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教育国际化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路径

[摘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是新时期国家加强职业教育内涵质量建设，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行动计划国际化专项任务，总结了高职教育在涉外办学、来华留学教育、职教标准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其面临的“涉外办学质量不高，成效不足;校企合作层次不深，协同不足;职教标准研究不够，输出不足”三个方面的挑战，提出高职教育应通过“聚焦坚持内涵建设，提升涉外办学水平;深化产教育人，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聚焦标准输出，增强中国职教影响”，实现职业教育发展提质增效、增值赋能，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质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双提升。

[关键词]高职教育;国际化;提质培优;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汤晓军（1979- ），男，江苏溧水人，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硕士。（江苏  苏州  2151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在华学习及文化适应研究”（项目编号：2019SJA1325，项目主持人：汤晓军）和2021年度苏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委托课题“职业教育助力苏州企业‘走出去’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113000199，项目主持人：汤晓军）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05-0061-06

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旨在加快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行动计划》指出，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加快培养国际产能合作急需人才，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作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高层次办学的高职教育，应在职业教育内涵质量建设中积极作为，争当示范。

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在涉外办学（含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来华留学教育、职教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部分办学实力强、地缘优势突出的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迈入了引进与输出并重，或以输出为主的阶段。但是，从职业教育国际化内涵质量建设上看，高职院校在涉外办学成效、校企国际化合作、职教标准建设和输出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职教品牌建设和推广、职教资源输出的质量和规模上尚有不足之处，亟待高职院校厘清思路，围绕《行动计划》国际化专项任务提出的2项举措、4个重点项目，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向世界展示中国职业教育的智慧和形象。

一、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一）提升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中的话语权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2021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高职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973个，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44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929个，2010年以前审批316个，2010年以后审批657个，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走出去”得到了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激发了高职院校境外办学，输出我国优质职教资源的热情。对全国各省级行政区上报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数据库的2020年相关数据统计得出，截至2020年12月，全国高职院校共开设了207个境外办学点，覆盖了包括亚洲、非洲、欧洲等五个洲的20余个国家及地区。高职院校积极开展涉外办学，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促进国际化师资建设、提高人才培育质量的同时，对外传播我国职业教育的优秀模式和先进理念，提升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中的话语权。

（二）对世界青年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高职院校积极开展来华留学教育，培养了理解中国国情和文化、会讲中文、熟悉中国设备和技术标准的技术技能人才。近年来，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规模和占比均持续上升，生源结构不断优化，奖学金资助类别逐渐多样，对华友好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成效渐显，显示出我国职业教育对世界青年的吸引力不断增强。《2020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高职院校来华学历生人数达到1.7万余人，相较2015年增长了230%，5年内留学生规模年均增长34.75%，其中约九成生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此外，诸多院校开展了留学生中文教育、技能培训、文化体验、企业实习等非学历培训项目，与学历教育项目一起，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我国“走出去”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三）为高职院校对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进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和办学模式，为高职院校对外输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三五”期间，我国建立了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五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基本形成了政府调控与院校自主设置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和执行情况检查机制。立项建设了203个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覆盖高职教育19个专业大类，形成了如“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园区建设”“中高职衔接”“示范校建设”等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和办学模式，为高职院校对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2020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2019年数据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数据库2020年数据统计得出，2020年，高职院校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916个，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5975个，与2019年的957个、5881个标准数量保持相当，比2018年的719个、3836个分别增长27%和56%。

二、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涉外办学质量不高，成效不足

从中外合作办学上看，首先，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对象以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或继续教育学院为主，相当于我国的中高职教育层次院校，本科以上层次的优质高校资源因引进难度大而合作较少，严重制约了办学质量的提升。其次，高职院校开办的大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集中在对办学条件要求较低的人文社科专业类别上，低水平、同质化办学现象严重，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属于新兴产业领域的专业却因师资水平要求高、实训建设成本大等导致合作欠缺。最后，引进的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不足，高职院校未能将资源充分转化成适合我国职教土壤的课程标准、校本教材、实践体系、评价机制等，资源引进的效益不高。

从境外办学来看，首先，高职院校境外办学时间短，还处于探索发展的初期阶段，办学规模总体较小。据张舒、郭强针对全国82所高职院校开设的95个境外办学点进行的统计，除2009年成立的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外，94个境外办学点的办学历史不足10年，90个办学点的历史不足5年，近半数办学点是近两年新设的。近六成的办学点每年招生规模在50人以下，每年招生规模不足百人的占比超八成。其次，高职院校境外办学主要集中在东盟地区，58个办学点占总量的61%，在西方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办学点屈指可数。境外办学的惠及面尚有较大空间，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部分重要节点国家和地区也未覆盖。最后，与中外合作办学已建成的教育部层面的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办学质量评价机制等四项行政监管措施相比，高职境外办学迄今尚未建立规范的评估评价体系，还处于“各自为政”、监管缺位的局面。

（二）校企合作层次不深，协同不足

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走出去”企业的需求，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的能力亟待加强。首先，高职院校和企业间缺乏合作需求沟通的平台，学校对“走出去”企业的需求认识不足，企业对学校是否能提供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了解不深。高职院校“走出去”项目多采取与目的国院校合作的模式，缺乏政府或企业的介入，项目质量难以保障，项目建设可持续性差。其次，校企国际化协同运行机制不完善，未建立覆盖对接企业需求、校企共同培育、就业技能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无法实现对人才培养相关资源的协调、整合。最后，缺乏利益机制，对校企国际化合作面临的成本分担、利益共享等问题无法有效调节，影响了双方合作的基础及积极性。高职院校学生赴企业往往以参观考察等低层次学习为主，难以培养出符合国际化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职教标准研究不够，输出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活动以引进并借鉴西方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优质的教学资源、标准和管理经验为主，输出本国成果并被别国认可及采用的较少，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单向性特征。首先，虽然近些年高职院校输出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逐年提升，但多由院校自主申报，并未有国家或省级层面出台的认定规则加以检验、监督。其次，对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研究不足，且基本以各院校的具体做法为主，缺乏宏观层面的论述。再次，我国职业教育标准的通用性不强，标准“走出去”面临着多语种文本的问题。最后，高职院校在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职业教育通行标准、国际资格证书等方面力度不够，向国际社会宣传并推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的渠道层次不高，大多是院校个体的、零散的行为，输出效果不明显。

三、高职教育国际化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关键路径

（一）坚持内涵建设，提升涉外办学水平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囿于传统人才观念的限制和低层次办学、“断头教育”等观念的误导，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仍不高。只有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职业教育方可破局，职业教育国际化亦是如此。

第一，坚持战略引领、高端合作。高职层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设置应以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为导向，以引进、借鉴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为路径，以变“被动”为“主动”，以从引进资源到输出资源为目标。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才需求的变化，建立海外优质院校信息平台，指导高职院校从国别选择、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等方面选择外方合作院校。针对中外合作办学区域发展不平衡、专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利用政策调控优化高职合作办学区域、层次、专业的整体布局。首先，高职院校应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等相关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服务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评估外方合作院校或机构的资质、办学优势及在业内的影响力，与高水平院校开展“补缺型”合作，补齐自身短板，夯实学校办学实力。丰富办学形式，开展专本衔接项目试点，探索“2+2”“3+1”等跨国分段培养模式，构建专本衔接课程体系，形成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再次，制定学校“优质资源”的认定标准，严把资源引进的质量关。提高优质资源转化率，从运行机制、实施过程、评价反馈、制度保障等方面建立资源本土化建设保障体系。最后，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应积极与世界知名的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合作办学机构，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应依托核心专业与海外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积极践行合作办学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引领高职中外合作办学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第二，坚持顶层设计、质量办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统筹部署高职境外办学，协调教育、外交、商务、文化等部门资源，形成职业教育援外合力。同时，引导高职院校在中资企业海外业务量大，或企业亟须开拓业务并具备良好市场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办学，通过良好的办学效益和示范效应，带动相关院校共同“走出去”。此外，参照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监督评估体系，牵头建立高职境外办学评估制度，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办学质量实施评估，规范办学秩序，保障办学质量。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将自身“走出去”的需要和职业教育援外服务结合起来，服务国家开放发展大局;遵循相关文件要求，从招生与学籍、教学质量评估、跨文化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规范境外办学流程，保障境外办学可持续发展;树立品牌意识，丰富和发展“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中国职教品牌的内涵，注重境外办学人才培养的成效，全力实施品牌战略，发挥集群效应;建立内部质量保障约束机制，主动联合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等群体对境外办学质量进行评估，形成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评价机制，保障境外办学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