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逃遁现象透视及其纾解

［收稿日期］2024-04-22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批判能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C2021085）； 2023年度复旦大学共青团项目“政治仪式：新时代背景下提升青年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023TWKTYB04）。

［作者简介］任娟（1997-），女，四川广安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逃遁现象主要缘于“局外人”思想观念的隐匿性、心理观念的漠然性、价值观念的逃遁性，相应形成形式在场、边缘在场、外围出场3种不同现实表征。这一现象与“局外人”受困于自身思想现实、社会思潮的隐性浸染，以及高校思政工作的迟滞呈现等密切相关，对个体身份认同、高校思政建设、国家高质量人才培养战略有效达成均造成一定阻隔。促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局外人”主动向“局内人”转变的重要举措为：提振受教者学习能力，重塑身份认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素质；优化思政工作机制，增强育人实效。

［关键词］局外人；思想政治教育；逃遁现象；人才培养；主流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4-0065-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4.010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的成长发展具有内在关联性，后者是前者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保障。”［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是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培育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但考察当前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可以发现，部分大学生未能在高校的自由场域中汲取充足的养分，从思想政治教育中获得正确的价值指引，反而将自身背离主流价值的思想观念隐藏起来，主动将自己隔离于“他者”大学生角色之外，逃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的“局外人”。本文试图从描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局外人”的现实生活图景入手，勾勒其现实表征，考察其原因和危害，并探讨如何及时发现和引导“局外人”转化为“局内人”的纾解策略。

一、何为“局外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逃遁现象的现实表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局外人”是指在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因为个人经历、心理观念、思想状态、外界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愿从思想政治教育中心走向边缘生存状态，并主动隔绝甚至背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大学生。他们淡化甚至逃避价值观教育，放弃自身学习主体身份，或将自身真实意愿隐藏起来，表现出同主流价值观一致的思想和行为。质言之，“局外人”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隐匿性、对抗性、逃遁性的特点，并因此转化为形式在场、边缘在场、外围出场3种存在样态。

（一）形式在场：“局外人”思想观念的隐匿性

“形式在场”的“局外人”表现出思想观念的隐匿性。这类大学生有意将自身背离主流价值观念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向外表现出接受和认同价值观教育的表象，以蒙蔽教育者和管理者。他们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虽保持身体在场的学习思考和参与状态，但其内心是不认可甚至反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这类学生在渴望认同和挣扎学习中逐渐成为“形式在场”的参与人。对于教育者而言，这类学生的思想观念是具有隐匿性的，非重要时期不易被察觉，其带来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如近年来数名名校学子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事实曝光之后无不令人愤慨，震惊之余发现此类大学生日常表现积极向上，是他人眼中的好学生、亲人眼中的好孩子，殊不知其只是将自身真实思想和情感释放于“他场域”。这类大学生之所以隐藏自身真实想法，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学习的功利化倾向。21世纪后世界各国大学教育市场化和知识商品化潮流加速发展［2］，人们对就业处境、发展空间和未来社会的关注更甚于对学习本体性价值的关注，学习被异化为追求外在商品化社会经济价值，“追求知识等同于追求文凭”［3］。在这样的环境下，“形式在场”的大学生为了获得较高的评价，需要外显出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表现，来取得外界的认可和外在商品化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校场域形成的“主流意见气候”占据了绝大部分话语权，而与之相悖的观念会承受周遭舆论压力，因此持有“不同意见”的大学生会害怕成为高校中的“少数”而选择沉默附和。这是由于“主流意见”权威而引发的个体强制，属于个体应激式的“形式在场”。

（二）边缘在场：“局外人”心理观念的漠然性

“边缘在场”的“局外人”表现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漠然性，虽持有同主流价值相左的思想观念，但其外在突出表现为“不遮掩，不对抗”，对高校价值观教育“不接受，也不拒绝，不感兴趣”是其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类大学生往往以事不关己的心态，以沉默的方式来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将个人精神世界和外在对立，最终自我放逐成为场域边缘的受教育者。此外，“边缘在场”的“局外人”是介于场域内外中间地带的人群，他们的思想观念具有转化性，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形态以及质量”［4］都会发生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受个人内在因素的影响，他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态度一方面可能会向内转化至“形式在场”，也可能向外转化至“场域外围”，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对抗的不同形态；另一方面可能会取得渐进式的发展，通过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运动上升为对价值观教育的认可，并经过反思内化为长期稳定的思想意识。事实上，“边缘在场”的“局外人”之所以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保持心理漠然的态度，主要是受外部错综复杂的思想信息影响，以及对教育者担任“意见领袖”权威的无可奈何，选择以语言沉默和身体不作为来拒斥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培育，以此来解构教育者的主导性和权威性。

（三）外围出场：“局外人”价值观念的逃遁性

“外围出场”的“局外人”表现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逃遁性和对抗性。这类大学生往往主动回避自身受教育主体的身份意识，淡化学习观念，逃避高校价值观教育，并保持“我只认可自己的观点”“我不接受与我相悖的价值观念”等强制性思维模式。他们对外界价值观教育持有对抗心态，“追捧社会负面现象、抵制思政理论课教学、否定怀疑社会先进人物和事迹”［5］等是其否定性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外围出场”的“局外人”之所以表现出价值观教育的逃遁行为，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对生存性、交往性社会学习的认可，使之表现出对高校空间式学习的忽视乃至逃遁，认为“社会学习”能够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加多元、更加契合自身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是高校“‘主体间性’教学思想逐渐取代传统主客体式的教学理念”［6］，思政课教学逐渐由“满堂灌”转向“交流互动”，更多的选择自主权给予了学生，也给其价值观念的回避性提供了生长土壤。此外，“局外人”价值观念的逃遁性还具有感染的特性，“感染在有压力的团体情境中产生，并具有无意识和不由自主的从众特征”［7］。即部分“外围出场”的大学生通过反馈、释放等机制，自动无意识地传递自身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这种传递在学生群体之间形成循环交互作用，持续放大价值观念的影响，形成群体共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添了一定难度。

二、缘何成为“局外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逃遁现象的原因透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局外人”思想隐匿、心理漠然、价值逃遁的态度表现和行为样态，同“局外人”自身思想茧房、社会思潮的隐性浸染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密切相关。

（一）心理动力：“局外人”受困于自身思想现实

高校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社会化的关键，而部分大学生已有的思想现实同价值观教育形成冲突和对抗，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张力决定了受教育者“形式在场”“边缘在场”“外围出场”的存在样态，而受教育者的思想现实正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逃遁现象的心理动因。

一方面，“局外人”受自身心理基础的影响。“接受者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到思想教育的效果。”［8］首先，认知是“局外人”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即人脑的信息加工活动，包括感觉、直觉、记忆、想象、思维等。对外界价值观念的认知程度是“局外人”态度的基础，对其隐匿和对抗观念起导向作用，是其外在行为的准备状态。其次，情感是“局外人”心理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指的是受教育者在心理上对待价值观教育的情绪体验，情感的喜悦或反感程度在“局外人”心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极大程度地影响其对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态度。情感具有动力性，其产生同需求密切相关，即凡所需之物契合需要，就会产生积极情感，反之则会产生消极情感。再次，受教育者在与环境相互作用时，不仅认识事物，产生情感，还会采取行动，人们这种有意识地反作用于现实的活动，即为意志行动。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局外人”容易产生抵制教育管理内容和信息的行为，也就呈现出“外围出场”的状态。最后，“局外人”心理还受特定心理状态的影响，如受教育者的好奇心、好胜心，以及“主流价值回避”的定势心理、对价值观教育的“逆反心理”和“意义障碍”等。进言之，具体表现为越是与主流价值相一致的价值观念，越容易引发“局外人”的揣度或者排斥，从而为了标新立异或拒斥教育者将自我同“他者”区别开来，形成对价值观教育的逃遁和对立状态。

另一方面，“局外人”受自身思维方式的制约。“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9］大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其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日益见长，思维方式逐渐由单一面向多元，逐渐向逆向思维、多向思维、发散思维和抽象思维等方面转变，这为“局外人”拒斥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维基础。当前大学生“00后”居多，这部分群体被称为“千禧一代”“数字青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技术革新，使其面对海量信息资源拥有更多自主权，兼具社会现实身份和多重数字身份的生存状态，使“开放”“多维”“自主”成为“00后”群体看待处理问题的独特行为范式。由于受到互联网强关系的影响容易出现自我中心式的碎片化思维模式，他们更执着于观念行为自主，且善于用多种信息证据证明自身观念和行动的可靠性、合理性和正当性［10］，对于高校“灌输”式的价值观教育呈现出思维本能上的抗拒。

（二）价值基础：社会思潮的隐性浸染

现实生活和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让各种社会思潮在虚拟与现实交错中滋长传播，作为“数字土著”的大学生则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在网络“后真相”时代大学生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但价值观的不成熟性往往使他们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声者、践行者。

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思潮的弥散影响甚至主宰了部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困囿其价值思考，干扰其价值判断。首先，焦虑蔓延的社会氛围使得大学生陷入现实失落和纯粹虚无世界，呈现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冷漠”“不在乎”，从而产生对现实的无力感，执着于自身观念追求，主动沉溺于关注现世生存的“边缘在场者”。其次，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加剧了“局外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不和谐因素。对高消费、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崇拜使得部分大学生专注于个人经济价值的实现，而对于社会价值教育呈现出心理拒斥，并由此质疑社会先进人物的事迹和心理取向。在这个层面上学习成为这部分大学生获得文凭的手段和“好工作”的敲门砖，对价值观教育“形式认同”是其在高校场域的表象投射。另外，国际上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形象的肆意扭曲和污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身处国际语境中的大学生被无数虚实混合的信息包裹，受自身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的限制容易走入西方话语陷阱，从而逃避拒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将其视为“洗脑学”，呈现出“外围出场”的意识和行为。最后，家庭教育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部分大学生逃避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因素。家庭是个人受教育的首要场所，“封建家长式”教育观念和方法使得孩子在隐形地带培育出价值观教育拒斥心理，极易在受教场域产生相对剥夺感，形成观念和行为逆反。

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媒介渗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社会生活，“信息过载”和“后真相”语义逻辑在社会现实中生发，并逐步呈现全域蔓延的态势。首先，随着知识社会的快速变革，网络信息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知识的流动方向发生变化。传统社会教育者拥有更加广博的学识和厚重的经验，向受教育者进行知识传递和观念塑造是人们的共识。而现实情况是“‘后生’在网络学习的知识比‘先生’知道得多……‘后生’与‘先生’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平等，思想的多元化成为常态，任何强调某种意识形态先进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做法，都会被视为缺乏包容性的不道义行为”［11］。因此充分获得知识信息的大学生出现“文化反哺”现象，越发强化其定向思维，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质疑和否定的态度。其次，信息时代在带来海量信息资讯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拼贴化、碎片化的信息，信息的真实性存疑。对媒体流量的追求，往往伴随着对事实和真相的忽视，“将个人情感和信念置于优先位置，已成为新时代网络舆论的普遍症状”［12］。虚假错误的信息以及消极腐朽的价值导向，以极易煽动人情绪的表达方式，以快餐化、娱乐化的呈现方式进行生产传播，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此外，大学生由于缺乏对网络“意见环境”的鉴别力，在网络“信息茧房”效应的加持下，容易将网上的“少数意见”误认为是“多数意见”。“校外互联网的不良信息传播负面新闻……微博博客等自媒体‘意见领袖’的网络权威凌驾于高校思政课教师”［13］，在外部舆论环境的煽动蛊惑下，部分大学生选择依附网络“意见领袖”，在高校思政场域中以“局外人”的呈现方式来对价值观教育进行“无声对抗”，但其“产生的无法释放的‘郁闷’情绪，就会转而到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发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