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受欺负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研究

摘要：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作为一种对青少年的身体、心理产生双重伤害的问题行为，一直备受心理学界关注。随着近年来校园安全问题的频繁发生，且受欺负青少年被发现有更多的自伤行为，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二者间的关系。对当前研究中青少年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以往研究的局限，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启发，从而更好地理解并预防由受欺负事件带来的青少年自伤行为。

关键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受欺负；内在机制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3）26-0004-06

作为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非自杀性自伤（简称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这一社会适应问题已引起社会大众和相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校园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欺负、受欺负事件频繁发生，而受欺负青少年被发现有更多的自伤行为。关注青少年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了解自伤的影响因素并预防和干预自伤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关于受欺负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但结果却不尽相同，且国内关于二者关系的探讨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同时，对二者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以往研究的局限，以期更好地完善青少年自伤的干预方案。

一、自伤行为与受欺负概述

（一）自伤行为

自伤行为指个体在没有明确的自杀意图情况下，故意、反复地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比如用利器割伤、打火机烧伤、咬伤、以头撞墙等；这种行为不具有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但不被社会所认可[1-2]。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青少年是自伤行为发生的主要群体，且自伤者占青少年总人数比例较高，如英国青少年自伤行为检出率为16.9%，美国青少年自伤行为检出率为17.7%至28.0%[3-4]。而我国初高中生自伤行为检出率分别高达33.8%和33.7%[5]。已有研究证明，自伤行为与一系列非适应性心理和行为有关，有自伤经历的青少年更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6-7]。有自伤经历的青少年相较于一般个体有更多的外化问题，如攻击性行为、药物滥用等[2，8-9]。不少研究还发现，自伤是青少年自杀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但由于其隐蔽性的特点，自伤行为易被教育者和研究者所忽视[6]。目前，自伤行为已作为一种单独的行为障碍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鉴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高流行性和高危害性，开展有关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研究以寻找有效的自伤干预方法尤为重要。

（二）受欺负

国外有研究者将欺负（也称欺凌，Bullying）定义为力量不平衡的同伴之间重复发生的伤害性行为[10]。而国内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教育部等11个部门2017年联合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其中学生欺凌被定义为“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事件”。尽管目前学界关于欺负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我们可以看到欺负行为的一些典型特征：力量不对等、时间持续性和年龄段同一性[11-12]。在欺负中，主要存在四类典型群体：欺负者、受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和旁观者[13]。其中，受欺负（Bully Victimization）指青少年重复地暴露于同伴故意的伤害行为中，包括身体、言语和关系受欺负等传统受欺负[14]。近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还出现网络受欺负[15]。作为欺负行为中的弱势群体，受欺负者往往表现出各种内化问题，如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甚至出现自伤或自杀行为[16-17]。

（三）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关系

追溯相关文献发现，自伤行为的诱发因素有很多，如羞耻感、反刍思维、友谊质量、睡眠质量不良等[18-21]。近年来有研究者探讨了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关系，大量研究表明，受欺负对青少年自伤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16-17，22]。国外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受欺负青少年的自伤率是未参与青少年的1.68倍[13]。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同伴伤害是青少年自伤的主要相关因素之一，且受害者的自伤发生率是其他个体的2.1倍[22]。甚至还有研究者发现，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3]。但就目前而言，国内关于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鉴于受欺负与自伤行为对青少年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可能会使其走上一条不归路，因此对二者关系及其潜在机制的探讨很有必要。

二、受欺负影响自伤行为的内在机制

（一）理论模型

一般压力理论（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GST）指出，使人产生紧张感的刺激事件/情景（如被欺负）会引发个体焦虑、愤怒、抑郁等负性情绪，而个体又无法通过已有经验或能力去应对这些负性情绪以适应环境需求时，其生理、心理就会产生被压迫的主观感受，进而可能通过一系列病态行为（如自伤）来缓解或解除压迫感[24-25]。换句话说，一般压力理论强调“压力源—负性情绪—压迫感—心理适应问题”这一路径。具体到霸凌行为，受欺负对于青少年而言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压力事件，会引发负性情绪并产生压迫感，这时他们可能会采取自伤这一非适应性策略来进行调节[17，26]。

情绪管理模型认为，在强烈负性情绪的作用下，个体会为了管理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绪而使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换言之，自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体缺乏足够的情绪管理能力[27-28]。就一般个体而言，通过情绪调节来控制受欺负体验可能是一种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因此帮助受欺负者改变对受欺负行为的消极归因方式，会使他们对自己有效应对逆境的能力充满信心[29]。但对于自伤青少年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自伤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被使用[30]。

人际关系模型（the interpersonal model）指出，社会关系困扰经历可能导致个体实施自伤，强调自伤行为是环境或家庭功能失调的结果，也即个体所处的环境会无意中支持或强化自伤行为[31]。这也是由自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获得社会支持或增强与他人之间联结的功能所决定的，符合自伤的功能模型[6，32]。青少年时期个体会面临许多发展危机，尽管他们努力寻求个体独立，但同时也有强烈的归属需要[11]。对青少年来说，受欺负是一种负性人际事件，而人际关系和情绪管理障碍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在遭遇他人欺负后，青少年可能通过自伤来减轻因受欺负而出现的负面情绪并获得社会支持[33]。

同样，易感性—应激模型（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也对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有解释作用[34]。该模型早期主要考虑生物因素，后来人们开始把社会心理因素引入这一模型。在对自伤行为的解释中，该理论同样认为，受欺负是一种应激性生活事件，并且是一种应对个人不良认知、艰难环境、压力或灾难组合发展而来的内化和外化行为问题的结果[24]。当个体具有某种特殊的易感因素时，面对同样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即受欺负时，会对其身心造成伤害，相较于不具有该易感因素的个体，更可能表现出自伤行为[35]。

（二）中介机制

本部分将基于目前国内外研究，并结合受欺负影响自伤行为的相关理论，从受欺负影响自伤的中介因素切入，系统阐述青少年受欺负对其自伤行为的潜在作用机制。

1.负性情绪

正如一般压力理论模型所述，受欺负这种压力刺激会导致个体产生焦虑、愤怒、抑郁、羞耻等负性情绪，从而使个体产生被压迫感，使其通过病态行为如自伤来缓解或解除压迫感[24]。陈红、李艺和李运端等[25]基于一般压力理论展开实证研究，发现负性情绪在网络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此外，抑郁、羞耻等负性情绪也被发现在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有中介效应[15，36]。国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受欺负青少年会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进而表现出更多的自伤行为[7]。在纵向水平上，也有研究者揭示负性情绪在受欺负与自伤之间有跨时中介作用[13]。也就是说，由受欺负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可能持续时间较长，并会增加青少年实施自伤的可能性。

2.环境因素

根据自伤的人际关系模型，个体的自伤行为会受到所处的环境无意中的支持或强化[31]。一方面，当受欺负的青少年感知到强烈的同伴排斥或拒绝，其归属和关系需求会受到阻碍，他们会倾向于采用自伤策略来缓解由于需求受阻而产生的负性情绪[25]。另一方面，自伤行为可能会帮助个体逃避同伴欺凌，改善同伴关系[6]。国内研究表明，网络受欺负会通过社会排斥影响大学生自伤行为，也能通过体验回避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25，36]。一项国外的追踪研究发现，若受欺负的青少年一年后仍感知到较低的同伴接纳，则更容易出现自伤。此外，学校参与和亲子沟通也在青少年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都强调了学校和家庭因素在青少年自伤干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5，37]。

（三）边界条件

从实证研究和理论模型的角度而言，受欺负作为一个负性事件对青少年自伤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程度又不总是相同的，可能会因个体的内部特征及所处环境而异。

1.个体因素

大量研究发现，个体因素在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内有研究者面向青少年探究反刍思维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发现相对于低反刍思维，高反刍思维个体遭受网络欺负后更可能出现自伤行为[20]。国外研究也表明，当受到欺负时，高感觉寻求者相较于低感觉寻求者更可能实施自伤行为[37]。同时，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个体间变量，也被认为在网络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38-39]。但性别一般会与其他因素（如认知风格）共同作用于受欺负与自伤的关系[40]。具体而言，男生的反刍思维低于女生，因此女生在遭受欺负后，会由于反刍思维的风险作用更可能出现自伤。但以往研究大多采用横断研究，只限于网络受欺负这一特定类型，对于性别的调节机制研究不够深入。

2.家庭因素

青少年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如受欺负后，通常会向比自己力量强的对象寻求安慰与帮助，主要是父母[7]。但是并非所有的父母在孩子受欺负后都能够理解并保护他们免受二次伤害。家庭功能、父母给予孩子的关注、支持及接纳、教养方式等，都会影响青少年在受到欺负后的应对方式[7，17，30，41]。一般而言，在良好家庭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在受欺负后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及时的心理安慰和支持应对策略，因而无论再次受欺负的可能性或通过自伤来缓解心理痛苦的倾向都更低。实证研究表明，高水平的父母支持与亲子沟通质量均能缓冲受欺负与自伤的关系[7，15]。此外，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也会影响青少年受欺负后是否会采取自伤行为[42]。例如，权威型教养能降低网络受欺负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而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43]。

3.学校因素

根据青少年受欺负事件发生的空间差异性，通常可以将欺负分为线下欺负和网络欺负，其中线下欺负主要指校园欺凌。作为青少年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学校环境对个体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而校园受欺负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44]。受欺负是一种负性人际事件，遭遇他人欺负的个体通常会感受到被排斥，而根据自伤的情绪管理模型，这种被排斥感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自伤[31]。研究发现，同伴排斥会增加受欺负青少年自伤的风险[45]。相反，较高水平同伴支持会降低个体因受欺负而选择自伤的概率。根据个体发展理论，随着个体进入青春期，其行为表现会更多受到同伴的影响，其中友谊质量会影响个体在许多情境中的表现[46]。国内外研究均指出，友谊质量越高，个体受欺负后出现自伤行为的可能越小[20]。

三、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