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原因分析及缓解对策

［摘 要］教育焦虑是我国家长真实心态的写照。 在“双减” 政策实施后，家长的教育焦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宏观的政策因素、中观的学校因素，又有微观的家庭因素和学生因素。究其根本，在于教育政策变迁的不确定性引发家长政策认知的不确定性，制度政策和教育模式的转变使家长面临教育理念上的价值选择困境，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元教育主体需要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致使协同育人模式转型困难，等等。“双减”政策实施后，构建家校社协同的育人生态是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根本途径。具体而言，政府应强化引导意识，加强“双减”政策宣传；学校应发挥引导作用，增强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家长应设置实际的教育期望，做好向导，不断提高教育能力；社会应加强倡导，推广素质教育理念；家校社应协同赋能，共担教育责任。

［关键词］双减；家长教育焦虑；缓解策略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5-0052-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5.008

家长的教育焦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双减”政策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减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对于克服教育的“短视化”和“功利化”具有重要意义，其覆盖了多个方面，直接关系到家长的教育焦虑问题［1］。当前，教育焦虑在广大家长中普遍存在，成为社会的一个显著问题。这种焦虑体现了家长对孩子教育质量的深切关注和对教育公平的高度重视。同时，它也凸显了人们对于优质、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增长与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双减”政策下家长教育焦虑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健康教育生态、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精确掌握当前家长教育焦虑的现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是实现其有效治理的前提。基于此，本文将基于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深入探究“双减”政策实施后我国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原因，以描绘出“双减”后我国中小学家长教育焦虑的真实图景，并据此提出纾解对策与建议。

一、“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

教育焦虑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不同学者对其定义和理解各有侧重。综合现有观点，教育焦虑产生在教育过程中，指向家长由于社会、学校、家庭等外部环境或个人内部因素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产生的烦躁、忧虑、不安、恐慌等负面情绪［2］。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探讨家长教育焦虑因素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将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系统划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及宏观系统。其中，以家长及学生为核心的微观系统涵盖了家庭教育环境中的直接互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家长教育焦虑影响因素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个系统内的因素直接关联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因此对教育焦虑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学校为基础的中观系统是整个系统中的关键，对于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学校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和社交发展，也是家长教育焦虑产生和缓解的重要场所；以“双减”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系统是最外层的影响因素，对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间接影响到微观系统中的家庭教育环境和中观系统中的学校教育实践。通过对这些不同系统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并为制定有效的缓解策略提供依据。

（一）宏观系统的政策因素

政策从设计到执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过程，需要考虑各种可能的变量和挑战。政策的有效落实需要行政系统内部的高效执行，同时也离不开政策目标群体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首先，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程度可能影响他们对政策的接受度和焦虑程度。家长对“双减”政策设计合理性的认同程度和对学校课后服务的满意度，与他们的教育焦虑程度存在一定的关联。对政策和课后服务持积极态度的家长可能教育焦虑程度较低，而那些不太认同政策或对课后服务不太满意的家长可能会产生更深的焦虑。其次，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不同态度会影响其教育焦虑水平。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负面态度可能导致家长产生不满、担忧或焦虑等情绪，这些情绪可能会传递给孩子，影响家庭的教育环境。最后，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度不仅直接影响其教育焦虑水平，还可能通过教育获得、教育服务等其他因素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在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注重疏解家长因教育机会优化而产生的教育获得焦虑，应成为政府和学校关注的重点方向。

（二）中观系统的学校因素

学校所在地、家校沟通以及学校是否响应“双减”政策要求开设课后服务等学校因素对“双减”后的家长教育焦虑具有影响。首先，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分布可能不均，家长对教育质量的期望也可能不同。“重点校”和“名校”现象反映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公平问题，导致家长为了孩子能否进入这些学校而感到焦虑，因为他们认为这对孩子的未来至关重要［3］。其次，家校沟通有助于家长更好地理解“双减”政策的目的和内容，从而减少由于误解政策导致的不必要焦虑。研究表明，积极的家校沟通可以帮助老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家庭背景，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支持，这可能直接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提升［4-5］。 同时，当家长能够与老师有效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遇到的问题时，他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担忧和焦虑。最后，课后服务的开展和落实是推进“双减”政策的重要手段，强化了学校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有助于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获得必要的学习支持和个性化的发展机会，从而减轻家长对孩子学业成绩的担忧。然而，“双减”实施后课后服务仍未实现全覆盖［6］，争抢教育资源中的不公平现象可能成为家长教育焦虑的根源［7］。

（三）微观系统的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家长教育焦虑的另一诱因。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首先，家长的高教育期望和投入是焦虑的直接原因。研究表明，家长对孩子学业成就的不切实际期望与他们的焦虑心理紧密关联［8］。家长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而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这加剧了对孩子教育成果的高期望和焦虑。其次，“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产生重大影响，限制了周末和假期的学科类培训，导致教育重心从校外辅导转移到家庭和学校。家长在辅导孩子功课时可能因个人教育背景限制感到无力，进而增加焦虑［9］。同时，校外教育的减少导致家长寻求替代方案，如“高端家政”或“众筹私教”。“双减”政策在减轻家庭教育经济负担方面取得成效，减少了家长焦虑。但政策实施也导致校外培训市场变化，家长对课后服务的需求出现真空。课后服务的广泛覆盖性对家长焦虑有普遍影响，但家长也担忧学校课后服务的质量，家庭条件差异可能导致教育结果不平等，进一步增加焦虑。因此，家长教育焦虑与教育期望、投入、政策变化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双减”政策虽减轻了经济负担，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和焦虑源。要缓解焦虑，需综合考虑家庭教育期望、课后服务质量和教育资源公平性，以及家长对教育政策的认知度和适应性。

（四）微观系统的学生因素

微观系统的学生因素上，家长对不同教育阶段子女的焦虑程度可能不同，对子女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和年级排名也可能感到焦虑。已有研究表明，学生就学阶段、年级排名等因素直接影响“双减”后家长教育焦虑水平［10］。首先，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年级排名是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关键因素。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唯分数论”仍是升学的主要标准［11］，受儒家文化影响，教育被视为成功和地位的重要途径，因此学业成就不仅是个人成就的体现，也与履行家庭义务相关。“双减”政策通过减少作业量和校外培训机会，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而影响家长的焦虑程度。同时，城市化进程中，农二代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更高，这种期望可能转化为焦虑。孩子成绩好时，家长可能会感到骄傲和满足，而成绩不佳时，则可能感到紧张和焦虑。其次，子女所在年级对家长教育焦虑有显著影响。调查显示，随着孩子进入小学高年级，家长往往将学业成绩作为教育重点，牺牲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机会［12］。面对中考、高考等关键考试，高年级学生的家长焦虑程度通常高于低年级家长，因为考试结果对孩子的未来教育和职业路径具有决定性影响。研究还发现，初中阶段家长的教育质量焦虑比小学阶段高9.8%，而中学阶段的教育获得焦虑略低于小学阶段［13］。这表明，家长对孩子能否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和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焦虑随着孩子学段的不同而变化，特别是在升学的关键时期。

二、“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教育焦虑的原因分析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焦虑源自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的稳定性缺乏信心［14］。据此本文认为，家长教育焦虑的归因分析与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分析家长教育焦虑问题原因时，关注外部环境的宏观系统和关注家庭和个人特质的微观系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构建了“政策—行动—观念”的分析框架，以分析“双减”政策下父母教育焦虑产生新变化并呈现上述表征的原因。具体而言，其内在机理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教育政策变迁的不确定性。父母试图寻求却又暂时无法确定“双减”政策下的“最优解”。二是父母教育理念的内在张力。不同教育理念的张力不仅存在于教育制度本身和教师、家长等群体之中，同样存在于更广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家长群体时常面临价值选择上的两难。三是协同育人能力相对欠缺。在学校教育的模式转型、教辅领域的行业转型以及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方式转型的同时，学校、社会和父母的协同育人能力和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构尚待提升和完善［15］。

（一）教育政策变迁的不确定性

“双减”政策是中国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模式和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期望。这项政策的实施确实给家长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一是政策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双减”作为新出台的教育政策，家长对“双减”政策内涵、目标和具体措施的认知和理解需要过程。此外，“双减”政策的各地行动方案更是尚在建构之中且不同区域之间的异质性程度较强。对于大部分家长而言，对“双减”政策理解的不够深入甚至有所误解，限制了其“理性选择”的认知基础。二是父母对政策的认识也具有不确定性，现实情境中的自主判断能力参差不齐，政策理解上的个体分化加剧。“双减”政策下家长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有所增强，但教育实践是复杂的，需要根据子女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习进步。然而，父母在具体情境中做出自主判断的能力受地域、差异、文化程度以及主观意愿等因素影响而参差不齐，对“双减”政策下所做出的认知反应、情绪感知和行动选择也不尽相同。三是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客观存在，对政策效果的判断缺乏充足的经验支撑。最为关键的是，理性选择不仅有赖于个体认知能力，同样有赖于主体间的经验分享与传递。各类实践经验，尤其是与政策效果和行动后果相关的实践经验构成了理性选择的判断依据，在政策实施初期，这种对政策后果的经验认知显然是缺乏的。在上述因素的阻碍之下，“双减”是什么、怎么减、效果如何，这一系列问题给家长群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困扰，影响着家长的教育决策。由于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和评估，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选择保持观望态度。因此，学界认为教育政策变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父母教育焦虑产生新变化的原因之一，教育政策自身的不确定性因素与家长主体认知的不确定性在子女教育的现实情境中交织，使得父母教育焦虑的主体分化不断加剧，特殊焦虑大量滋生［16］。

（二）父母教育理念的内在张力

“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在适应教育模式转变的同时，也面临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的反思。家长经历认知焦虑和价值选择的困境，尤其在“望子成人”与“望子成龙”两种教育观念间做出选择。这种价值选择的困境不仅个体存在，也根植于社会结构和文化认知中。 父母教育理念内在张力的持续，即父母在教育理念上的拉扯受三方面影响：一是深信“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希望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地位提升和孩子的未来成功；二是受重要他人，如学校和教师的影响，他们在推行“双减”政策的同时，可能无意中传递了教育竞争的压力，使家长在新旧教育理念间矛盾；三是考试制度的影响，尽管“双减”旨在减轻学业负担，但考试和成绩仍是教育评价的主要方式，导致家长对成绩的过度关注。 此外，教育绩效文化也对家长产生影响，对数据和成绩的依赖在学校管理、教师评价、学业成绩等方面根深蒂固。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成绩本位”观念，使得教育系统可能过分强调分数，忽视学生个性化需求。这些观念已成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对家长教育理念的转变构成挑战，造成家长在应试焦虑与成长焦虑间挣扎。“双减”政策下，家长面临的教育焦虑具有复杂性，不仅源于对成绩的关注，还与社会期望、教育环境和个人价值观念紧密相关。这些观念虽然是当前教育治理的重点对象，但其已经嵌入到教育制度的文化与认知性要素中，成为一种结构性力量，这给家长群体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挑战，并造成了“双减”初期父母价值性层面应试焦虑与成长焦虑并存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