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博士生联合培养模式发展的思考

[摘 要]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政策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组成部分，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做好新时代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工作为出发点，分析阐述了自2007年该政策实施后的收益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新时代我国教育与科研环境的新变化，在建立后跟踪保障机制、高校特色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改善国内博士生培养环境、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中国高校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定建议。该研究对进一步做好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博士生;联合培养;新时代;改革举措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2）06-0006-04

一、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政策的显著收益

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基于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以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为手段，实现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服务的目标，设立“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同年发布了《关于做好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选派工作的通知》和《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这是我国公派留学工作一个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自此，国家公派留学政策沿用至今。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定位是：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拔尖创新人才[1-3]。2007年至2011年，该项目每年选派约5000名优秀研究生赴国外攻读学位和进行联合培养，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生（以下简称“联培博士生”）2500名左右。2012年以后，选派名额尤其是联培博士生名额逐年增加，到2020年，该项目约资助国家公派研究生11000人，其中联培博士生人数约8000人。相比于攻读学位研究生、访问学者和高级访问学者等其他资助类型，联培博士生资助数量最大，涉及国家及学科专业最广。此类培养对象能够兼顾国内和国外资源优势，是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中的主力军。

国家公派联培博士生的实施过程，按照“三个一流”原则落实，即委派的联培博士生要有一流的学术功底和治学态度，能对联合培养过程制订合理、详实的学习研究计划;联合培养单位为国际一流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学术氛围浓厚，培养过程严格，重视基础研究及应用转化;联合培养导师应为相应学科的一流知名专家，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敏锐的思维和创新能力、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水平研究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联培博士生的收益一般表现为：

在课程学习方面，旁听或者选修外方课程，能够增长专业知识，体验国外教学环境，训练思维习惯，学习研究方法，在学术视野和专业意识方面得到开阔和训练。

在学术研究方面，能学习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技术以及创新思维等，突出表现在科技论文的撰写量、质量均有所提升。此外，能够有更多机会参与学术会议、接触国际一流的研究团队，视野更加开阔，能够得到规范的学术交流训练。

在纽带效应方面，能够开创或加深国内外两个科研实体的技术合作，有利于国际学术网络的构建与拓展，促进更深入的科研交流;还可以借鉴国外科研机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优势，优化国内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氛围，使科研道路更加畅通。

在文化交流方面，能体验国外不同的生活，可在人文素养、认知观念、学识眼界等方面获得较多提升。联培博士生在联培结束后通常会回到国内继续完成学业，国外求学的经历将帮助他们以更广的视角认识自我的发展方向、观察世界的时局变化，能够同时兼顾文化的本土性和开放性。

在竞争就业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知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对即将入职的应届毕业生提出了有国外求学研究经历的要求，或将此作为提升薪资待遇的一项重要条件。联陪博士生具有的经历、眼见和格局有望为其谋得一份更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在国内和国际职场上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二、国家公派联培博士生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看到国家公派联培博士生政策显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注意到，它正面临着如下问题。

（一）留学专业与国内研究不完全对口

国家留学基金委对于联培大学或者联培导师的选择能够宏观把控，但在专业的一致性方面很难做到全面掌控，这一工作的对接，往往是双方导师与博士生共同商榷的结果。主观上，双方导师都会尽量避免专业不对口现象的发生，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专业不对口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统计数据表明：联培博士生在外研究工作与博士学位论文完全一致的比例仅占39%，其余61%的联培博士生均或多或少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他们中又有21%以上研究内容与原定的完全不相关或需要大幅调整[4]。

上述问题的出现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同领域可选择的知名专家数量较少;联培博士生一般是博二博三开始留学，通常在国内已经完成了博士开题，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内容，但博士生研究方向划分十分细致，完全同领域的“小同行”数量一般不会超过两位数，而国际知名的“小同行”数量更少，这使得联培阶段通常难以保证与国内研究完全对口;其二，国外导师并不过多关注联培博士生在国内的专业;由于国家公派联培博士生一般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和勤奋好学的品质，能够高质量完成外方导师交待的任务，且不需要外方导师提供经费资助，因此，国外导师都比较乐意接收中国公派留学生，并且一般不会过分关注其在国内所学专业，尤其是未开展过学生联合培养或科研合作的机构，外方导师也没有太多的渠道了解学生在国内的学习情况。

（二）联合培养期间重论文轻项目

对于攻读学位的公派博士生，学位是衡量其成功的重要标志。国外大学严谨的办学理念决定了学位的授予就是对攻读学位的博士生学术研究的一种充分肯定，但联培博士生的学术评价是难以如此简单评判的。值得注意的是，国外良好的语言环境以及国外导师在学术论文写作方面的精细指导，使得很多联培博士生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成绩显著[5-6]。由此，不论是国内的导师还是联培博士生本人，往往都会将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联培效益的重要评价指标，所以部分联陪博士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都是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尤其是高水平学术论文。

上述导向带来的不足之处在于联培博士往往不重视科研项目的申报与参与。科研项目是国际上开展技术研发的基本形式，国外科研项目的规划、立项、开展与结题同样是我国教育与科研界需要大加借鉴的方面。联培博士生通晓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竞争，不仅仅要在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进行比拼，还包括科研项目的组织、立项、国际化的合作与竞争等，尤其是发达国家在成果转化方面的成功经验，也需要联培博士生深入学习、观察与体会。

（三）留学归来继续完成博士学业的适应期较长

联培博士生回国之后，通常已进入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年，因此，其需要快速融入国内科研环境，结合国内课题组的研究发展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工作环境的变化会让联培博士生出现一个明显的脱节过程。虽然各种类型的留学生回国都会存在一个适应期，但联培博士生受到需要在国内获取学位这一压力的影响，情况更为特殊，导致其适应期可能进一步延长，最终使他们中很大比例的人需要延期毕业。具体而言，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

1.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科研和生活节奏较国外更快，而且在办理答辩和毕业手续的过程中有许多琐事以及事务性工作会占用大量学习和研究时间，造成联培博士生回国后的学习效率在适应期间明显低于在国外。

2.很多联培博士生在国外从事的研究与出国前的学习方向不完全一致，但由于出国前已根据国内学习方向开题，博士毕业论文的框架通常是依照开题报告设计的，这使得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回国后重新安排，并需要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衔接、过渡仪器设备和计算资源，以补充和完善实验。

3.博士毕业往往伴随着找工作的压力，对于那些将主要精力都花费在了课题研究上的联培博士生来说，他们通常没有任何实习经历，也很少与国内外相关工作单位进行接洽，因此，回国后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毕业的去处存在一定困难。

三、新时代中外联合培养环境的新变化

（一）伟大的民族复兴更为迫切地需要创新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创新的根基”“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7]。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而当前我国科技人才梯队结构亟待改善，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作为科技人才队伍的主力军，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有生力量。培养高质量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提升我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国内研究基础与条件设施的长足进步呼唤更高质量的交流与借鉴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以及整体科研水平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建立了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完整的科研体系和独立的科研管理机构。在基础设施、实验设备、经费支持等方面逐步看齐发达国家，甚至在某些领域处于国际一流水平，如FAST射电望远镜工程、超级计算机工程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培博士生的合作内容开始由泛向精、由面向里逐步过渡，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跟随国外学者做研究，而这也是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具体来说，形式上，从过去的模仿学习外国学者为主，转变为合作与优势互补;学术上，从过去规范学术意识为主，转变为基于国外成果发现学术增长点，占领学术制高点;观念上，从过去的出国开阔视野，转变为借鉴外方研究思路提高思辨能力，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应用上，从过去的由国外引进技术进行推广，转变为在国内集成科技力量创新发展成果。

（三）科技力量增长的多元化发展促使博士生培养主体异构化

随着科研方向的多元化发展和科研成果的加速产出，博士生的培养已不能仅仅归结为本科和硕士教育的延续和深入，更肩负着完成已有知识生产、开拓一线知识边界的重要任务，这使得高校和研究院所不再是博士生培养的唯一高地。许多大集团、大企业和工厂都在不断设立新的研发中心，且发展迅猛[8-9]，这些单位有望成为我国公派联培博士生的合作对象，如英国BP、罗罗、欧洲空客的研究院等。拓展研究生国际联合培养的新渠道、新场地，注重培养主体的异构化和多元化，能够进一步扩大联培博士生的培养效益，尤其是提升博士生解决实际问题、转化学术成果的能力。

（四）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凸显爱国主义教育的迫切性

2016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联培博士生在外期间，应重视思政教育不断线。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崛起，在舆论、经贸、技术竞争等方面挖空心思，阻滞我国发展之心昭然若揭。而部分青年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但抗压能力和抗挫折能力相对较弱。联培博士生作为我国未来教育与科研的骨干预备力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是必要且需要持续强化的，我们需要利用新媒体技术，打造新型高效实用的网络教育与引导途径，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与宣传，筑牢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思想道德阵地。

四、促进联合培养模式新发展的思考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突出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把促进研究生成才成长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的总体要求。为适应新时期国家公派博士研究生的新变化，促进联合培养模式的新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后跟踪保障机制

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议基于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跟踪联培博士生留学期间和回国后的发展情况，定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十多年来的大数据积累（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参与项目情况、归国后就业情况等），科学分析国外学习经历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包括学术能力、思维认知、业绩成就、科研水平、发展潜力等，回答“相比于无出国留学经历，公派联培博士生经历是否具有更加显著的竞争优势”的问题，为联培政策的优化提供咨询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