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集体”：供需视角下我国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路径

摘要：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校心理健康建设越来越被强调与重视。基于全国多省县乡学校实地调研，从“供给—需求”视角指出当前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困境，例如目标偏差、理念错位、方法失当等。基于此，提出县乡学校应采取回归“集体”这一路径，以低成本、高质量的心理健康建设回应日益严峻的县乡学生社会化成长问题，切实实现学校心理健康建设以预防为主的目标，实现供需适配的理想状态。

关键词：集体；供给—需求；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同辈群体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4）27-0009-05

一、引言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十二个部门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方案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1]。《2022年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青少年抑郁、孤独、手机成瘾问题随着年级升高而愈加严重[2]。《2020—2021年中国乡村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乡村小学生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为25.2%，焦虑风险的检出率为25.7%；乡村中学生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为20.0%，焦虑风险的检出率为43.6%[3]。

随着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并积极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近年来，我国校园心理健康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师资以及物质资源有限的县乡学校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县乡学校，如何因地制宜，采取更为契合县乡学校特征的校园心理健康建设路径，对于低成本、高质量提升校园心理健康建设效果十分重要。近两年来，笔者及所在团队在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江西、山西、河南、湖南、贵州、四川和湖北等11个省份开展了多次县乡教育专题调研。基于全国多省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专题调研材料，本文试图从“供给—需求”视角探讨契合我国县乡学校、师生及学生家庭实际情况的校园心理健康建设路径。

二、“供给—需求”视角下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困境

我国县乡学校作为心理健康建设的“供给端”，在心理健康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例如心理健康服务“供给”在许多情况下与家长及学生的实际需求不匹配，造成供需错配。

（一）县乡学校“供给端”现状及问题

当前，我国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心理健康专业服务效果有限。

当前学校心理健康建设的标准、方案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要求学校按照相关规定配备心理辅导室、专业心理教师，开设心理课程等。但是绝大部分县乡学校特别是普通城区学校与乡镇及农村学校难以招聘到专业心理教师，多数情况下，心理辅导教师由其他学科教师考取心理资格证或参加培训后兼任；部分学校虽配备了心理辅导室，但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第二，主流的一对一心理干预方式不适合县乡学校。

当前，学校心理干预方式受心理学主流理论与专业咨询辅导及诊疗方式的影响，以个体化干预的方式为主，即通过量表测试筛选出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建立心理档案，之后心理教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心理辅导。大多数学校由于专业心理教师师资不足，此项工作无法有效开展。未来建议县乡学校挖掘现有师资力量，提升班主任及学科教师的心理辅导能力。

第三，县乡学校在安全责任压力下过度注重心理问题学生的专业筛查及诊疗。

当前，政府与地方教育部门对县乡学校施加了非常大的安全责任管理考核压力，一旦学生因心理健康问题出现安全事件，特别是引发了媒体与公众的关注，便会对学校心理健康工作流程是否符合相关制度及程序规范进行倒查。学校为避免此类事件，必须做到“事事留痕”与“尽职免责”。另外，学校在发现学生心理问题较为严重后，为防止学生今后出现意外事故造成家校冲突以及受到地方政府及教育部门的问责追责，往往会联系家长，要求家长带子女到专业机构进行干预治疗，心理问题学生由此被转介，进入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医学模式治疗及矫正阶段[4]。理论上的心理健康咨询与服务主张在现实情境中走向“安全管理”乃至“追责—避责”的实践逻辑。

（二）县乡学生心理问题的诱发因素和现状

从全国多地的调研来看，我国县乡学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发因素和现状如下。

1.家庭关系不和谐引发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前我国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会干扰甚至中断未成年子女社会化的正常进程，从而对其人格、心理发展和行为模式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5]，成长于非双亲家庭结构中可能会造成学生在青春期成长过程中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6]。一些县乡家庭虽然没有破裂，但存在家庭长期的离散化、夫妻与亲子关系失和以及家庭暴力等问题，对青少年社会化成长同样存在负面影响。

2.手机沉迷引发的问题

随着数字社会与城乡中国的快速发展，许多县乡儿童脱离家庭与学校的监管，遁入虚拟世界当中获取娱乐、社交、情感以及价值维度的需求满足[7]。长期沉迷于虚拟现实世界，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圈层化社交、网络不良群体及价值观的影响，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穿梭中感受到身心的撕裂，产生诸多负面情绪，同时失去在现实中建立正向关系的能力与条件，甚至引发亲子、师生、同辈群体之间的激烈冲突，由此遭受到来自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双重压力，出现心理问题。

3.社会交往不良引发的问题

部分县乡学生的问题主要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例如，有学生因交友不慎、友情断裂、失恋等受到伤害，由此产生心理问题；有学生因受到同辈群体的长期欺凌，又得不到来自家庭及老师的帮助，久而久之产生心理问题；有学生因为性格等因素在人际交往中屡屡受挫，进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还有一些学生因同辈交往受到父母等的限制与干预，叠加其他因素，引发了心理健康问题；有学生因为师生关系存在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而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4.频繁流动及突发事件引发的问题

一些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因父母工作调动及家庭迁移而选择随迁就读，在频繁流动中难以建立稳定的同辈群体关系，还会受到教育竞争、阶层差异以及交往不畅等因素的影响，由此产生心理问题。还有一些学生因突发事件遭受情感或精神创伤，未得到来自家庭、老师以及同辈群体及时有效的情感支持，久而久之产生了诸多心理健康问题。

5.学业压力过大引发的问题

在县乡范围内，因学业压力较大而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往往来自父母对子女学业成绩要求特别高、教养方式过于严苛的家庭，尤其是县域中产家庭，家长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对子女的要求超出了其实际能力，生活上又限制太多，由此引发了焦虑、抑郁等问题。

综上，县乡学校学生心理健康受多种因素影响，心理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学生和家长对心理服务的需求较高。

（三）心理健康建设供需错配困境

当前，县乡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与青少年的实际需求不符，出现目标偏差、理念错位、方法失当以及效果有限等问题。

1.目标偏差

行政主导的学校心理健康建设路径在实践操作中很容易产生目标偏差。学校心理健康建设的目标是提高学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及时对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筛查与干预，对已经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干预治疗。但在行政化压力之下，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容易流于形式，效果不明显。在考核问责压力之下，县乡学校倾向于依据量表诊断结果将学生推向其他专业机构。

2.理念错位

当前，县乡学校心理干预的基本理念是心理科学理论，主要采取一对一的干预方式，实践效果不太好。这是因为青少年在社会化成长阶段有其阶段性特征，具有结构性原因。这一时期青少年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绝大多数是非病理性问题，个体化的干预方式很难取得效果。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青少年爱好跟风与模仿，受网络媒体的影响，或为获取身边人的关注与情感关怀，或只是单纯觉得很有意思、很酷，便宣称自己有心理疾病，甚至模仿他人采取自残行为，由此导致其心理量表测试与行为表现都符合患有心理疾病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心理教师或心理机构很难对症下药，进行有效干预。

3.方法失当

在心理健康建设过程中，一些学校通过与家庭、社会协作的方式开展各类活动，但在安全至上的管理理念下又限制学生的课间活动与课后集体活动，导致心理健康建设流于形式，加重了各方的负担。依据心理健康量表测试结果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并过早、过多引入专业机构的诊疗方法，使得青少年心理问题干预过度医疗化，很容易给青少年以“我有病、我是病人”的心理暗示，导致其与同学和老师之间的区隔加深。

4.效果有限

首先，追求科学性、规范性的心理健康测评与心理咨询服务往往流于形式化与程序化，达不到教育与预防的效果。其次，专业化、个体式的诊疗往往使得学生被标签化，被老师及同学“区隔”对待，无助于这些学生获得来自老师与同辈群体及时有效的支持。最后，在心理问题学生被推向专业化的干预与诊疗后，家长教养成本与精力投入大幅增加，许多县乡家庭受家庭经济条件及家长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对子女的心理问题或有心无力，或不愿意进行干预。在上述情况下，心理问题学生无法获得来自家庭、老师及同学的正面支持，心理健康水平急剧下降。

三、回归“集体”：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的恰当路径

诸多学者指出，从“病理”和“问题”视角看待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9]，将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做个体化、问题化与线性化处理的传统病理学心理服务与干预诊疗模式并不适合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与县乡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实际需求不相匹配。县乡学校在心理健康建设过程中，应从医学治疗视角转向社会心理视角，把问题看作提升学生抗逆力的契机[10]，避免一味否定青少年成长的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将之过度问题化与病理化，避免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疾病化、标签化。正如儿童社会学家科萨罗[11]所言：即便在最穷困潦倒、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儿童也会规划、建造他们自己的世界。基于上述分析，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可采用另一条核心发展路径——回归“集体”，去标签化、去问题化地看待县乡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及心理困境，以重塑他们的抗逆力，增强其情感能力。

（一）回归“同辈群体”的现实交往世界

科萨罗[11]指出，儿童在参与“成人—儿童”互动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不安感，不安感源于他们在家庭中经历过的压力、冲突甚至是暴力。对于父母的过错，儿童常常会返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责备自己。而同伴文化中的常规活动像一个疗伤的天堂，儿童可以此应对、缓解家庭不良经历引发的焦虑。

研究表明，儿童尝试通过设计和参与同伴文化中一系列的日常活动来应对他们生活中面临的困惑、关注的问题及恐惧和冲突，学会共同行事、分享，获得情感满足，建立友谊，发展社会身份，学会自主与控制[11]。青少年心理学研究也普遍发现，同伴参与式教育模式在改善青少年人际关系紧张、降低学习压力、减轻负面心理情绪等方面有积极作用[12]，来自核心同伴网络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13]。

县乡学校是当前县乡学生与同辈群体交往互动的主要场所。在学校中，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同辈群体，参与丰富多彩的线下社会交往活动，也能接触到智识与修养在县乡半熟人社会中处于表率位置的老师。这使得县乡学校成为进行情感教育、培育学生情感能力的重要场所。在县乡学校中，在班集体内，学生可回归同辈群体的现实交往世界，抚慰来自家庭的伤害，避免沉溺于虚拟世界。学校可通过学生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队伍的建设，发挥同辈群体互助性交往的正向作用，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

（二）回归“学校集体”多元的生活世界

在《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作者戴维·A.卡普基于田野调查详细描述了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层面的诸多特征对于个体面对情绪困扰时的集体脆弱性的影响，并给出了一个理论方程式：医疗化+断联+后现代化=个人错位。作者认为，重新发现社群是治疗诸多疾病的最佳良药[14]。这对当前我国县乡学校心理健康建设具有很大的启发。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以及阶段性的心理亚健康问题处理皆可通过创造、回归“集体生活”的方式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