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审思

［摘  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属性和“根脉”特性，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成就”的内在机理，为新时代的德育拓新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方法指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方位坐标，可以从民族性、社会性、精神性、批判性等层面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基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时空维度，可以从传统文献典籍、历史文物与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规民约与家风家训等领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资源。着眼于培育时代新人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导向，可以从融汇时代精华、嵌入价值观建设、贯穿学校教育、浸润公民生活等方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转化。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育价值；德育资源；德育转化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5）01-0053-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5.01.009

［收稿日期］2024-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及其时代性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0CKS043）。

［作者简介］李健（1987-），男，河南南阳人，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赵阳（1988-），女，湖北襄阳人，博士，湖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百年征程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第二个结合”在创造性解答如何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的同时，也科学评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地位、价值和功用，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永续发展的美好愿景及现实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品质，彰显“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强调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充分发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时代生命力。这些重大理论观点是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引领，也是激活民族历史文化、实现德育范式拓新的思想源泉。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战略性高度、全局性视野、历史性纵深来重新审视和剖析作为人类本质性重要精神生产活动的德育，为我们深刻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资源、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转化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学理依据与支撑，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转化指明了方向。

一、深刻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形成和丰富发展的现实背景，也是其思考民族历史文化与当前“以文化人”“立德树人”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点和基点。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脉搏，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方位坐标，我们可以从民族性、社会性、精神性、批判性这4个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维度来深刻体认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

（一）民族性价值

所谓民族性价值，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传统和“多元一体”格局，支撑中华民族作为继往开来、永续发展的文明共同体的独特价值。文化因素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尤为重要的特殊作用，这一点几乎成为整个学界的共识。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华夏先民共同创造、分享和守护我们特有的文明成果，以文化认同为深层次纽带，通过文化的整合力使得全体成员自发、自觉地凝聚在“中华民族”这一旗帜之下，从而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基础和政治传统，并在数千年的薪火相传中逐渐塑造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牢固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4］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文化环境之中，产生了对家庭、民族与国家的基本认知，获取了自我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身份符号，形成了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携手一道、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正是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染与熏陶，我们才能认识到自我作为“中华儿女”和“中国人”在当下的义务、责任、使命，才能自觉将生命历程同这个古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融为一体，主动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之中。

（二）社会性价值

所谓社会性价值，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指示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汇聚当代社会的价值共识、规约当代社会的运行秩序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独特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内在品格与特点，由此形成了以无数个体为原点、不断向外探求的社会化德育指向，并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事实上承担着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功能与作用。今天的中国是在历史中国的基础上进行延续和继承的，而且这种延续和继承带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定性”，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必须尊重传统历史文化，从中汲取一定的养分和智慧，为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基于历史与传统的“扬弃”，建设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先进性、人民性的优秀价值理念，让拥有14多亿人口的超大型社会能够步调一致、行稳致远，是一个关乎全局性的重大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彼此契合”、同作为市场主体的组织与个人的“日用而不觉”，使得其自身可以作为“桥梁”或“基石”，被提炼和改造为既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原则，又为市场经济各主体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这些价值共识可进一步转化为各种各样的、规约人们言行举止的社会准则，并以制度、契约、法律等形式予以现代性地表达或呈现，从而在客观上达到建构成熟、稳固社会秩序平稳运行的良性效果。

（三）精神性价值

所谓精神性价值，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应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对于充实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提升人的品德素养与思维境界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的个人”作为社会历史观的逻辑起点，创立了科学的人学体系，开辟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突出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意义，从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之上确立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把精神生活、精神生产作为人生存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样对人的精神塑造抱以高度尊重和深刻关切。先秦以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人性”角度深刻探讨“人之为人”的哲学命题，从“为己”角度总结提炼“如何成人”的修养命题，从“君子”“圣人”角度设计筹划“何以为人”的德性伦理命题，给我们留下了以精神关怀生命、以文化涵养生命的宝贵资源，闪耀着跨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界限的普遍性、恒久性光芒。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也必将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提升人民思想品德素质与思维境界、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的文明新形态，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四）批判性价值

所谓批判性价值，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真、善、美”的根本立场和生命哲学，在抵制错误思想观念侵袭、消解不良生活方式影响等方面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任何契合本民族历史实际与根本利益的传统文化，都是在“破”与“立”的激烈思想交锋中逐步确立起自身优质内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历经与谬误、偏见、陈腐思想等的反复斗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涤荡中最终成长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壮大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有可能上演一场悲剧。”［5］在长期的批判、扬弃和进步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着我们民族的价值评判、道义原则和气质禀赋，表达着我们民族对“真、善、美”的深刻解读与执着追求，因而成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信息飞速传播、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下，尤为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重大时代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举措本身，既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潮流的有力回击，也是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生活方式的明确否定，更是对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战略问题的生动注解和回答。

二、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资源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6］植根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文化沃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底蕴和厚重底色，也是其思考民族历史文化与当前“以文化人”“立德树人”之间辩证关系的着力点。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宏阔视野，基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时空维度，我们可以从传统文献典籍、历史文物与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规民约与家风家训这4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领域来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资源。

（一）传统文献典籍资源

传统文献典籍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火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基础的、核心的德育资源。通过研习经典的方式来明辨事理、了解社会、感悟人生，向来是历代知识分子的治学进路，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德育的悠久传统。儒家在整合“六艺”的基础上，完善或创制了《诗》《书》《礼》《易》《论语》《孟子》《荀子》等经典著作，通过德育来宣扬“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道家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创制了《老子》《庄子》等名著，通过德育来传播“道法自然”的哲理精要，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史家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创制了《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巨作，通过德育来反思历史、弘扬正道。此外，法家、墨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乃至文学、艺术等诸多流派，也大多形成了著书立说的固定传统，以此来阐发微言大义、评判是非善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教导民众、化民成俗的德育效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出建设国家版本馆这一重大决策，更是集中体现出我们对传统文献典籍的重视和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也必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里程碑式的世界影响。由此而言，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资源，首先可从数千年来各个学派、各个流派的传统文献典籍来着手研究。

（二）历史文物与古迹资源

历史文物与古迹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直观的、物态的德育资源。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7］如果说传统文献典籍是通过文字、语言让我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思想对话，那么历史文物与古迹则是通过直观的、可感知的实物来让我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情感共鸣，感受历史痕迹，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历史文物与古迹恰巧可以弥补或佐证传统文献典籍的某些“留白”，从而达到二者之间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独特效果。从历史文物与古迹中，可以获取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有力实证，从而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可以追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清晰脉络及中国社会的演进规律，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可以领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华夏先民卓尔不群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风貌，从而进一步地拓宽历史思维和历史视野，丰富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可以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浴火重生的涅槃历程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从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总而言之，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资源，历史文物与古迹是其中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