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的差异分析研究

摘要：为了考察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高中生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和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测量了785名高中生的抑郁症状及其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结果发现：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越多采用认知沉浸、表达宣泄和表达抑制三种策略。当调节积极情绪时，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越多的认知沉浸和表达抑制策略；当调节消极情绪时，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越多的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宣泄和表达抑制策略。相比无抑郁和抑郁高中生，阈下抑郁高中生的情绪调节策略具有一定的识别和干预价值。可资于情绪调节相关研究的循证，以情绪调节策略为突破点和切入点，有的放矢地对高中生抑郁问题进行精准干预，为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情绪调节；抑郁；阈下抑郁；认知重评；表达宣泄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3）34-0010-06

一、问题提出

依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抑郁症以心境低落和快感缺失为核心症状，以自我苛责、无价值感、精力不足、体重异常增减、失眠或嗜睡等为附加症状。阈下抑郁（Sub-threshold depression）是指具有一定抑郁症状但不满足重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一种状态。相比无抑郁症状，阈下抑郁发展为抑郁症的可能性为无抑郁的1.75倍。

高中生正处于人格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自我意识、情绪调控、人际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极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行为问题。

考虑到高中生正处于抑郁症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有必要从抑郁发展的连续性角度出发，同时考察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高中生三类群体，加深对抑郁发生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为精准识别和有效干预抑郁早期症状提供证据。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了达成情绪调节目标而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来调控自身的情绪体验、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

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与各类内化症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张少华、桑标、刘影等[1]的研究发现，初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少，使用认知沉浸和表达抑制等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多，但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会受情绪效价的影响。

少年强则国强，高中生的抑郁问题不仅关乎其个人积极发展，更影响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破解高中生的抑郁困境应属当务之急。

本研究以高中生为样本，考察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高中生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

假设1：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越少，而使用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越多；

假设2：情绪效价可能会影响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对具体策略的使用。可资于情绪调节相关研究的循证，以情绪调节策略为突破点和切入点，有的放矢地对高中生抑郁问题进行精准干预，为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2022年9月新学期开学，采取方便取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市某高中抽取高一、高二和高三共28个班级，进行团体施测。经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785份，有效率为94.75%。其中男生387人（49.3%），女生398人（50.7%）；高一222人（28.3%），高二289人（36.8%），高三274人（34.9%）；独生子女285人（36.3%），非独生子女500人（63.7%），平均年龄16.07±2.40岁。

（二）研究工具

1.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用于评定个体最近一周的抑郁水平[2]。问卷共 20 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评分。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93，将 CES-D 总分＜ 24 分的高中生筛选为无抑郁组，将 24 分 ≤CES-D总分＜ 29 分的高中生筛选为阈下抑郁组，将 CES-D总分 ≥29 分的高中生筛选为抑郁组。本研究筛选出的阈下抑郁高中生指亚临床轻微抑郁青少年，抑郁高中生更多指非临床抑郁青少年。

2.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

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ADERQ）用于测量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的频次[3]。

认知重评是指个体重新赋予情绪刺激一个不同以往的意义，改变对已经发生的情绪事件的理解和认识；

认知沉浸是指个体反复思考情绪本身以及情绪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

表达抑制是指个体在外在行为上隐藏自己内在的情绪体验；

表达宣泄是指个体在外在行为上表露自己内在的情绪体验。

问卷共 35 个项目，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问卷分为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个分问卷，都包括情绪调节的四个维度。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5，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介于 0.75～0.90。

（三）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主试由班主任和一名科任教师担任，施测前集中培训所有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研究采用SPSS26.0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CES-D总分＜24分的高中生被筛选为无抑郁组，共625人，占样本总数79.62%；24分≤CES-D总分＜29分的高中生被筛选为阈下抑郁组，共78人，占样本总数9.93%；CES-D总分≥29分的高中生被筛选为抑郁组，共82人，占样本总数10.45%。

为了考察性别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组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χ2（2）= 5.02，p=0.08 >0.05。

为了考察年级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组在年级上无显著差异χ2（4）=3.66，p=0.45 >0.05）。

为了考察是否独生子女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组在是否独生子女上无显著差异χ2（2）= 2.59，p=0.27 >0.05。

为了考察家庭生源地（农村、乡镇、县城、城市）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组在家庭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χ2（6）= 9.82，p=0.13 >0.05。

（二）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为了考察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进行多因素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只有在宣泄消极情绪时，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5），男生显著多于女生，性别在其余维度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为了考察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的年级差异，进行多因素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的表达抑制上，高一和高二年级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3＜0.05），高一年级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年级在其余维度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为了考察是否独生子女在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差异，进行多因素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的认知沉浸维度上，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0.05），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积极情绪的表达宣泄上，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6＜0.05），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积极情绪的表达抑制上，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22＜0.05），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消极情绪调节的各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三）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调节积极—消极情绪时策略使用的差异

为了考察情绪效价对无抑郁组、阈下抑郁组和抑郁组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的影响，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被试间变量为抑郁症状类型（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症状），被试内变量为情绪效价（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宣泄和表达抑制）。

结果发现，抑郁症状类型F（2，782）=28.18，p=0.000＜0.01，η2=0.067、情绪效价F（1，782）=7.49，p=0.006＜0.01，η2=0.009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F（3，780）=27.99，p=0.000＜0.01，η2=0.097的主效应都显著以及三者的交互作用也都显著F（6，1562）=9.05，p=0.000＜0.01，η2=0.034。

首先，抑郁症状类型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抑郁症状类型在认知重评F（2，782）=1.91，p=0.149＜0.05，η2=0.005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认知沉浸F（2，782）=64.36，p=0.000＜0.01，η2=0.14、表达宣泄F（2，782）=12.79，p=0.000＜0.01，η2=0.032和表达抑制F（2，782）=42.83，p=0.00＜0.01，η2=0.10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针对认知重评，无抑郁、阈下抑郁、抑郁组三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显著性差异。

针对认知沉浸，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1），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1），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1＜0.01）。

针对表达宣泄，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855＞0.05），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1），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1）。

针对表达抑制，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1），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1），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1＜0.05）。（见图1）

其次，抑郁症状类型、情绪效价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针对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抑郁症状类型在认知重评F（2，782）=1.22，p=0.296＞0.05，η2=0.003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认知沉浸F（2，782）=6.60，p=0.01＜0.05，η2=0.017、表达宣泄F（2，782）=3.88，p=0.021＜0.05，η2=0.01和表达抑制F（2，782）=34.73，p=0.000＜0.05，η2=0.082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针对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抑郁症状类型在认知重评F（2，782）=2.69，p=0.069＞0.05，η2=0.007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认知沉浸F（2，782）=113.87，p=0.00＜0.05，η2=0.226、表达宣泄F（2，782）=37.55，p=0.000＜0.05，η2=0.088和表达抑制F（2，782）=30.58，p=0.000＜0.05，η2=0.073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针对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针对认知重评，抑郁症状类型之间无任何显著性差异；

针对认知沉浸，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1＜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2＜0.05），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513＞0.05）；

针对表达宣泄，无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12＜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10＜0.05），抑郁组和无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380＞0.05）；

针对表达抑制，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5），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5＜0.05）。（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