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的转型逻辑与实现路向

作者: 刘向杰 张添翼

[摘要]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催生了数字化时代,推动了社会的转型,而且也成为变革当前少先队教育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使少先队教育面临价值取向重塑、主体关系重构和时空延展的重大转型。然而,在现实转型过程中,少先队教育存在少先队员对多元价值观的认知偏差,少先队教育内容和形式缺乏数字化创新,少先队辅导员数字认知滞缓、教学能力匮乏等困境。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转型须从满足少先队员的数字化发展需求、创新少先队数字化教育内容和形式、提升少先队辅导员数字意识与素养入手。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教育转型

该文为2021年度共青团中央重点课题“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的机理和路径研究”(21ZD007)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加速了社会新形态——数字化社会的产生。从数字健康到数字生活再到数字学习,数字技术已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数字化大背景下,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必然也会面临数字化转型与重塑。有学者指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变迁体现为资源形态的变迁、教学形态的变迁、学校形态的变迁以及社会形态的变迁[1],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再次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2],更有学者指出提升数字化时代教师的教学技术素养的基本路向在于重识教学技术的本真意义,挖掘教学技术的赋能功用,构建擅用技术的教学团队,助力技术融入教学过程[3]。少先队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坚守教育初心,更要传承政治使命。在以“数”为媒的社会生态中,少先队教育如何顺应时代发展特点并彰显其独特的教育价值是少先队工作者需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一、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转型何以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4]。围绕数字技术展开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少先队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不仅顺应了社会的时代发展需求,而且也将更凸显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独特的政治使命和教育价值。

1.价值冲击:少先队教育的取向重塑

数字化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开放多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化媒介体系在帮助少先队员认知世界的同时,也对其原有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冲击。少先队教育具有政治性、儿童性、组织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其价值取向主要基于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价值观的“独占”优势,但以上特点和优势在开放多元的数字化社会并不能构成少先队教育优质发展的条件。

明晰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价值取向首先要回到对数字化生存的本体论探究。尼古拉·尼葛洛庞蒂将数字化生存定义为“生存活动于现实社会的人,借助于‘数字化’构造一个‘真实’虚拟的而非想象、虚假的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平台”[5]。利用数字化搭建的虚拟信息交流传播平台,少先队员冲破了传统实在空间的地域界限,与不同地区和国家建立联结,进而了解多样的文化和价值观;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在拓展少先队员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潜藏着各种政治观念,有些政治观念致力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有些则倾向于破坏现有秩序,制造不必要的冲突和危机。以国家认同为例,卢梭曾言:“当一个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时,他所看到的应该是祖国”[6]。国家对少先队员的政治身份给予独特价值并大力宣传,以建构其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然而,随着数字虚拟交流平台的普及应用,多元价值理念(如通过数字科技打造的《美国队长》等影视文化作品)迅速融入少先队员的观念世界,这些理念的传播方式以数字技术为载体,以娱乐化的方式使其主动接纳,并通过构建理想的国家形态,美化作品中的生活场景,加大虚拟与现实的落差,有可能降低其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我身份光荣感的感知。因此,在数字化技术充斥少先队员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少先队教育价值取向既要继续坚持政治性和儿童性,又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注重批判性;既要坚持开展政治启蒙,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又要重视多元价值观对少先队员政治素养的影响,引导少先队员理性看待多元价值观中良莠不齐的现象,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忠诚的政治情感、坚定的政治信仰和良好的政治行为。

2.主体转变:少先队教育的关系重构

当前少先队教育主体关系是教师主动传授,学生被动接受的二元状态。从哲学角度看,其本质是主体和客体的割裂,是“我与它”的分离,反映在少先队教育中表现为辅导员是知识的“所有者”,少先队员只需要被动接受和存储知识。然而在数字化发展迅猛的今天,辅导员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也不再是教育的唯一权威,少先队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获得知识甚至在知识获取方面超越老师。主客背离的师生关系正在逐步解构,“我与你”的主体间新型师生关系悄然而至。马丁·布伯认为“我与你”代表的主体间性不等同于“我与它”的主体性。“‘我与它’意味着人之躯体与周围世界相分离……其所建立的乃是人之意识对作为对象之树的知觉,其所构筑的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鸿沟”[7]。这种关系恰恰反映了当前少先队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分离和隔阂。“‘我与你’是你与我相遇,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关系既是被择者也是选择者,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关系是相互的”[8]。也就是说,在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关系中,辅导员和少先队员均是教育主体,每个主体既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同时也被其他主体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是辅导员和少先队员、少先队员之间通过更加民主平等的合作、沟通及学习中产生的。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检索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了这种关系的形成。数字技术激活了少先队员的主体地位,少先队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扩宽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可以通过自由发问、民主交流的方式与辅导员产生观点碰撞,相较于传统的师生关系,师生主体间的关系建构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更为灵活、积极。

3.时空延展:少先队教育的要素重建

数字技术催生的虚拟时空打破了时间限制和空间壁垒。一方面,数字化时代实现了虚实空间的共生。数字化社会的空间机制打破了传统教育封闭性的“学校”格局,衍生出无所不在的教育空间布局 [9]。即少先队教育既存在于学校、少年宫等传统教学空间中,又存在于数字虚拟空间中,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线上学习已成为开展少先队活动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少先队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学习,以“云游”的方式参观革命圣地,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等。此外,少先队教育的物理空间也从以学校为中心转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多维空间。家庭“云端”少先队专题教育、以博物馆为代表开展的少先队主题活动说明家庭和社会在少先队教育方面的潜力。

另一方面,在线教育的普及部分消解了线性、不可逆和可度量的少先队教育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可逆、能够有序放大、压缩乃至编辑的虚拟教育教学时间[10]。少先队员通过对数字工具的操作实现了对时间加速、放慢、回看的自主控制。正是因为少先队员能够自主控制时间,所以他们可以依据自我的学习程度和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分配学习内容的时长,满足个体个性化发展需要。此外,数字时代的少先队教育从“共时”转向“历时”。少先队教育的“共时”指少先队员和少先队活动之间在同一自然时间下的相互作用,强调少先队员和活动的同时发生、同时进行;“历时”指少先队员教育活动内容的时间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强调通过对不同时间节点关键事件的体验,唤醒少先队员内心情感和理性认知,在数字技术帮助下,少先队员对教育内容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当下情景,可以通过对政治学习发展全貌的了解,自觉建构认知和情感。

二、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转型何以困难

少先队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迫切要求,但仍面临诸多困难。

1.毛羽未丰:少先队员的有限理性与多元价值的矛盾

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助于少先队员认识世界,又可能混乱其价值认同。这是少先队员有限理性和数字多元价值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少先队员的理性认知会受到大脑生理发育的影响 [11],他们虽然能够运用思维进行可逆性、组合性和结合性等运算,但其认知总体而言仍缺乏理性整合与认知,易产生价值观念冲突。而数字技术构筑的话语体系恰恰可能成为价值冲突滋生的温床。“后真相”是话语超越真相、观点决定事实的非常态化舆论生态,颠覆事实决定真相的基本规律,受众较难将关注点聚焦于事实和真相,言论的责任被弱化,容易催生焦虑、愤怒、偏激等非理性行为,甚至导致“群体极化”现象[12]。“后真相”时代对少先队教育的突出影响表现在少先队员易受制于舆论的错误引导,可能产生非理性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数字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凭借其技术优势,抢占虚拟世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控制舆论导向,重塑网络话语体系,特别是通过数字化媒介快速传播的情绪化的极端政治言论等,对少先队员政治认知的塑造产生极大冲击。

2.固步自封:少先队教育内容和形式缺乏数字化创新

数字化时代下的少先队教育内容和形式要求凸显了开放多元和沉浸体验的时代特征。少先队员的身份无论是“数字土著”还是“数字移民”,都需要思想引导,以确立并坚守正确的政治信仰。学校在开展少先队活动课时未能足够重视价值观危机,也无法保证少先队员的生活环境的“无菌”。因而,基于数字技术所引发的外部环境变化,教育者必须意识到将包含极权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霸权主义等在内的多元价值观对少先队员的影响;同时,还要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地通过比较分析,帮助少先队员抵制不良价值观念的错误导向。

当前少先队教育活动形式丰富多样,但活动实际效果有待商榷。其一,学校少先队教育活动形式趋于固定化、形式化和表面化。其二,学校少先队教育活动忽视少先队员全景式、沉浸式和真实性的活动体验,没有认识到少先队员情感体验的重要教育意义。认识和感受与认知过程的其他部分存在直接且广泛的联系[13],只有个体全身心参与体验一项活动,并将这种体验深入性情中,才能真正内化知识与经验。然而,当下的少先队活动仍隅于身体在场、身心分离的教育活动形式,缺乏数字化元素的融入,特别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影像现实(CR)更是鲜有出现于校园。。

3.力不胜任:少先队辅导员数字认知滞缓与教学能力匮乏的叠合

2021《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强调了数字素养和技能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指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14]。

少先队辅导员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指导者和引导者,其数字素养部分决定了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的质量。当前少先队辅导员对数字化的认知存在误区,表现在辅导员将数字化发展等同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回应少先队教育的数字化变革时,只是刻板地把数字技术引入少先队教育活动领域中,或者将数字技术与少先队员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做简单拼接,并没有意识到伪装在数字形态下的、可能披着“糖衣炮弹”的非主流价值观对少先队政治认知产生的不良影响和潜在危害。

此外, 少先队辅导员缺乏一定的数字教学能力。数字教学能力指教师深入应用数字技术、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管理方式、提升科研水平、促进自身专业发展[15]。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数字化教学主体关系认识滞后。数字化时代少先队员的成长需要不再是对信息数量的需要,而是对信息质量理性认知的需要。这就要求辅导员要重新审视与少先队员的主体关系,改变以往师生二元对立的教学关系,寻求适应数字化时代少先队教育的新型主体关系。其二,辅导员开展线上少先队活动教学能力匮乏。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期,线下开展少先队活动教育受阻,线上活动成为推进少先队教育发展的有效补充。值得注意的是,线上少先队活动课大多取材于由全国少工委组织录制的、具有普适性特点的名师课堂。然而,少先队辅导员面对是鲜活独特的少先队员个体,名师课堂无法满足每个少先队员的发展需要。这就要求少先队辅导员要积极探索线上少先队活动的内容及模式,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指导和培训,辅导员开展的线上少先队活动最终只能流于对名师课堂的简单模仿,忽视了对少先队员个性发展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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