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教养与父母心理健康问题

随着智能通信时代的来临，由父母手机依赖造成的教养方式的改变使家庭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并因此影响父母的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进而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手机教养”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它与“手机依赖”是什么关系？“手机教养”形成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是什么，它会对父母、孩子造成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国家和社会应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手机教养问题，父母应如何缓解自身教养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从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固本强基？本期访谈，我们将邀请俞教授为读者一一解答。

关键词：手机教养;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父母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2）16-0004-05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

“手机教养”问题的出现及其特点

何妍：俞教授好！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我们也越来越依赖手机，手机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在悄悄地改变着父母的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您如何看待“手机教养”这一新问题的出现，“手机教养”和“手机依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俞国良：“手机教养”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提供了客观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更本质上还是因为父母对手机的过度依赖，才最终导致连教养孩子都要通过手机完成。可以说，“手机教养”是父母“手机依赖”的必然产物。同样，对“手机教养”的理解也需要从“手机依赖”入手。

“手机依赖”又被称为手机成瘾、问题性手机使用、手机过度使用等，通常被定义为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从而导致个体出现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受损的非物质成瘾或行为成瘾现象。手机成瘾必然会对手机依赖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加重其内化和外化的心理健康问题。鉴于父母手机依赖行为与一般的手机依赖行为的区别，父母手机依赖行为更强调这一行为对孩子及家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目前对父母手机依赖行为的直接研究较少，更多的是探讨父母过度依赖手机而造成的对孩子的冷落行为，又称“父母低头行为”或“父母手机冷落行为”。父母低头行为强调的是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过分关注手机而忽视孩子的行为。从本质上说，父母低头行为属于父母手机依赖行为的一种直接不良后果，与手机教养行为之间存在并列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父母低头行为发生在父母与孩子在一起时，而父母“手机教养”行为则是父母无法与孩子在一起时依赖手机对孩子进行口头教育的行为。总之，父母低头行为表现的是父母对孩子的忽视，而手机教养行为则是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只不过这种透过手机而表达的关注并不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教养方式。

不管怎样，父母的“手机教养”行为都是由于父母过度使用手机所造成的对孩子教育方式的改变，由父母“手机依赖”行为延伸而来，属于父母手机依赖的一种长期不良后果。虽然目前已有的关于父母手机教养行为的研究较为有限，但这一现象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很可能会越来越普遍。

虽然手机教养行为通常发生于某些特定人群之间，例如跨国家庭、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需要住校或在异地上学的孩子与他们的父母之间，但是也不完全限于这些人群。例如，即使每天都可以见到孩子的父母，也可能因为过度依赖手机而通过手机对孩子进行教育，而这也符合手机依赖者表现出的失控性的特点。无论是否因为父母与孩子分隔两地，选择通过手机教养孩子的父母最终都只能借助“言传”教育孩子，而这种即时而短暂的“言传”方式就像“快餐”之于人的身体，看似可以迅速缓解饥饿，但实则毫无营养，长此以往甚至会严重威胁身心健康。手机教养也是如此，父母以为通过手机看似“直击要害”地告诉孩子应该如何为人处事，实则不过是父母依赖手机这一媒介，逃避了更多教养孩子的责任与义务;并且对于孩子而言，失去了“身教”的“言传”只是说教，教育意义和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何妍：相比于传统的家庭教养方式，手机教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俞国良：手机教养以手机作为媒介，自然具有很多与传统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的特点。首先，从积极方面来看，不可否认手机教养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父母教养的时空距离，使得父母即使不在孩子身边，也可以对其进行指导和教育，建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就消极方面而言，手机教养虽然可以克服物理距离鸿沟，但是绝不等于没有心理距离，甚至根本不能起到有效交流的目的，更谈不上预期的教育效果了。透过手机“屏幕”，父母只能以言语表达的方式教育孩子，而“言传”毕竟有限，身体、肢体语言等非言语方式对孩子的教育意义可能会更大，可以为其树立更好的榜样，所谓“千教万教不如身教”。其次，手机同时具备的即时性和延迟性的特点，使得父母既可以随时随地与孩子进行联系沟通，也可以因为情绪不适或感到倦怠等自身原因主观选择不联系孩子。显然，这也在客观上为父母逃避教养责任提供了机会。另外，由于社会和文化给予父亲和母亲在教养责任上的差异，通常母亲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教养责任，因此，手机教养行为会受到父母性别的影响，相比父亲的手机教养行为，母亲可能会更频繁地通过手机对孩子进行教养，而父亲缺席显然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家庭教育了。最后，手机教养过程的实施包括了短信、视频等多种形式，而不同形式的联系也会影响最终的教养效果。相比短信，视频的亲密性更强，可以更直接地进行交流，但反过来也会表现出父母对孩子更强的控制意图;而与视频相比，短信的灵活性更强，能够避免过度的情绪化表达或对抗性。但无论哪种形式，可能都无法与亲身教养的教育效果相提并论。

父母“手机教养”的成因和后果

何妍：手机教养在父母中之所以越来越普遍，除了智能手机的普及这一客观因素外，您认为还有哪些更为重要的因素，使得父母们日益依赖手机对孩子进行教养？

俞国良：首先，从表面上看环境因素似乎是影响父母是否依赖手机教养的重要因素。例如，目前对手机教养的研究多集中以跨国家庭的父母为研究对象，父母尤其是母亲为了家庭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对于身处异地的父母，手机似乎是他们教养孩子的最佳方式，也是唯一方式。相似的，对于国内三千多万的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离开他们的原因，往往也是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从而使得手机教养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教养方式，而这也说明依赖手机教养的父母往往承担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另外，对于大学生父母们，大学生在另一个城市上学，父母又有固定工作，不可能陪伴随读，于是，手机教养就成为父母与孩子进行学习、生活、经济联系的桥梁。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手机教养之所以越来越普遍的原因，也许不仅仅是远离孩子的父母不得不依赖手机教养孩子，还可能是父母认为即使离开孩子，分隔两地，手机也能成为一种教养的有效途径，而且手机教养的方式更方便灵活，使得父母可以主动选择承担或逃避教养孩子的责任，因为“物理距离”或“心理距离”的原因，从而“心安理得”地离开孩子。

当然，环境因素虽然重要，但可能并不是父母手机教养行为越来越普遍的关键因素。当人们清楚知道父母的亲身陪伴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时，为什么还有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手机教养，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更多还是与父母自身的个体因素有关。

第一，人格特征。根据以往关于手机依赖行为的研究，手机依赖行为与个体的人格特质之间关系密切。由此推测，与人际交往密切相关的内向、外向人格特质可能是影响父母手机教养行为的重要因素。内向型的父母无论在面对面的生活中还是通过手机，可能都不会与孩子进行过多的言语交流，而是更多通过“身教”以非语言的方式来影响孩子。相比内向型的父母，外向型父母会更愿意与孩子进行交流和建立情感联系，更频繁地和他们互发消息或视频交流，并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教育。也就是说，父母的外向型人格特质可能是影响其手机教养行为的重要因素。

第二，教养压力。根据Billieux针对手机依赖提出的综合模型，父母依赖手机对孩子进行教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不仅孩子需要父母的帮助与支持，父母也需要孩子以满足他们对自身的认同以及归属感的需要。因此，为了满足父母自身的需要，缓解父母的教养责任所带来的多重压力，很多时候父母依赖手机教养孩子，都是出于对自己无法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焦虑和担忧、愧疚和自责，担心其他人会将自己看作是不称职的父母。实际上，手机教养更像是一种“安慰剂”，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问题，它既不能把父母带回孩子身边，也无法让原本可能就相对疏远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就像人们的手机依赖行为往往是为了逃避现实问题，父母的手机教养行为，不过是为了逃避父母所需承担的对孩子的教养责任，属于一种消极的压力应对方式。因此，父母对自身教养责任以及教育孩子方式方法的选择性认知，也是导致其手机教养行为的重要因素。

第三，生活压力。根据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人们对网络或是智能手机的依赖，往往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或缓解焦虑情绪。对于成年人来说，经济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通常是其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当父母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经济收入或社会经济地位的胁迫时，很可能会通过依赖手机来逃避问题、缓解压力。手机教养作为父母手机依赖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帮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的父母，加深自己的父母身份认同，从而改善自己的心理感受，缓解生活压力，属于一种策略性的应对机制。此外，根据婚姻关系的补偿假说，对婚姻关系的不满也会使父母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例如，与丈夫关系不好的孩子母亲，在用手机与家庭通话时会更多地与孩子进行交流，通过突出自己的母亲身份以缓解其与丈夫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所带来的挫败感。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工作还是婚姻关系中，承受较大生活压力的父母，更可能通过手机教养以加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补偿其作为其他身份时的地位下降和需要满足。

何妍：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手机教养具有快捷、方便、直接等特点，能使得分隔两地的父母与孩子通过交流增进亲情，但是这种类似“快餐”的教养方式能否解决家庭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我们深思和探究。从长远来看，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仅通过一个“屏幕”的教养方式，可能会对孩子、家庭以及父母自身的心理健康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俞国良：毫无疑问，手机教养作为一种高科技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它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拉近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为家庭教育的展开提供了新途径、新方式。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家庭快餐”式的教养方式，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起到教育惩戒作用，反而会给父母和孩子都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比如，父母通过手机与孩子进行交流时，只能停留在言语教育和短时效益层面，情绪和身体语言等信息都很难准确地进行传达，更可能会引起错误的解读，甚至孩子会将其当成父母对自己的监视，最终影响亲子关系、家庭功能。而亲子关系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会反过来影响父母对自己的认同，进而影响父母的心理健康。此外，根据Waruwu的研究结果，手机教养的弊端还包括父母与孩子双方的交流意愿不匹配，孩子可能根本就不想和父母交流，如果手机是唯一的交流媒介，那么逃避的机会就非常大。孩子的逃避会降低父母的身份认同，怀疑自己，对父母的心理健康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影响。另外，手机教养方式的流行，还会让父母们被动地承担了更多的教养责任，使得他们在为家庭、为生活打拼的同时，还需要时刻记挂着孩子的教育问题，从而加重了父母的焦虑感、倦怠感，威胁父母的身心健康。

可见，手机教养的出现貌似拉近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距离，实则它对家庭教育、对父母和孩子心理健康的危害是潜移默化又不可逆转的。家庭教育不仅是父母对孩子的单向教育，更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教育、共同成长。显然，手机教养绝不是一个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它无法实现家庭教育的双向性，父母只能通过言语教育单向关心孩子，却无法在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得到来自孩子的反馈，这不仅不利于亲子关系的建立，而且会限制父母与孩子的共同成长，不利于父母心理素质的提高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最终危及的将是整个家庭、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