其学术发展的路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东亚文明圈”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化、思想伦理与政法体制基础，东亚各国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与社会演变路径，为人文社科评价提供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本文聚焦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及其改革举措，探寻如何应对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身份认同”挑战，营造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生态氛围。

一、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定位与特色

（一）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定义与内涵

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是一种对于学术产出的价值判断，其主要关注点是认识、理解和展示学术研究的影响，或者衡量科研活动对于提升国家学术竞争力、创造财富和社会福利的价值。[1]人文社科学术评价通常指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但如今其外延已扩展至对于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的评价，如对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产业进步、公共政策制定与社会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影响。

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有着不同层面上的应用：在宏观层面，应用于大学评估、学科评估等；在中观层面，应用于院系评估、机构评估等；在微观层面，应用于项目评审、奖励评审，以及教研人员的职称评审、绩效奖励评价等。

（二）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特色

与理工医科评价相比，人文社科评价主要具有以下特色。第一，人文社科注重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强调服务本国与本民族。第二，不同于理工医科以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为主的评价模式，人文社科的成果类型更为多元化，专著、编著、译著、书章及创作成果等都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第三，基于理工医科规律制定的量化评价方式应用在人文社科评价中有较大的局限性。第四，人文社科的成果产出周期、人才成长周期相对较长。第五，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不存在国际统一的标准，更注重本土特色、民族特色与区域特色。

二、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

（一）主要特征

东亚国家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其鲜明的特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开始进入以现代化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学术评价轨道，学术评价制度得到正式确立和逐步完善。总体而言，东亚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政府对于学术评价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行政色彩较为浓厚。尽管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探索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变为政府指导下的第三方机构评价模式，但第三方评价机构一般都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多或少受到行政力量对于学术评价标准、价值导向、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发布与应用等方面的影响。近年来，中、日、韩等东亚国家政府开始探索扩大高校自主权，在自我学术评价方面赋予高校更多的责任。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和政府指导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仍然发挥着严格的监督作用，并且对评价结果的运用提出要求，如与本轮周期的绩效或奖励挂钩、与下一轮周期的资源分配相关联等。

第二，随着现代化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东亚国家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早期主要移植了西方国家的学术评价体系，对西方现代化研究型大学采取模仿与借鉴的方式。在一段时间里，这种“学习型”成长模式对激发东亚国家的科研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帮助东亚国家更好地与世界对话，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促进了东亚国家的国际学术交流。然而，东亚国家处于语言文化独特的“东亚文明圈”内，伴随着“国际一流”与“本土特色”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东亚国家逐步开始探索如何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彰显立足本国实际、解决本国问题、服务本国发展的导向，在本土语境下探寻更符合国情的评价路径。

第三，东亚国家在人文社科学术评价领域面临着诸多“新”与“旧”的挑战、“标准”与“特色”的挑战、“传统”与“现代”的挑战。东亚国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评价有许多值得坚守的传统，但完全固守成规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新时代，东亚国家需要在个人成果评价与团队合作成果评价、单一学科成果评价与跨学科成果评价、学术价值评价与社会价值评价、标准化评价与多元化评价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探索“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二）发展历程

中国从1995年起开始实施“211工程”，1998年起开始实施“985工程”。2015年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后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双一流”建设。2020年，“双一流”建设已完成第一周期的建设成效评估。2022年，教育部已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此外，中国自2002年开始进行全国学科评估，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评估。目前，全国学科评估已完成五轮。此外，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国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等重要的课题项目评价。

日本从1991年起实施大学自我评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后，国立大学实施行政改革的压力显著增大。日本开始引入“第三方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国立大学预算挂钩。日本国家学位和大学评估机构（NIAD-UE）负责开展评估。2001 年，日本颁布《关于国家研究开发评价的大纲性指针》。文部科学省内部各局、高校和第三方机构共同遵循“大纲性指针”开展学术评价[2]，形成了政府主导的第三方机构评价模式。2004年以来，日本全面引入大学认证评价制度，对所有国立、地方公立和私立高校进行以7年为一周期的认证评估。各高校根据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价标准提交自我评价报告，再由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实地调研评价并提交评审委员会，由评审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另外，日本还有一系列基于项目资助计划的评价，如“卓越中心（COE）基地计划”评价等。

韩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大学评价，2007年起推行大学综合评价认定制度。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作为韩国的高等教育评估机构，以5年为一周期对大学进行评估。[3]同时，韩国大学在自我评价方面开始承担更多责任，能够根据自身环境、条件和特点等自主确定评价内容。从2012年开始，韩国政府不直接参与财政支援性评价工作，而是采取委托代理机构的形式开展。[4]另外，在项目资助计划方面，韩国还实施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WCU）”评价、“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BK21）”评价等。在人文社科领域，韩国学术振兴财团是课题项目的主要资助来源，负责对其资助的项目进行学术评价。[5]

三、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的

“三对张力”

（一）“国际化”评价与“本土化”评价之间的张力

1. “教育依附论”与东亚学术评价中的“失语”困境

国际教育学界曾基于经济学领域的依附理论，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依附论”。美国学者阿尔特巴赫采取“文化帝国主义”“‘发达’与‘欠发达’”“‘中心’与‘边缘’”等分析框架，指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在教育上处于“中心”与“边缘”地位，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非西方国家为建立自身独立的知识权力资源、使教育系统为本土需求服务，需要进行漫长而艰巨的斗争。[6]教育中的依附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世界大学体系存在依附现象。许多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大学从西方的办学模式中衍生出来，依附于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学术模式。第二，学术语言体系和知识传播途径存在依附现象。由于英语国家在国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世界上主要的学术期刊、论文发表，以及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教材和数据库等都以英语为主，科学标准、出版与发表规则也主要由西方国家掌控，使得其他国家难以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第三，人才培养存在依附现象。许多东亚国家的学生前往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同时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学成归国后进一步影响本国的大学教育和相关行业发展。[7]

在东亚国家早期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大体上采取了移植西方学术评价体系的方式，这对其学术发展路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东亚国家目前依然难以摆脱对于西方学术评价体系的依赖局面，在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面临着界定“国际一流”的棘手难题，以及以海外数据库为主导信息来源、以文献计量学为重要评价手段，以及被“权威”国际排名所束缚的现实困境。事实上，一旦在学术评价中“失语”和失去身份认同，就容易失去发展的方向。东亚国家的许多高校在人文社科评价中通常参考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引文索引数据，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是否为国际最高水平。在韩国，许多高校对于国际可检索期刊赋予的分数为国内可检索期刊分数的1.3～2倍[8]，少数高校甚至高达6倍[9]。这些数据主要集中于英文文献，而对于用其他语言发表的成果代表性不高。若以SSCI和A&HCI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风向标，那么教师将更倾向于研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问题或者国际性的、一般性的理论，而难以触及本土社会特定领域的实证研究。

例如，在经济学领域，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大学改革，美国的学术规则和评价标准逐步渗透到东亚各国。这推动了课程的美国化、教科书的标准化和研究方式的数理化，致使经济学与人文社科研究传统的逐渐背离，也导致了经济学评价对于计量和数学的过度依赖。全球化体系对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学就像美元、英语一样成为支撑美国霸权性的工具……而周边国家有意识地接受了这一制度，并且有意识地组织了学术研究”[10]。在日本，经济学对于国际数据库刊发论文的追求加快了书籍著作成果所占比重的降低，也导致了日语学术刊物的逐渐衰退。如今，一部分日本人文社科学者呼吁经济学研究回归初衷，希望看到“以人文知识和批判精神为基础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的复兴”[11]。实际上，经济学还有与人类学、伦理学、行为学、历史哲学、政策研究等领域相关联的部分。又如，在法学研究领域，不同国家的法律框架有着显著差异。各国法治理念与社会规则意识的形成，与本国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立足于本国法律问题开展的研究，追求国际发表往往不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另外，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很强的语言依赖性，语言表达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人文社科研究。在日本史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许多古代的人名、地名和特定表达都无法被准确翻译成英语。因此，日本史学最高水平的研究往往是用日语进行的。[12]尽管目前自动翻译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然而英语会造成许多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信息丢失。人文社科研究的多语言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交流。但是，在严苛的学术评价环境中，高校和研究机构被迫在校内、国内和国际展开激烈的竞争，面临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相挂钩的严峻形势，推行全面的学术评价改革绝非易事。

一味迎合国际期刊感兴趣的研究，可能会导致东亚国家的人文社科研究倾向于重点研究西方的问题和西方关注的东亚问题。教师只有融入西方主流的学术传统、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才有望获得国际发表的更多机会；但这也意味着失去以本土理论与范式阐释的学术话语权。倘若东亚国家都在追求欧美设定的标准，无疑会催生一种新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如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杜祖贻所指出，如果学术评价的方向完全为西方学界所定，本土学者将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永远无法获取学术批判的能力与自信，也难以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去从事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研工作。[13]人文社科研究更应扎根社会现实、扎根本土情境，以学术研究指导社会实践，做出符合自身特色的独创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