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先生仙逝。我从33年前的学生，南开大学意大利语系主任杨琳口中得知了这一消息，电话那头，她沉痛地说：“您的嘱托我没能实现……”无限哀婉中，我安慰道：“在叶先生灵前表达一下吧——先生之志，我们一直在践行，所谓‘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是的，我们都不由想起33年前的“故园”。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那时我从名校毕业，被分配到陕西咸阳彩虹厂子弟学校当初二语文老师。那时的课堂上延续着围绕教参亦步亦趋的教法，孩子们只需死记硬背书上的标准答案即可。上到初二，基本没什么人愿意参与课堂互动，不少老师也习惯于唱独角戏。1992年的春天之后，下海经商大潮来临，教师队伍因薪资很低，人员流失严重。面对这样的情形，我没选择离开，而是想给被陈旧思维禁锢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窗。工作三个月后，我就组建了旨在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其读书交流习惯的课外语文小组，不承想大受学生欢迎，他们的语文成绩也突飞猛进。于是，后来被学校安排带新高一，我也决定把语文小组带到高中。

杨琳就是在那时进入语文小组的（实际上，她并非我执教班级的学生）。多年后，她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第一次参加活动时我就受到了震撼，老师的博学和口才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大开眼界，他的教法也让人耳目一新。以前上课时，我们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听，即便举手发言，也总要说出唯一的‘正确答案’。人生第一次，一位老师让我们分小组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屈原、但丁、鲁迅，这些遥远的名字突然被拉近，我就像一个懵懂的小孩被‘唤醒’了，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触动着心灵。活动结束后，我又在老师的引导下问了很多问题，直到天黑。回家的路上，老师和我们边走边聊，路灯亮起来时，我觉得自己的心也被照亮了。”

其实，那时的我也被激起探索热情的孩子们点燃了。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动选择的教师职业可以如此充满活力：在平等对话中，师生相互感染、彼此触动，实现教学相长。自此，我深切地意识到，教育是值得我用一生去追求的事业。每周两次放学后的课外读书交流，是最令我愉悦的时刻，语文小组也成为师生最美好的“故园春梦”。

1993年的春天，我和小组的几个骨干成员秘密策划了骑车去西安“行读”的活动。当然，那时没有“游学”“行读”的概念，我头脑中浮现的是《论语》的场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天的目的地是乐游原，我们在古原上朗诵 “乐游原上清秋节”“夕阳无限好”“乐游原上望昭陵”，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杨琳是其中两个女生之一，同学们爱叫她的外号“林妹妹”，可见当时她是个腼腆、声音轻柔的小女生。因为刚学会自行车，在蹬车下乐游原时，差点摔了一跤，她对我笑笑：“老师，没事。这个春天我肯定会记一辈子……”

这“故园春梦”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岁月长河中。1995年，他们高中毕业，各自考上心仪的高校，我也调往上海。杨琳并非他们之中学习成绩最优异的学生，考进了西安外国语学院。开始报的当然是英语系，很快她打电话给我，惭愧地说，因为成绩不理想，可能被分到法语系。我说：“挺好啊，《最后一课》里说那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没过两天，她再打来电话，说已被分到当时国内极小众的意大利语专业。我仍然热情地鼓励她：“别忘了语文小组里我们学习的《神曲》、文艺复兴时代那么辉煌的意大利……”

其实，我知道，当时中国连一个意大利语硕士点都没有，学这个专业毕业后大概率是做意大利语导游。当然，我觉得做导游很不错，杨琳也这么认为。

一晃就是五年后的春天。在北京国旅当导游的杨琳特意来上海看我，她告诉我，因为我以往的鼓励以及语文小组的经历，她决心走学术之路。我这才知道，她已经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录取，将去那里开始硕博连读。我惊讶于她怎样下定决心要走这条如此“小众”的道路，并争取到这样的学习机会。她自豪地说：“融汇中西不是我们语文小组的特色吗？您教《神曲》时，那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一直印象深刻，您办语文小组，不是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不理解吗？《浮士德》里也说‘让生命之树长青’，您一直在坚守自己的理想，我也一直都怀有对这个世界的热情……”

是的，她在大学时始终以极为好学的状态积极参与课堂，大大改变了外教对中国学生沉闷不喜提问的成见，以至于老师有时甚至会善意地提醒她，要不要把发言的机会让给其他人。在毕业之际，听闻可能将于北京召开有关布鲁诺的学术会议时，她即刻决定重写有关布鲁诺的论文，不仅查遍陕西省图书馆的所有相关书籍，还自费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读完能找到的所有文献；在她工作近一年后，这篇论文成为那次学术会议中唯一一篇被选中的本科生文章，芝加哥大学意大利文学系主任在现场直接问她，是否愿意到芝大学习。同时，杨琳的这种热情也体现在对周围人的热心肠中。因此，无论是求学时的师友，还是做导游时的顾客，大家都很喜欢她，在这次机会来临前，她就已经有了到意大利工作、学习的人脉。她说，这也是受到我一直以来开展公益讲座、对学生热忱以待的影响。

我那时才更深刻地懂得人文教育对学生思想、理念、胸襟的影响，明白教师的身教有多重要。

在国外交流学习期间，杨琳经常和我进行学术探讨，也一直关注着学弟学妹们。一有机会回国，她就会来到上海，为人文讲坛的孩子们开展讲座。我知道，她已经在潜移默化中立下了投身教育的目标。从美国、意大利到中国，从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到南开大学，从北京、重庆到天津，从助教、讲师到教授，杨琳始终保持着努力探究、热情向上的态度，着力将人文教育的理想贯注在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中，并致力于促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新校区广场上，有一座由多语种名言组成的石雕。彼时，杨琳作为学校意大利语专业的教学负责人兼开创者，选择了但丁《神曲·天堂篇》的最后一句诗：“L'amore che move il sole e l'altre stelle”，意为“爱是移动日月星辰的力量”。她特意来信告诉我：“樊老师对学生的爱推动了我们的成长，如今作为老师的我，也要将这份爱撒播给更多学生。”

后来，杨琳赴南开大学任教，为这所百年名校开创了意大利语系，同时成为推动中意友好方面相关公益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她背后投入了多少难以计量的心血，从没和我详细说过。直到2021年春末，传来喜讯：因为在促进中意友好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杨琳获得了意大利国家勋章“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

2024年春天，我赴天津探亲，杨琳一家以及在北京的原语文小组成员们组织了一场33年后的春游行读。在古文化街、天后宫、独乐寺的行走中，我们重温青葱岁月的梦想，不减当年的热情。杨琳还力请我住在南开大学的校园宾馆，漫步校园后，我才进一步知道她的良苦用心。宾馆离她家很近，她要我一定去家里坐坐。她和爱人、儿子的书房满藏书籍，醒目的位置却放着我的拙作，紧挨着的是她获得的意大利国家勋章。当她让我拿起勋章和她拍照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宾馆西面，是南开创办人张伯苓先生的雕像与西南联大纪念碑，我俩回顾起当年语文小组学习联大历史时的情景，重温一代代教育人的初心。宾馆东面不远，是叶嘉莹先生的迦陵学舍，33年前，我教杨琳他们学习古诗词时，就将叶先生的不少观点融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对古诗词的意义不那么重视的时代，在学校中少有人融汇中西地看待华夏经典的背景下，是叶先生的身体力行激励着我走在并不为大多数人追崇的路上。我想，杨琳选择赴南开大学任教，大概也和我们共同追崇的这些士者有关。

那时，叶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寿辰，我俩在叶先生门前拍照留影。我嘱咐杨琳，若有机会定要向老先生致意。不想，竟永远无法实现了……

收到先生逝世消息的那天，我们准备了一大束鲜花送到迦陵学舍门前，在卡片上写道：“您所播下的有关古诗词的种子，早在33年前陕西咸阳的语文小组、28年前上海的人文公益讲坛，就在不断地生根发芽……”迦陵学舍门前，已经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学子的花束。

叶先生的追念会上，杨琳夫妇特意戴上了两朵白花，一朵表示他们的心意，一朵代表我及人文讲坛的敬意。相隔两地，我们一起默默念诵叶先生的《高枝》。这是叶先生1983年回国后不久所作的一首诗，她发现当时学校里修习古典文学的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意义认识不足。诗中，她将古典诗歌喻为“高枝”上的“花”，她说“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只要尽了自己的力量，不仅“天”可以“补”，“月”也不会“亏”。和杨琳重读此诗，回顾语文小组、人文讲坛的“故园春梦”以及我们师生几十年间追求的种种，我们似乎又感受到了新的内涵——面对教育的种种现实难题，特别是在功利取向盛行的当下，教育者需要呵护理想、坚守人文。唯有如此，才能弦歌不断！

所谓“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就是教育的代际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