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东盟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特征分析

摘   要：东盟一体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也逐步走向融合，但区域内部学生流动既非期望的“平衡流动”，也非无序流动，而是表现为围绕在主导中心的集群内部流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库，基于“流”的区域多中心，文章采用学生流动功能多中心的测度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东盟是学生流动的区域多中心结构，泰国和马来西亚是东盟区域学生流入的主导中心。东盟各国的平衡流动指数表明：东盟区域内部学生流动在各国平衡程度不一，存在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学生围绕“海属中心”马来西亚和“陆属中心”泰国形成的区域内部流动，区域间鲜少流动。地缘相近、区域一体化政策、马泰两国为吸引国际学生的政策、高校的国际化战略等因素推动了东盟区域国际学生流动多中心结构的形成。

关键词：多中心 东盟学生流动 平衡流动指数 区域一体化

2014年，阿特巴赫提出“学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核心”。未来国际学生数量增长空间较大的来源地预计在亚洲，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等国家。[1]这些国家对高等教育仍有需求，但自身尚未有足够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供学生选择，因此，这些国家的学生往往会结合留学成本优先考虑赴邻国深造。东盟一体化背景下，各国致力于打造区域高等教育共同空间。然而，尽管“亚洲国际学生流动”（Asian International Mobility for Students，AIMS）计划旨在促进区域学生的平衡流动，东盟内部学生流动却并非期望的“平衡流动”，反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区域多中心结构。本文将验证东盟内部国际学生流动是否呈现多中心结构，探寻其测量方法与影响因素，并归纳对区域学生流动的启示。

作为理解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新手段和新视角，“多中心性”和“多中心主义”近年来得到城市区域研究和规划界较多关注。[2][3]多中心概念在欧盟区域发展基金出资开展“欧洲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管理”（POLYNET）国际合作项目之后得到广泛研究。李（Li）等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演化进行了探讨，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合作正走向更加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在城市群尺度承担起了知识孵化器的作用，而在国家尺度又展示出知识合作枢纽的角色。[4]马海涛等使用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属性多中心和不同空间尺度的功能多中心的演化特征。[5]知识多中心被定义为一个区域的知识生产及区域内外知识合作的多中心结构[6]，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属性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以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为例，属性多中心性反映城市群内部知识生产在各城市间分布的差异;而功能多中心性则反映各城市同城市群内外城市开展知识合作的分布差异，表示不同地理尺度上城市外部连通性的分布不平等，一般有城市群尺度、国家尺度、全球尺度三种功能性尺度。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欧洲城市之间的学生流动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城市网络，其中的互连和整合模式都是网状的和对称的。[7]

据此，本文提出“学生流动多中心”的概念，表示一个区域及区域内外学生流动的多中心结构。由于国际学生流动本身就是跨国家行为，因此该“区域”指超越国家层面的空间范围，如东盟、欧盟。

一、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多中心测度

功能多中心的测度研究的逻辑起点为，将空间集合体概念化为一个由节点或地域单元及其之间联系构成的系统。[8]雷姆塔纳库尔（Limtanakool）等[9]在《基于“流”的荷兰城市系统的发展》中指出，区域多中心可以通过分析区域系统的结构（structure）、强度（strength）和对称性（symmetry）进行。本文以东盟区域内学生流动数据为基础，分析东盟区域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强度，以此论证东盟是学生流动的区域多中心结构。

（一）区域系统的网络结构

网络的结构维度用流熵指数（E）表征多中心区域各节点间的整体联系程度：

E=-

其中：n代表网络中节点的数量;Zi代表节点i的总通勤里程占网络总通勤里程的比重。E值介于0到1之间。E越接近于0，表示所有的流动都越发朝向单一节点，区域是完全单中心的结构;相反，E 越接近于1，表明E越强，节点间的联系也越强，区域应看作多中心结构。

采用此公式计算东盟区域内国际学生流动的分布差异，十个国家分别为十个节点，每个节点的总通勤里程指各个国家一年内接收的其他九国学生人数与输出到其他九国的学生人数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UIS）发现基于东盟区域内国际学生的流动，E在0.8左右，接近1，且逐年递增（见图1）。这表明东盟十国间学生流动越来越频繁且多向，区域的多中心结构特征愈显。

（二）区域系统的网络强度

强度反映了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就某节点 i（i = 1，2，……，n）而言，其在网络中的地位通过主导指数（D）来度量：

D=

式中：Ii为从其他中心流入 i 中心的总行程，Ij 为其他中心流向 j 中心的总行程，m为节点数量。D旨在测度相对区域的平均吸引水平，某节点吸引其他中心的流的强度。D的值介于0与∞之间，D值越大，此中心的强度就越大。若区域内D-1的中心数越多，则该区域越呈现“多中心”趋势，同时也表示区域流的均衡，没有极化现象。

根据UIS的数据，计算各个国家国际学生流动的主导指数D，Ii表示各个国家一年内接收的其他九国学生人数（见图2）。

从图2可看出，泰国和马来西亚学生流入的主导指数D>2，这说明这两国常年在东盟网络中保持主导地位，作为东盟区域学生流入的主导中心，特别是马来西亚，吸引学生留学的强度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此外，D>1的国家还有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作为“附属中心”的吸引水平较稳定，然而近年越南作为“附属中心”的强度越来越大，2016年其中心流的强度几乎要赶上泰国。

二、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多中心”

不平衡表征

关于平衡流动，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10]等人认为国际学生的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代表了一个国家国际学生流动的发展状况。在他看来，平衡流动不是国际学生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的绝对对等，而是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的差异小于10%，即可以认定为实现了学生的平衡流动。或者说，当一个国家国际学生的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的比率（平衡流动指数）在0.9～1.1之间，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国际学生平衡流动的国家;平衡流动指数高于1.1的国家为国际学生流入型的国家，且平衡流动指数越高，其国际学生流入的趋势越显著;平衡流动指数低于0.9的国家为国际学生流出型的国家，且平衡流动指数越低，其国际学生流出的趋势越显著。

在东盟区域内，地理位置处于半岛的国家有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泰国，大部分处于海洋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中泰国和马来西亚边界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刚好连接上述处于半岛的国家和大部分处于海洋的国家。因此，从地理位置和学生流动的角度，本文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定义为“海属国家”，其中马来西亚为东盟内国际学生流动的“海属中心”;将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定义为“陆属国家”，其中泰国为“陆属中心”，与“海属中心”马来西亚接壤。

基于如上划分，可以将东盟分为以泰国为“陆属中心”的“陆属国家”区域和以马来西亚为“海属中心”的“海属国家”区域。本文考察两区域在东盟内部的国际学生流动情况，并分别从两区域内部和区域间分析学生流动的区域性差异和区域间学生流动的不均衡。

（一）学生流动的区域性差异

将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可以发现2010—2016年学生平衡流动指数从0.64上升到0.76，越来越接近0.9～1.1平衡流动区间（见图3），且2010—2016六年间流入东盟的国际学生数增长了近56%。这表明东盟国家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同时，平衡流动指数小于0.9，这表明此区域依然以学生流出为主导。

东盟学生流动受地缘政治影响，表现为“陆属国家”和“海属国家”的学生流动存在区域性差异。从UIS数据库选取3年东盟内部学生流动的完整数据，计算出“陆属国家”和“海属国家”的平衡流动指数（见图4）。

整体上，“海属国家”区域平衡流动指数>1，学生流入人数大于流出人数，“陆属国家”区域平衡流动指数<0.9，学生流入人数小于流出人数，可见前者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强于后者。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内部最大的留学生逆差国（流出大于流入），每年流出的学生数占“海属国家”流出学生总数的6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接近85%（见图5）。相比“海属国家”的学生流出集中于印度尼西亚，“陆属国家”的学生流出在区域内分布更为均衡，除老挝每年流出的学生数占“陆属国家”流出数的30%左右，其他四国各占比15%上下。

尽管缺乏新加坡和菲律宾两个留学生输入大国，在东盟内部学生主要还是流入“海属国家”区域。其中马来西亚接收东盟内部学生数最多，占东盟区域学生流入总量的50%以上，占“海属国家”区域的90%以上，是“海属国家”区域内名副其实的区域学生流入中心。而泰国作为接收国，接收东盟学生数占“陆属国家”区域的60%以上（见图6），可以称得上是“陆属国家”区域的学生流入中心。但近年来越南接收区域内学生流入数逐渐增多，这表明越南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

总而言之，“海属国家”的学生流动较“陆属国家”活跃，且“海属国家”吸引力远高于“陆属国家”。在留学生输出上，“海属国家”的学生流出集中于印度尼西亚，“陆属国家”的学生流出在区域内分布均衡;在留学生输入上，马来西亚是“海属国家”区域学生流入中心，泰国是“陆属国家”区域的学生流入主导中心，但近年越南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在逐步提升。

（二）区域间学生流动的不均衡

从UIS数据库中选取2010、2015、2016三年完整数据，剔除新加坡和菲律宾的缺失数据，又因为柬埔寨和缅甸为区域内学生净流出国，同样不做统计。从而得到以下6国的区域内学生平衡流动指数（见下图7）。观察区域内学生平衡流动指数，可以发现马来西亚、泰国学生平衡流动指数远高于1.1，为典型的国际学生流入型国家;越南近年国际学生流入趋势显著，同为国际学生流入型国家;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老挝学生平衡流动指数大大低于0.9，是典型的国际学生流出型国家。

由下图8、图9可知，“陆属国家”学生流向本区域的比例常年为90%以上，“海属国家”学生流向本区域的比例也大多超过70%，而流向“陆属国家”区域的比例微乎其微。这表明东盟内部学生流动并没有实现地区间均衡，反而集中在主导中心（“海属中心”马来西亚和“陆属中心”泰国）周围实现集群内部的流动，两区域间的学生流动并不活跃。尽管东盟内外学生流动渐趋平衡，部分“陆属国家”学生流向“海属国家”区域，但绝大部分学生都只在本区域内流动，形成围绕主导中心的集群内部流动，并没有实现东盟内部区域间的流动。

三、区域国际学生流动多中心的影响因素

区域“流”的多中心的形成与“流”的方向和数量有关，以及与中心之间的整体联系程度、吸引力相关。国际学生流动受地理空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质量、国际化政策等推拉因素影响。通过对东盟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东盟是学生流动的区域多中心结构。国际学生集中在主导中心（“海属中心”马来西亚和“陆属中心”泰国）周围实现集群内部的流动，两区域间的学生流动并不活跃。除了地缘相近因素，东盟内部国际学生流动还受“自上而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和“自下而上”的高校自主行为的影响，且中心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措施促进了区域内学生流动的多中心。

（一）地缘相近促进区域学生流动的“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