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数字素养研究演进、热点与启示

摘   要：作为现代公民全面参与数字社会的必备技能，数字素养近年来受到了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文章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利用科学计量工具CiteSpace对2499篇英文文献样本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发现：国际数字素养研究发文量近五年来迅速增长，相关文献来自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欧美发达国家是开展相关研究的主要力量;数字原住民、数字鸿沟、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经典文献是影响本领域发展的重要知识基础，数字素养内涵研究、数字素养测量与评价、数字素养教育等是核心研究主题。国际数字素养研究领域整体呈现多学科交叉的多元化特征，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数字素养 数字能力 国际比较 文献计量

一、引言

数字素养是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等相关素养概念在数字时代的升华与拓展[1]，是现代公民全面参与数字社会必备的生存手段。1995年，美国意识到亟需重视公民数字素养教育以弥合数字鸿沟[2];挪威教育部门2004年发布了“国家数字素养计划”，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挪威国家课程改革;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数字素养纳入2030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监测指标体系，以期从全球层面衡量公民数字素养水平。目前，数字素养政策已成为部分国家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柱政策，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也促使数字素养逐渐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知识领域。

我国对国民数字素养提升的诉求也是迫切的。201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9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国民数字素养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35年，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全民数字技能”;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到2025年，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显著提升”。近年来国内对数字素养的关注日渐增多，但相关研究仍不充分，往往是对部分国家数字素养教育进展的评述，或是对相关数字素养框架的纵向剖析，缺少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全面了解。有哪些作者及机构致力于数字素养研究、研究热点为何？数字素养与其他素养类概念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对国内开展数字素养研究有怎样的启示？客观回答这些问题，厘清国际数字素养研究发展现状、知识基础和研究主题，有助于为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文献共被引及共词聚类分析方法，利用知识图谱绘制工具CiteSpace 5.7.R2挖掘领域知识基础与研究热点聚类，并结合文献计量结果进一步人工审读核心文献，综合分析国际数字素养研究发展历程与核心主题，以期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研究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为了全面了解领域研究进展，暂不考虑“数字素养”“数字能力”“数字技能”等术语在语义上的差别，将其全部纳入检索范围，最终设计检索式为TS（主题）=（“digital literate*”or“digital literac*”or“digital competen*”or“digital skill*”）AND语种=“English”，文献类型为“Article” or “Review”，检索时间为2021年5月1日。剔除重复及不相关文献后最终得到2499篇英文文献①，时间跨度为2000—2021年。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情况

考察样本文献的发表年份，2000—2020年间②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按照检索词来看，主题为“数字素养”的研究文献仍是主流，但2019年以后以“数字能力”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快速增加，说明相关概念正在向数字能力转变。从历年变化来看，2007年以前文献数量增长较为缓慢;2008年，汇集领域内多位权威学者最新观点的论文集《数字素养——概念、政策与实践》（Digital Literacies—Concep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数字素养领域的知识建构，研究文献数量开始平稳增长;2008—2014年，随着“欧盟数字能力框架”（EU DigComp）发布，部分国家层面的数字议程、数字素养计划等相关政策陆续出台，文献数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其中2015—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4.1%，可见国际数字素养研究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载文数量排名前十位的期刊主要来自教育学，其次为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体现出数字素养研究明显的跨学科交叉特点。其中，包含面向数字素养的专门期刊《北欧数字素养杂志》（Nordic Journal of Digital Literacy），说明数字素养正在逐渐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考察文献所载期刊的总体分布情况，发现载文量两篇及以下的期刊共482种，占比36.3%，说明数字素养研究发文较为分散。

（二）研究合作网络

样本文献共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472）、西班牙（281）、英国（239），欧美发达国家是数字素养研究的主要阵地，这与其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较早重视国民数字素养有关。我国总发文量（53）排名第11位，中介中心性（0.06）相对偏低，可见虽然有一定的文献数量，但我国在数字素养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较为有限。

进一步利用CiteSpace绘制作者合作图谱（见图2），发现范德尔森（van Deursen）、范拉尔（van Laar）、艾农（Eynon）等人发文数量较多且联系紧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成果突出、较为典型的作者群，此外是相对零散的研究小组及独立发文作者，因此研究网络整体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以范德尔森为代表的作者群形成于2009年，他们最初从弥合数字鸿沟的愿景出发，致力于研究个人数字技能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测量数字技能》（Measuring Digital Skills）一文中，他们通过搭建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探索更具操作性的数字技能测量途径。该框架及相应测评工具经过多次更新和拓展，最后被纳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通过数字技能实现有形成果”（From Digital Skills to Tangible Outcomes，DiSTO）项目，英国、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依托该项目开展了全国数字技能调查[3]，相关研究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合作网络的其他部分，独立发文较多的汤姆齐克（Tomczyk）从教师这一角色出发，探讨了数字时代给教师教学带来的影响，强调针对教师的数字技能培训应加强数字安全、网络欺凌预防等方面内容;以哈特列维克（Hatlevik）为代表的研究小组通过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的数字素养测评工具，明确学生群体的数字技能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哈吉泰（Hargittai）为代表的研究小组早期关注公民互联网技能调查，近年来开始将视野转向老年人数字技能差异研究。总体来看，由于不同研究者关注人群不同，大部分研究者之间缺乏交流融合，使整个合作网络呈现出独立研究多、合作研究少的松散状态。

（三）研究演进历程

通过共被引分析得到的高中介中心性文献与高被引文献共同构成了国际数字素养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串连起了领域整体发展脉络。使用CiteSpace文献共被引功能，设置时间切片为2、阈值为Top20、Pathfinder算法修剪，绘制文献共被引时区图谱（见图3）。结合高被引文献（见表1），可以清晰地看到对研究领域演进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节点，同时发现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于2010—2012年。对样本文献的计量结果进行归类分析，以2011年为节点，大致将国际数字素养研究发展历程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 2000—2011年：理论审视阶段

2011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从数字原住民、数字鸿沟等视角出发，对不同人群的数字素养进行审视，同时结合教育学、传播学、语言学等领域知识对数字素养的内涵进行反思与延伸。这一时期不同研究对数字素养的思考主要包括三个问题：数字原住民是否天生具备数字能力？数字鸿沟填平了吗？新技术时代的数字能力如何培养？

“数字原住民”一度是教育领域的热门概念[4]，关于这些人天生具有技术意识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引发了传统教育无法教授数字原住民的担忧。班尼特（Bennett）等[5]认为实际情况并不明朗，教育领域需要用更实际的方法调查数字原住民的数字能力。之后哈吉泰等[6]围绕大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开展实证研究，发现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这一代人的数字能力并非随机分布的，男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互联网使用技能。马尔加良（Margaryan）等[7]分别调查了理工学科和人文学科学生使用技术的差异，发现两组学生使用技术只是数量上不同，他们都对技术如何支持学习的理解有限。吴（Ng）[8]从技术、认知、社会情感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素养概念模型，用于调查大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进一步印证了数字原住民的数字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对他们的数字素养进行教育。

与此同时，针对数字鸿沟的研究注意到由用户互联网技能差异导致的“使用沟”（Digital Use Divide）正在拉大，技能差异导致的数字不平等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范德尔森等[9]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调查了荷兰人口互联网技能水平，认为由物理互联网接入导致的原始数字鸿沟已演变成了互联网使用技能差异的鸿沟，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行为差异的最根本因素。该作者之后的持续研究进一步证明缩小数字鸿沟需要积极提高公民的数字素养水平。就如何提高个体数字能力方面，詹金斯（Jenkins）等[10]从媒介教育入手，分析了新媒体文化背景下的必备技能，并构建了相关的素养测评指标，为指导素养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兰切尔（Lankshear）等[11]从数字时代的新变化入手，提出数字化社会不仅需要人们掌握传统读写能力，还要具备理解、应用和创造知识的更广泛能力，因而提出“新读写素养”（new literacies）的说法，引发了广泛讨论。

对以上关键节点进行梳理，发现这一时期数字素养的概念仍较为模糊：数字原住民、数字鸿沟、新读写素养等相关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数字素养的概念，但对于到底什么是数字素养尚不清晰。法拉瑞（Ferrari）等[12]将信息素养、数字能力、媒介素养等概念并存混用的状态比喻为“术语丛林”（jargon jungle），兰切尔[13]则建议将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ies）理解为包含多种样态的复数形式，从而建立广泛的数字素养观。

2. 2011—2020年：框架建构阶段

2011年，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EU JRC）启动“数字能力”项目，汇集各个领域专家对该术语具体含义的看法，梳理当时已有的15个数字能力框架，最终将数字素养定义为“在工作、就业、学习、休闲以及社会参与中，自信、批判和创新性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并从“信息、交流、内容创建、安全意识、问题解决”五个维度构建起了“欧盟数字能力框架”。范德尔森[14]则认为数字素养研究局限于讨论其概念及范畴，缺乏操作性定义，他从“操作技能、形式技能、信息技能、战略技能”四个维度搭建了数字素养框架，相关概念模型为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国际组织研制基本技能指数提供了重要参考。总体来看，数字素养框架研究搭建起了从宏观政策号召到微观教育实践的桥梁，在数字素养实践层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力推动了有关教育实践活动的快速发展。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始陆续发布数字素养框架或涉及数字素养的发展规划（见图4），数字素养随之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研究逐渐进入素养测量、评估与教育实践的新阶段。

（四）研究热点主题

共词聚类分析法采用聚类的计算方法，对文章中共现的关键词的关联性进行运算，将关系密切的词聚集归类，有助于判断领域研究热点与方向[15]。使用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功能，设置时间切片为2、阈值为Top50、Pathfinder算法修剪，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5）并聚类，结果显示Q=0.8524、S=0.938，聚类结果合理。

共现图谱中关键词节点大小与关键词突现情况反映了国际数字素养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根据图5，比较明显的节点包括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互联网（internet）、信息通信技术（ICT）、教师（teacher）、儿童（children）、教育（education）、（数字）鸿沟（divide）等。为进一步明确共现关键词间的亲疏关系、深入探索领域研究热点，继续对关键词共现的聚类结果进行分析（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