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少年幸福观培育:举措、特征及启示

作者: 任小琴

[摘 要] 在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党和国家越来越关注人民的满足感、幸福感,幸福观教育成为青少年教育中必须重视的环节。美国对青少年的幸福观培育发展较早,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之处。美国幸福观培育举措良多,既有专门开设的“幸福课”,又有潜移默化的情绪引导和人格培养。通过梳理美国幸福观培育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幸福观培育呈现出目标淡化性、广泛渗透性、科际整合性、交流对话性、价值选择性、现实实用性等特征,对我国的幸福观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但是由于国情、文化、环境等诸多要素的差异,我们必须在深刻反思之后,以扬弃的态度学习借鉴。

[关键词] 美国; 青少年; 幸福观培育;积极心理学;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  G53/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843(2024)02-0150-07

[DOI]  10.13980/j.cnki.xdjykx.2024.02.022

幸福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追求,随着我国经济基础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越来越关注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幸福观教育渐渐被社会和学界所重视。美国青少年的幸福观培育发展较早,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之处。

20世纪中叶,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美国社会开始反思经济发展与人的关系,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关注也发源于这一时期。在经过对SWB的描述性研究、模型建构研究、实证研究的阶段以后,美国社会和学界意识到“幸福观”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幸福是需要培育并且可以培育的。以Witter、Schimmack、Diener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将目光聚焦到文化因素对人们幸福观的影响,他们对个体的幸福观进行文化溯源,追问幸福观的形成机制。

一、美国青少年幸福观培育的基本举措:幸福教育

美国社会与学界虽然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出幸福观培育,也没有专门的组织和机构实施,但毫无疑问他们是非常重视幸福观培育的国家。如同习近平总书记评价的那样:“在宣传方面,西方国家是很有一套的……做‘看不见的宣传’。他们的策略是,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是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1]美国的幸福观培育亦是如此,更多通过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多角度渗透性的渠道来完成,以人本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关怀理论、积极心理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系统的体系。

(一)幸福课程

美国幸福教育最核心的是幸福课,这是幸福教育的主体课程。最早开设幸福课的学校是哈佛大学,目前已有数百余所学校开设有幸福课,得到了青少年的广泛认可和喜爱。美国的幸福课最早可追溯到泰勒·本-沙哈尔,他主讲的“积极心理学”课程重点关注了人的幸福,被称之为幸福课,这门课程开设以后迅速打破了哈佛大学选修课被“经济学导论”垄断的历史[2]。以泰勒·本-沙哈尔为代表的幸福课教师认为幸福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力,这项能力对人的一生极其重要。利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事前关注,建立关注积极力量、积极品质的思维模式,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练习,建立新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从而获得幸福[3]。在幸福课的实施过程中,会加入很多体验与感知的环节,如“冥想练习”(time in),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同时与他人交流自己的体验。可见,幸福课主要致力于使学生发生积极的改变,培养学生领悟幸福、运用幸福、感知幸福的能力。

(二)实践体验

实践体验是美国幸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和学校非常重视社会实践,通过社会实践使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品格和习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幸福的体验。美国著名的实践教育理论专家、波士顿大学教授K·瑞安(Kevin Ryan)提出了“五个E”的新道德教育模式,即榜样(example)、解释(explanation)、劝诫(exhortation)、环境(environment)和体验(experience)[4],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二者的结合是道德教育和幸福教育的要义。美国政府和社会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实践环节,美国高校每学期都组织学生参加服务社会和社区的活动,在青少年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上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和场所支持。1990年,时任总统乔治·布什签署了《社会服务法》(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1993年,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了《国家和社会真诚服务行动法案》(National and National Service Trust Act),重申志愿服务的意义。2002年,时任总统布什成立“学习服务美国计划”(Students in Service to America),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服务。2009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增加拨款57亿美元用于服务社会,鼓励学生志愿服务,目前美国大多数高校都有大学生服务社会的专项计划[5]。

(三)情绪引导和人格培养

对青少年积极情绪的引导和健康人格的培养是美国社会的幸福教育的重要举措。他们利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文化氛围,鼓励青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中获得各种积极、正面的情绪和体验,感受幸福。美国学者认为,积极的心理元素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积极健康的品质和人格是蕴含在人心灵深处的内部驱动力,这包括了爱的能力,对美的洞察力,感知力,以及宽容、勇气、创造性。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大多倾向于与孩子平等对话,充分尊重孩子,鼓励孩子寻找快乐。美国倡导的主流家庭文化是宽松愉快的家庭氛围,让青少年充分感受自由、拥有自信、体验幸福。学校与家庭、社区相互配合,不仅仅传授知识,也重视帮助学生形成健康人格和美德,培育积极的力量,朝向积极的目标,提高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如塞利格曼“感恩拜访”的教育模式。实践表明,参与感恩教育的学生都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和较高的幸福感。

(四)多学科渗透

科际整合是美国学校中幸福教育的重要手段。美国学界倾向于认为,专业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其终极目标是使学生提高能力,而这里的能力既包括知识掌握和运用层面的能力,又包括与其相关的其他能力。因此,虽然美国学校很少开设专门的伦理道德教育、三观教育的课程,但是非常重视让其他学科的老师在该科的内容中挖掘伦理、道德与幸福的元素,将德育和幸福教育渗透到各个科目的学习之中,不仅在社会学科之中,而且在自然学科之中。正如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主席博耶所说:“对于任何一门充实的专业课程的学习,都要对3个问题作出回答,即这个领域的历史与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的问题”[6]。美国学校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会致力于此,而非单纯地传授知识。

此外,美国社会还有一系列的幸福教育举措,如在影视作品中传递和体现幸福观、营造文化氛围、利用宗教思想进行引导、幸福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幸福教育与性格塑造相结合、提升青少年创造幸福的能力等等,在全方位的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少年幸福观的发展方向,并给予积极的牵引。

二、美国幸福教育的主要特征

美国的幸福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多样化的策略中渗透和体现出其幸福教育的诸多特征。

(一)目标淡化性

美国幸福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目标淡化性。把真正教育和导向的目标进行淡化和隐藏,行引导之实,而不借教育之名,这在幸福教育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受教育者并不知晓教育者的意图和导向性,而最终达于教育的效果。

这一点与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是吻合的。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虽然也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课程,但都没有直接冠以“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称谓,甚至都不直接使用“教育”一词,而是使用“伦理课”“公民课”等称呼。在这些课程中,很少涉及理论、概念,使受教育者感觉并不是在接受观念的灌输,而是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自由选择。在幸福观的培育上,美国并没有设定特定的目标,只要其幸福观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总体特征,便是可以接受和行进的方向。目标并不确定和清晰,更多的是淡化和泛化,以个人体验作为衡量标准和最终目标。

淡化目标的幸福观培育符合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反感和排斥。青少年的年龄阶段决定了其容易对说教产生反感,对权威产生对抗。目标的淡化甚至隐藏,使青少年感受不到被灌输和裹挟,而仅仅是陈述和展示,逆反心理不会被激起,反而更能够聆听和感受。只有当青少年认为一种幸福观是自我选择的,才能够更加持久和深入心灵。

(二)广泛渗透性

美国的幸福教育体现出了广泛渗透性的特点,他们通过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种活动,在社会与学校的各个方面融入有关幸福的引导,将幸福教育渗透在青少年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与活动之中。

在社会层面,美国很多影视作品通常用青少年易于接受并乐于接受的方式,婉转地传达某种价值观、幸福观,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去影响青少年;在宗教活动中也广泛渗透着宗教幸福观,如美国最大众的基督教中强调的福音、感恩,都有着对幸福的追寻和诉求,很多家庭、个人都会参加周末的礼拜,在这些活动中寻求幸福的生活。在学校层面,各种课程都非常重视人文精神的传递,在专业教学中激发学生思考与专业相关的各种伦理问题,学校的舆论导向、校园文化、师生关系都渗透着对幸福的理解和表达。

广泛渗透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它使幸福观培育的实效性增强。观念的形成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是认可,第二是内化。灌输式德育的效果更多体现在认可阶段,可以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认可,但这种认可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内化,青少年可能在行为上依然故我,教育实效性无法得到很好地体现。而广泛的、渗透式的德育,才能帮助青少年将认可的东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也只有走到这个环节,幸福观养成教育才真正具有了实效性。

(三)科际整合性

美国有专门开设的幸福课,但幸福教育并不仅限于专门的课堂,而是普遍存在于多种学科之中,在各学科间实现了整合。

美国教育涵盖的课程可粗略地分为通识课和专业课。在通识课中,教育者直接围绕或指向幸福教育,以帮助青少年最终获取幸福为目的。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它没有专业教育的知识指标,它提供的选择是多样的。在专业课中,幸福教育也被纳入其中:一是内容上的结合,重视在专业教材中挖掘道德和幸福的因素,将这些道德与幸福的因素和专业的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二是目标上的结合,专业课程以获取幸福为终极目标,而专业知识的学习被视为一种手段,学科间并没有森严壁垒,而在道德、幸福等问题上出现互通、整合、流动,这使幸福教育生动化、现实化。

科际整合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学科之间在道德与幸福这一关乎人的存在与意义的问题上互相呼应与交融,让学生的教育浑然一体,打破了学科间的藩篱,使幸福教育能够在各个层面相互呼应,提高了幸福教育可信度、可亲度,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人”而非拥有知识的“产品”[7]。

(四)交流对话性

美国的幸福教育在很多层面都体现出了交流对话性的特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信息发出者与接纳者之间,均没有主次或层级,而是更多的采用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方式进行传递。幸福观的传递是双向的、对话式的,而不是单向的、给予式的。

在美国的幸福课中,会让青少年分享自己对幸福的认知,并且这种认知无论是什么形态都会被认真地对待和尊重。他们鼓励每一位受教育者进行自我教育,通过追忆、反思加强对幸福的认知,同时向别人分享自己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受教育者不仅是自我教育的主体,而且是倾听他人信息的对象。双方或多方在开放的状态下,表达自我并理解他人,从而达到外观与内观相融合的目的,这本质上是一种伙伴关系。交流对话还意味着碰撞和创新,对幸福的理解和感悟并不仅仅限于简单的表达和重复,而是在相互的对话与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感悟,升华对幸福的认知,完善对幸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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