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么希望再有一次唇枪舌剑的思想交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拉尔夫·杰拉德（Ralph Waldo Gerard）首先在现在的意义上使用neuroscience这个词，即神经科学，至今60年左右。而我1963年开始神经科学的研究生涯，迄今为止正好是60年。于是，我有幸成了中国神经科学从开创到逐渐繁荣全过程的见证人。

作为一门新兴的整合型学科，神经科学的诞生，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传统的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与正崛起的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紧密交叉与融合。当时我还是一名科学研究的新手，在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生理研究所，浸淫于浓厚的科研氛围中，跟随冯德培、张香桐、刘育民等诸位前辈，亦步亦趋，接受了神经科学严格的训练，也感受到了先辈创业的艰辛。那时神州大地在狂热和饥饿之后正冷静反思，科学研究正在复归其本原。短短几年中，这种气氛的熏陶铸成了我们这一代特有的工作精神和风骨。

但之后长达10年的动荡在科学界留下的伤痕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致所经历的痛苦曾长时间无情地折磨着我们。当终于从那场噩梦中苏醒过来，并有幸跨出国门来到国际著名的学术机构访学时，我们才意识到，当年我们的前辈身体力行的原则——科学的严肃、严格和严谨，乃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也是广大科学家崇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永恒的标杆。同时，我们也清楚认识到，在多年封闭国门后，我们对神经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出现了断崖式的知识缺陷，如果不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将无法追赶科学的前沿。

尽管追赶研究前沿备尝艰辛，但我们都充满信心，物质的匮乏未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科技部开始实施“攀登计划”，以此将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更好地适应发展的需要。我作为“七五”“八五”神经科学“攀登项目”——脑功能的细胞和分子机制的负责人，开始逐渐了解我国这门学科发展的总态势、总水平。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当时我国的研究队伍十分单薄，经验不足，支持又很有限，论文多半发表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高水平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相当可观”。我们充分意识到，如果不加强队伍建设，要参与国际竞争，迎接挑战，只是一句空话。随着1995年正式成立中国神经科学会，以及各部门神经科学研究力量的不断加强，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在国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日益增多，某些团队尝试参与激烈的竞争，成功获得了国际组织研究基金的资助。我们团队1990年首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了国际人类前沿科学组织（International Human Frontier Science Program）研究基金资助即是一例。

1997年3月，为加强基础研究，科技部筹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即“973计划”），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该计划。借力于20世纪90年代冠名为“脑的十年”的声势，各方科学家精诚团结，首个神经科学“973计划”（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于1999年呱呱坠地，由我担任首席科学家。在项目组织过程中，我们尽力摒弃以邻为壑的门户之见，以“五湖四海”的宽广胸怀，汇聚了全国神经科学领域的精兵强将（包括5名院士），分成8个专题，协力推进。这个项目可以说是我国神经科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五年的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大量优秀的论文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显示了中国神经科学家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其间一批年轻的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众多“973计划”和其他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们至今仍是我国神经科学的中坚力量。这些工作为2013年中国脑计划的提出、筹划和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我国脑计划已经成功实施，这无疑应该归功于全体中国神经科学家们脚踏实地的努力。

这60年来，中国神经科学研究的巨大变化是中国发展的缩影。当我回忆往日的岁月，我深深感念前辈们的历史功勋。在艰难的开创时期，这些堪称是中国社会的脊梁，以对祖国的忠诚，献身科学、甘于清贫的精神，彰显了科学殉道者的夺目光彩。科学煅冶了他们的生命，使之辉煌；科学融入了他们的生命，使之纯粹；科学升腾了他们的灵魂，使之超然。他们的成就和业绩留下的历史痕迹将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磨灭。他们的形象以及精神将不会消失，因为所有这些已经在我们心中定格。

这60年间，我从一个青涩的学子，成长为一名资深的神经科学工作者。我感到荣幸的是，在中国神经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和同事们一起在祖国的土地上耕耘。作为一名并无天赋异禀的常人，我这一生过得并不轻松。如果说，以我平常的天分，我终于还能在科学大海的海滩上捡到一两个与众不同的贝壳，完全是由于我对科学的热爱和执着，以及我的幸运。我从科学研究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和满足，从而使我的人生变得更充实，更美好。我因此不敢懈怠，我珍惜每一分钟。在生命的每一个时期，甚至在面临无妄之灾的时候，我也始终守护着心中一个极朴素的理念——读书总是会有用的。当然，前辈的提携，朋友和同事的鼓励，亲人的呵护，以及命运的眷顾，在我科学探险的长途跋涉中创造了许多可贵的机遇。我曾想，如果再给我一次生命的话，我也许可以干得更出色。但是我无遗憾，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在多年的科学实践中，特别是在组织实施重大项目的过程中，我和许多同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一场热烈的讨论，乃至一场激烈的争论，每一次心灵的碰撞，每一个真诚的微笑，此刻不断在我心中汹涌奔腾。我多么希望再有一次唇枪舌剑的思想交锋，多么愿意再有一场夜深人静后的惬意交谈，多么期待在结束漫长的工作日后在海边悠闲地漫步。但是我知道，科学长河的奔流不息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代际转移来实现的。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即承前启后，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我心里很明白，由于自然规律，科学舞台帷幕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正徐徐降下，我们应当期许的是更辉煌的新的一幕！对于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注定还将经历风雨的洗礼，但是他们无疑将以崭新的面貌，“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豪迈气概，把中国神经科学的大业继续向前推进，他们的贡献当可计日程功。

【本文来自作者2023年6月17日在“脑功能和脑疾病研究：回顾和展望”研讨会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