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及教育建议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青少年的智能手机成瘾问题逐渐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青少年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父母的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对青少年手机使用的干预策略等。父母可采用的预防或干预策略有：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给予青少年充分关注；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加强亲子陪伴，科学引导青少年使用手机，等等。

关键词：智能手机成瘾；家庭因素；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3）06-0078-03

一、引言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在全世界广泛普及。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网民中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人数已占总人数的99.7%。在1.83亿未成年网民中，65%的网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智能手机[1]，并且青少年已经逐渐成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主要群体之一。

在新冠疫情特殊背景下，智能手机给青少年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便利，很多青少年通过智能手机居家上网课，了解疫情实时动态信息。然而，青少年的自控力较低，相比于成年人，他们更容易对智能手机成瘾[2]。智能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是指个体过度使用和依赖智能手机，进而导致身心受损的一种行为成瘾。智能手机成瘾者通常有以下表现：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失去控制，使用频率过高或在重要场合无法控制手机使用行为；心理上对智能手机产生依赖，过多关注手机与手机空间，忽视周围环境和现实生活；出现戒断症状，即当不能使用智能手机时，会产生焦躁不安、失落、暴躁等负面情绪；对个体的人际、学习、工作等产生不良影响。研究发现，使用智能手机对青少年的学业发展、人际交流和休闲娱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然而一旦发展为智能手机成瘾，就会影响青少年的睡眠质量，导致青少年学业成绩下降、主观幸福感降低、人际适应困难，甚至引发焦虑和抑郁[4-7]。本文分析了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智能手机的影响，并提出了教育建议。

二、影响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家庭因素

（一）家庭环境

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主要抚养者等因素都对青少年的智能手机成瘾有着影响。相较于居住在城市的青少年，居住在城市郊区或下属县区青少年的手机成瘾情况较严重。这可能是因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孩子有机会得到更多的手机使用的科学引导，能够更健康地使用手机[9]。此外，独生子女和由祖父母抚养的青少年有着更高的智能手机成瘾风险[10]，可能的原因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在家庭中缺少玩伴，容易将注意力转向智能手机；而由祖父母抚养的青少年，由于祖父母对手机使用知识的缺乏，使他们很少在手机使用上得到科学的指导。

（二）家庭关系

父母冲突可能导致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这是因为父母间的冲突会“外溢”，影响亲子间的互动；经常发生言语或身体攻击的父母会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和行为，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去关注孩子的需求[11]，青少年如果从父母那里得不到关爱，就可能会通过智能手机到网络中寻求关爱。此外，感知到父母冲突的青少年会直接从父母那里习得解决问题的消极模式，如逃避问题，以致沉迷网络[12]。

（三）父母的智能手机使用情况

父母低头族是影响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新兴家庭风险因素。低头族（ phubbing）是指那些只顾低头玩手机而无暇顾及或冷落其他人和事物的一群人[13]。父母低头族指只顾低头玩手机而无暇顾及或冷落孩子的父母群体。父母不良的手机使用习惯给孩子作出了错误示范，影响孩子的手机使用行为，导致手机成瘾问题。

累积生态风险理论指出，父母低头族会降低亲子沟通质量，使家庭成为缺乏父母关注的不舒适场所。只顾低头玩手机的父母关注点不在孩子身上，与孩子的沟通更多停留于言语信息，忽略很多非言语信息，从而很难实现高质量的亲子沟通，致使青少年转而向网络世界寻求安慰，引发智能手机成瘾[14]。

（四）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抚养、教育儿童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包括父母所展现出来的教育观念、对待后代的态度，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所有言语和行为[15]。研究发现，父母越多采用情感温暖这种积极的教养方式，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可能性越低。相反，父母更多采用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控制性和惩罚性等消极教养方式，则可能增加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风险。不恰当的父母教养方式会阻碍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根据心理需求满足的网络补偿理论，需求受挫是个体使用网络的动力之一，当现实生活中的心理需要无法被满足时，青少年可能会转向网络世界寻求补偿[16]。

（五）父母对青少年手机使用的干预策略

父母干预（parental mediation）是指父母为了避免媒介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而主动采取措施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17]。有研究者将父母干预分为五种方式：积极干预——父母通过解释和讨论等互动形式对媒介内容、使用方式等提供指导；时间限制——父母严格控制媒介使用时间；内容限制——父母对媒介内容进行控制；共同使用——在没有指导或讨论的情况下，亲子共用媒体；父母监控——父母跟踪孩子的在线活动和历史使用记录[18]。

在这些干预方式中，积极干预注重亲子之间的平等交流，这种基于对话和讨论的干预方式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从而保护他们不受不良媒体内容的影响。相反，限制型策略并非干预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有效策略。研究表明，内容限制和父母监控会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智能手机成瘾。父母限制青少年媒体内容使用可能会引发青少年的逆反心理，使青少年对父母不允许的内容更感兴趣。父母监控会使青少年感到心理受控，当父母的监控力度超过他们所能忍受的范围时，他们会认为自己无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可能会选择反抗，故意违背父母的意志[19]。

三、家庭教育建议

第一，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

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应注意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并妥善地处理家庭矛盾，为孩子的成长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让孩子感受到家庭温暖。父母要避免使用心理控制、惩罚、忽视、溺爱等消极的教养方式，应采取情感温暖等积极的教养方式，尊重孩子的人格，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从而降低他们沉迷于智能手机的风险。

第二，加强亲子陪伴，科学引导孩子使用手机。

缺乏父母关注的青少年往往有更高的智能手机成瘾风险。因此，父母平时应加强亲子沟通，在手机使用上给予孩子科学的引导。同时，父母应当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避免让自己成为低头族。加强亲子陪伴，多带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如逛公园或参加体育锻炼，增进孩子身心健康，避免其因缺少陪伴而沉迷于智能手机。

在人类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机的时代背景下，强硬限制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不可取也行不通。父母应尽量采用沟通、互动等积极干预策略，耐心地和孩子讨论智能手机使用问题，共同制定使用规则，循序渐进地引导孩子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5724037685745534&wfr=spider&for=pc

[2]Han L，Geng J，Jou M，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 Chinese young adults：mediating roles of self-control and attachment anxiet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7，76（11）：363-371.

[3]Lepp A，Barkley J E，Karpinski A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ll phone use，academic performance，anxiety，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college student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4（3）：343-350.

[4]刘庆奇，周宗奎，牛更枫，等. 手机成瘾与青少年睡眠质量：中介与调节作用分析[J]. 心理学报，2017，49（12）：1524-1536.

[5]Li J，Lepp A，Barkley J E. Locus of control and cell phone use：implications for sleep quality，academic performance，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5（52）：450-457.

[6]胡荣婷，彭妤，毛惠梨，等. 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和人际适应的关系：情绪调节效能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1）：156-160.

[7]刘云波. 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的影响：正念的调节作用[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8]刘勤学，杨燕，林悦，等. 智能手机成瘾：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1）：82-87.

[9]周楠，王少凡，朱曦淳，等. 中国儿童青少年手机使用与手机成瘾行为及相关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2022，43（8）：1179-1184.

[10]李昌镐. 韩国青少年智能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2014（2）：9-15.

[11]Fauber R，Forehand R，Thomas A M C，et al. A mediation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mari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 adjustment in intact and divorced families：the role of disrupted parenting[J]. Child Development，1990，61（4）：1112-1123.

[12]邓林园，张锦涛，方晓义，等. 父母冲突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冲突评价和情绪管理的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28（5）：541-544.

[13]Roberts J A，David M E. My life has become a major distraction from my cell phone：partner phubbing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romantic partner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6，54（1）：134-141.

[14]李董平，周月月，赵力燕，等. 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心理需要满足和积极结果预期的中介作用[J]. 心理学报，2016，48（12）：1519-1537.

[15]Darling N，Steinberg L.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an integrative model[M]. Psychological Bulletion，1993，113（3）：487-496.

[16]井立沛，李振兴，程显新. 教养方式对中学生问题手机使用的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1，36（6）：1-6.

[17]Warren R. In words and deeds：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mediation of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J]. The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2001，1（4）：211-231.

[18]Nikken P，Jansz J. Developing scales to measure parental medi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internet use[J]. Learning，Media and Technology，2014，39（2）：250-266.

[19]陈艳，陈红，谷传华. 父母干预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关系：一项追踪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2021（8）：65-72.

编辑/于 洪 终校/黄偲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