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仪式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失落与当代重构

［收稿日期］2024-08-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主流价值观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VHJ006）。

［作者简介］马格（1995-），女，江苏常州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节日仪式在现代社会具备凝聚传承集体记忆、激发渲染道德情感以及调节引领社会节律等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然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嬗变、外来异质节日文化的渗透、信息时代消费主义的盛行造成了象征符号的不适应、价值系统的不兼容以及传播媒介的不协调等问题，节日仪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因此难以有效实现。只有通过新释重塑构筑集体记忆、场域交融厚植道德情感、补充实践调控社会节律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群、劳动与闲暇的关系，才能重构节日仪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关键词］节日仪式；价值失落；爱国主义教育；现代化；功能重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6-004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6.006

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法律第二十九条提出：“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元旦、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青年节、国际儿童节、中国农民丰收节及其他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1］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11月颁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也在“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部分明确提及了“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涵育功能”^［2］，并强调了传统节日与现代节日增进家国情怀与激发集体主义的作用。节日仪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承载着凝聚、传承、引领、调节等价值功能，然而在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象征符号的失范也表征着意义演进的若干问题。探寻节日仪式价值失落的成因，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对重构节日仪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社会节日仪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节日仪式作为颇具象征意义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领域的理论关注。无论是19世纪的涂尔干，20世纪的特纳，还是当今的阿斯曼，学者们对节日仪式不同视角的阐释，共同落脚点是挖掘其在现代社会所蕴含的传统价值密码。聚焦到爱国主义教育层面，节日仪式具备集体记忆的凝聚传承功能、道德情感的激发渲染功能以及社会节律的调节引领功能。

（一）集体记忆的凝聚传承功能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将人的生命活动作为出发点，以神经元为单位的记忆是有机体生命活动的痕迹记录，是人之为人存在之现实依据的生理显现；而以文化为单位的集体记忆则是民族共同活动的意义承载，是彼此认同强化族群意识的知识综合体。集会是文化记忆生成的主要渠道，而节日作为群体集会的理由，通过定期重复的仪式保证了成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聚合。此时的“时间”不再是物理意义上均质的、可同化的物换星移，而带有了柏格森所言“绵延”的意味，节日所具备的独特性、持久性、可重构性内在涵育着家国情怀。正如扬·阿斯曼指出的，“身份认同归根结底涉及记忆和回忆”^［3］。节日以独具特色的庆祝仪式，完成饮食、习俗、活动的意义编码，通过秩序重现，在年复一年的连续性中让参与者储存、激活和传达自己的群体身份标识。

爱国主义研究分为文化民族的原初论和政治国家的构建论两种范式，传统节日与现代节日所生成的集体记忆与之对应，分别可以强化文化记忆与政治记忆，融合促进群体身份的认同。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勾连的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历史，无论是春卷、粽子、月饼等饮食遗产，还是拜年、龙舟、赏月等活动形式，都已经成为与汉语符号并肩而立的仪式符号，与黑发黄肤的体征差异一样，构成了与他者区分、使自我确证的文化肌理。而以国庆节、建党节、建军节为代表的现代节日则勾连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节日庆典唤醒的是革命记忆与红色文化，在强化政治合法性的同时深化信仰、信念与信心，在提升政治认同的同时发挥面向未来的动员作用。社会成员不仅能在心理层面获得自己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的连续性和确定感，而且能在行动层面找到个体生涯规划与国家发展道路相连的指引性和使命感。

（二）道德情感的激发渲染功能

康德的理论中区分了愉悦式的激情与较文雅的情感，并指出较文雅的情感主要是指以崇高感与美感为代表的道德情感，这种德性植根于原则之上，即“活在每个人心中并且远远不止扩展到同情和取悦的特殊根据之上的情感的意识”^［4］，作为普遍仁爱和普遍尊重的根据，彰显着人性之美与尊严。马克思比康德更进一步，他看到了道德情感不是抽象人性中固有的，而是伴随着社会存在的历史演进动态生成的，到了人的全面发展阶段，人会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片面追求占有式享受的感性欲望则会被“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 ^［5］所取代，神圣感、崇高感、美感才会成为普遍的对象性感觉。而在这一阶段到来之前，通过节日仪式的激发渲染，可以短暂加深个体间的联系，从而维持一段时间的道德情感能量，也正是因为这一阶段尚未到来，人们在为谋生而各自为战的过程中，在原子式个人彼此隔阂对立的自私与孤独中，阶段性的仪式庆典才显得尤为必要。正如涂尔干所说，日常生活的奋斗“使社会情感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种相反倾向的对抗与牵制”，而节日的集合重新使得对社会的情感充满活力^［6］。

道德情感作为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上层建筑，其具体内涵会随着不同时空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而发生变化。我国传统节日集中体现了对于孝悌和合的价值追求，在与家族纵向与横向的联结中，安放个体存在不朽的象征意蕴。就纵向而言，春节、清明节、中元节都有祭祖仪式，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宗法传统，个体在与祖先血脉相连的哀思中寄托着敬畏心与神圣感；而横向的联结则更为普遍，家庭是中国传统节日的集会阵地，团圆饭几乎是每个节日的基本配置，以汤圆、月饼为代表的具体食物也通过音形相近的寓意表达着对于家庭和睦相守相依的期许。现代节日则更多体现了对于多元价值的认可与引领。一方面，通过事件型节日在回望历史、凝聚认同的同时传递红色精神，凸显核心价值。例如，纪念“五四运动”的青年节蕴含着青春赞歌与青年责任，致敬南昌起义的建军节则传递了伟大斗争与牺牲精神。另一方面，通过身份型节日表达对特定群体的尊重，抒发彼此间的感恩与关爱。以某一个体的不同社会角色为例，妇女节、母亲节、教师节分别是对其性别角色、家庭角色、职业角色的肯认，是给予其社会关系中的他者感知和表达情感的渠道与信号。正是在这样约定俗成的表达中，道德约束转换为对美德自然而然的热爱。

（三）社会节律的调节引领功能

西方节日大多有其特定的宗教渊源，涂尔干因此将庆祝仪式视作“神圣时期和凡俗时期的有规律的交替”^［7］，节日间隔构筑了社会生活节奏的周期性倾向。特纳在此基础上通过“阈限”和“交融”概念，指出了社会生活是一个辩证过程，在仪式庆典中“高位与低位、交融与结构、同质与异质、平等与不平等”交替承接、相互组建、彼此依靠^［8］。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凡俗与神圣的平衡被打破，这种交替节律显得尤为重要。卢卡奇根据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和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创立了自己的物化理论，哈贝马斯在寻找交往理性的过程中也提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命题。这些思想家的共同洞见是看到了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失衡，凡俗战胜了神圣，结构取代了交融，传统社会的原始联结走向了疏离孤独，强调理性、齐一性的系统生活过度膨胀，挤占了感性、独特性的生命空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尼采从希腊神话中看到了日神精神（阿波罗）和酒神精神（狄奥尼索斯）的辩证对立，他认为酒神精神一方面使得“人与人之间得以重新缔结联盟”，另一方面“连那疏远的、敌意的或者被征服的自然，也重新庆祝它与自己失散之子——人类的和解节日”^［9］。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更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交替。1949年12月23日，国务院第一次发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后又根据国情的发展变化于1999年、2007年、2013年进行了3次修订。该办法的颁布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合理适度自我放松的正当性。而对于闲暇假期的生命活动内容正如尼采所言，一是联络亲友聚会，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二是寄情山水风光，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的亲近；三是自由独处休憩，促成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解。假日经济的异常繁盛、社会流动的空前活力，是人们释放自己生命意志的合理渠道，而这些恣意纵情无一不是对于常态生活缺憾的弥补。

二、节日仪式传统价值失落的现实表征

节日仪式在商品经济、全球交往、技术变革下的价值失落，不仅表现为传统节日的意蕴式微，而且伴随着现代节日的变质困境。从成因和表征来看，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嬗变、外来异质节日文化的渗透、信息时代消费主义的盛行分别造成了象征符号的不适应、价值系统的不兼容以及传播媒介的不协调，节日仪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也因此难以有效实现。

（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嬗变引发象征符号的不适应

由若干象征符号构筑起来的意义体系是节日仪式能够成为价值传递载体的中介机制，而生产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其嬗变造成的文化符号的不相适应是造成传统节日价值失落的根本原因。一方面，生产方式的变迁表现为从物质短缺的农耕文明走向经济丰裕的工商文明。土地上生长出的农耕文化重视自然时节，追求物阜民丰，机器大工业轰鸣下的商业文化固然也看重甚至是更为强调物质利益，但却并不满足于温饱需求，而是在此基础上谋求相对高阶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变迁则是指从乡土血缘的熟人社会走向城市趣缘的陌生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使得家庭兼具生育功能以外的诸多事业功能，这样稳固的经济单元使得大部分人自始至终与孕育他们的一方天地生死相依，而现代社会对于资源与机会的追逐使得跨域流动成为常态，尤其于青年人而言，陌生社会的趣缘业缘联结相较熟人社会的血缘地缘联结占比日益增多。

在这样的社会存在演进中，代表传统价值诉求的诸多仪式符号，丧失了内容的规定性、空余形式的象征性。与生产方式的嬗变相对应，表示自然节律变化、指导农业耕种生产的二十四节气淡出生活视野，青年对相关习俗活动虽有耳闻但鲜有亲历。食物而非货币是农业生产的回馈，以年糕、粽子、月饼为代表的高热量节日食品在过去便于补充体力劳动耗散的能量，接近年关宰杀牲畜的习俗以及由此形成的独具各地特色的饮食文化也标志着神灵祈愿与自我犒赏，而如今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不仅使人淡化这种期待，在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演变中甚至不符合健康饮食观念。生活方式的变迁则更为复杂，与之相应的象征符号更迭也更为频繁。改革开放初期，在电视媒介刚刚开始占据文化生活主流之际，春节联欢晚会应运而生，一家人围坐的观看形式本身就带有欢聚团圆的仪式意味。而随着这些年媒介终端的变革，手机“小屏幕”相较电视“大荧幕”多了个体化的私密性，缺少了节日集会所必备的分享性，年味也随之淡化。此外，燃放烟花爆竹曾经作为祛灾纳福的典型仪式，在高楼林立间不仅危害人身财产安全，也不符合保护自然环境的现代理念。因此，人们所言的年味变淡表征着意义演进中的冲突碰撞，部分不合时宜的符号系统也就无法承担起曾经的价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