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在地化”：乡村教育发展的出场语境、运行机理与创新路径

［摘要］“数字化+在地化”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新范式。该范式作用乡村教育发展的出场语境来源于乡村教育数字转型的时代境遇与乡村教育生态重构的迫切诉求。为此，需要明确“数字化+在地化”参与乡村教育发展的运行机理，即：理念整合，平衡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思维转换，构筑脱域与有根的双向耦合；价值逻辑，勾连知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实现“数字化+在地化”赋能乡村教育发展的路径创新，即：强调一体两翼，确保数字化理念服务乡村教育的在地改革；诉诸课程体系，构建数字化机制实现乡村教育的在地认同；依托本土要素，使用数字化工具探索乡村教育的在地评价。

［关键词］数字化；在地化；乡村教育发展；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3）02-0034-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3.02.006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此在的生存论结构，还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变迁，都意味着一种存在论的境遇性言说。因此，今日中国乡村教育发展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生存境遇衍生的产物。从历时性的维度看，历经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漫长演变，现今的乡村教育发展已然置身于数字化转型的存在论规定，学会适应数字时代给予乡村教育发展的要求是中国乡村教育改革的关键论域。从共时性的维度看，数字时代催生的标准化教育改革不断延伸至弱势的乡村场域，在地化教育正是旨在妥善处理乡村的自然生态、当地发展、国家要求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回应国家对乡村特色教育发展的整体期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化+在地化”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新范式。乡村教育发展应当遵循“数字化+在地化”的出场语境，明确“数字化+在地化”参与乡村教育发展的运行机理，探索“数字化+在地化”赋能乡村教育发展的创新路径。

一、“数字化+在地化”作用乡村教育发展的出场语境

目前，乡村教育的发展仍然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求生。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变革要求加速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更新乡村教育的“全过程”要素已经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浪潮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教育衰败的危机，西方国家在地化理念的提出为挽救乡村教育式微的处境提供了现实出路。因此，正是基于乡村教育数字转型的时代境遇和生态重构的迫切诉求这样的宏观语境，“数字化+在地化”作用乡村教育发展的范式转换才得以出场。

（一）乡村教育数字转型的时代境遇

从历史逻辑来看，目前人类已经大踏步地迈入数字时代，学会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领域所必须直面的课题。层出不穷的现代化数字技术驱动着人类社会日趋智能化的同时，也编织出一张数字技术的天网，数字革命俨然是继工业革命之后各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甚至产生了能够动摇现有价值主张的颠覆性创新。从政策逻辑来看，为回应数字时代变迁和未来发展的显性主题，世界各国均出台了相关的战略计划，并且尤为重视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1］。受此影响，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系统也接受了数字变革的洗礼与重塑，2022年教育部正式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

由此可见，无论是乡村教育还是城市教育都无法否认数字化时代的基本存在论规定，相反，数字化发展已经成为牵引或掣肘教育变革、转型、发展的深刻动因［2］。具体说来，首先，数字化已经成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各级学校教育规模、数量全面赶超世界平均水平，教育大国的既定目标顺利完成。然而，要想实现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跨越，教育发展就必须由追求数量的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升华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今日中国的教育发展处在教育理念革新、教育结构优化、教育要素更替的转型时期，如何在数字时代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教育理论与实践面前亟需我们予以回应的重大现实课题。其次，尽管数字化浪潮来势汹汹，或隐或现地成为此在的“现身方式”，但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和最终指向都是人的发展。因而如何关怀数字时代原住民生命成长、恪守教育的人学向度同样是眼下刻不容缓的攻坚难题。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现代人对于“存在之领会”事实上已经转变为筹划、进入、拓展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借助于“数字化”构造一个“真实”虚拟的而非想象、虚假的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平台［3］。不难发现，相较于生活在工业时代的儿童，数字时代儿童已经被虚拟世界所嵌入，从而体现出其存在方式的鲜明二重性。数字原住民更能游刃有余地往返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整个生命成长历程弥漫着浓厚的数字化意蕴。因此，不管是宏观层面的教育发展走向，还是微观层面的人之发展，乡村教育数字转型的时代境遇都构成了“数字化+在地化”作用乡村教育发展的客观前提。

（二）乡村教育生态重构的迫切诉求

伴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是乡村教育式微的颓势，无限膨胀的资本增值逻辑与数字技术的智能高效组成同盟，因而教育现代化的路径框架充斥着投资—利润—投资循环的后果，这种循环与总体利率的降低趋势相结合，产生了一种为其体系扩张所需的恒常性配置［4］。但是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却酝酿出乡村教育失去自身本来的存在样态，被迫纳入所谓城市先进教育的版图，默默承受着教育现代化生态失衡的代价。为此，在地化理念的兴起是对全球化、标准化、城市化统治下乡村教育虚无主义的批判性重建［5］，响应的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目的在于促进乡村教育生态重构。

回顾乡村教育改革经历的道路，其自主变革的话语权力似乎始终被来自自身以外的话语体系所遮蔽。一方面，受制于城乡二元格局的发展方式，表现为照搬国家行政话语下城市教育改革的思路，忽视乡村本土教育的内在需求，从而导致乡村教育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无法形成良性互动，造成教育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失落。另一方面，乡村教育流淌的血脉中“数字化基因”先天不足，乡村特性对数字化的生存变迁很难勾连起先天的亲近感，因此数字化变革对于乡村教育秩序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可是，当前乡村教育的作用域、问题链、结构化、功能性，尤其是哲学思维等方面与解决这场危机所需的调整无法匹配，资本逻辑的渗透事实上会将本就处在弱势地位的地方乡村教育纳入工具理性的价值逻辑。这样一来，不仅对乡村地方原本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而且不利于维护发展的多样性和促进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数字化转型这一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以及从乡村教育遭受以“资本的逻辑”为本质的负外部影响出发［6］，乡村在地化教育并不是倒逼反数字化和地方保护主义，而是旨在根植乡村地方独特的人文地貌，通过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优势，让乡村依傍的地方社区能够为学习提供鲜活情境。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字化媒介联结地方社区特色，使拥有地方底蕴的知识内容转变为本土学习的资源和伙伴，启迪乡村少年聚焦当地的需求和利益，有效提高乡村少年的教育参与度，从而使他们将对现实世界的关切同求知的激情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培养他们拥有真正的公民担当，激发热爱本土文化的情怀，并在其中过上美好生活［7］。由此可见，在地化是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批判框架，是沟通数字化生存境遇下城市与地方、强势与弱势的重要教育支点，因而乡村教育生态重构是“数字化+在地化”作用乡村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数字化+在地化”参与乡村教育发展的运行机理

如前所论，“数字化+在地化”的探索紧紧围绕着乡村教育发展的时代境遇和迫切诉求，其运行机理在于理念整合，即在保证乡村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寻求乡村教育地域性特征同现代城市接轨，从而平衡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此外，数字时代乡村教育的关键是实现思维转换，通过构筑起脱域与寻根的双向耦合，避免乡村少年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与陌路，明确乡村教育的目标不是为城市发展输送人才的机械制造活动。最后，“数字化+在地化”参与乡村教育发展的价值逻辑是勾连起知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是明确乡村教育变革的数字化内驱力和厚植的伦理担当。

（一）理念整合：平衡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

长期以来，乡村教育在国家教育制度的地位极为尴尬，表现在追赶城市取向的教育目标过程中，陷入了既不能与城市教育同步相接又无法与乡村本土社会相融的“悬浮态势”之困境［8］。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市拥有乡村所不能企及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诱发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现代与传统分立所导致的理念差异。具体说来，城市教育通过率先与现代化接轨，适应数字化时代催生的教育变革，从而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反观乡村教育，在数字时代变革的驱动下却始终无法挣脱既有发展模式的桎梏，在盲目“向城化”的进程中衍生出认知的困惑和实践的错乱。也就是说，城市教育在无形中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风向标，而乡村教育则被打上守旧传统的刻板标签。这其中隐含的逻辑是：现代—传统的关系实际上就等同于先进—落后的关系。因此，“数字化+在地化”参与乡村教育发展的目的是平衡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寻求数字时代语境下现代与传统的交融。

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实现乡村教育现代化革新的同时，又保留乡村教育文化积淀的传统特征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因为推行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并不意味着是单纯以外延式的资源配置去改善乡村教育“全过程”要素，而是强调一种在地内生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乡村教育既能够根据地方特征自主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又可以调动本土教育资源的活化利用。由此可见，在地化理念倡导当地学校教育与当地社会紧密联结，注重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强调在国家教育要求、学生健康成长和当地发展诉求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与此对应，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并非只是改造乡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借助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优势追求符合乡村当地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规划战略，盘活乡村教育与当地内在需求的机制，创新乡村教育系统的组织模式、运行流程、管理理念，构建起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全新生态，让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乡村场域中流通和共享。通过将乡村学生的认知基础、成长经验、价值取向糅合进学校教育的课程设计、教学安排、评价方式等方面，从而最终提升乡村公民的知识能力和实践技能。因此，数字化与在地化的理念参与乡村教育发展具有密切的契合性和内在的一致性。通过理念整合，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不再是先进和落后的认识论关系，而是在数字时代重建起现代与传统和谐共生的存在论关系。通过数字化转型的方式去挖掘在地化理念观照下乡村教育的巨大推动力，防止忽视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其间桥梁一断，都市会变成整个社会肌体的癌，病发时城乡就会一起遭殃的局面［9］。

（二）思维转换：构筑脱域与有根的双向耦合

诚然，乡村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和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同样是其不可回避的命运。吉登斯（Giddens）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来源——时空重组和脱域机制成功地建立起地域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关系，地点的首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脱域机制与时空延伸给消解［10］。这样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分析乡村教育问题，可以看到，目前乡村教育的目标是围绕着城市展开的，长期致力于将年轻人从他们“地方”的特殊性转移到工业和后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空间的普遍性中［11］。然而，乡村教育因其特殊的存在样态对数字时代催生的教育变革并不敏感，强行在乡村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战略，尽管使得乡村教育作为脱域机制更加能够发挥功能，帮助更多的乡村少年走向城市，但是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给予这些乡村学子的回答是“只有学历资本，在社会关系资本以及个人综合素质资本上他们明显处于不利地位”［12］。显然，归属感的困顿与迷失带来的是乡村少年对乡村教育的失望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这种危机使得乡村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基础被挖空，失去了乡土社会价值底色的乡村教育无法滋养乡村少年的心灵，更无法孕育他们对乡村的深深依恋情感。如此一来，不仅容易导致乡村少年沦为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无根”之人和陷入海德格尔（Heidegger）口中“无家可归”的状态，而且相当于将乡村教育推向背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渊。

可见，乡村教育作为一种脱域机制的既定事实无法改变，然而又不能忽视乡村教育存在的“无根”状态。正因如此，通过在地化和数字化相结合实现思维转换，进而构筑起脱域与有根的双向耦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已作为教育整体现代化推进的关键环节，通过将数字技术嵌入到乡村教育领域各个层面，推动乡村教育组织革新教学范式、学习角色、评价方式等核心要素，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促进乡村教育系统发生创造性的改变，进而实现资源配置公平与支持终身学习的教育生态正义，帮助更多的乡村学子享受数字时代的巨大红利，这在操作层面上已经称不上一件难事。现在关键问题在于仅仅强调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无法加深乡村少年对当地的归属感和自我效能感，这自然就宣告了为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累积潜在人力资本理想的破产。因此，乡村在地化教育的提出旨在挽救乡村学子面临的“无根”遭遇，强调国家要求、当地社会和学生发展有机融合，激发学生对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的认可与眷恋，推动他们在自我发展与当地乡村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13］。雷尔夫（Edward Relph）认为，“有根”之人能够形成对当地生存境遇的熟悉感和依恋感，不仅是指深谙当地的人文地貌和历史积淀，而且会从心底迸发出对地方深切的关怀。这意味着人拥有一个观察世界的安全点，对自己在事物秩序中的位置有一个坚定的把握，对此地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和心理依附［14］。也就是说，乡村在地化教育充当的是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学子放眼世界的桥梁，即使有朝一日这些学生走出农村，也能够立足乡土理性审思自我与世界的辩证关系，自觉承担起建设家乡的使命，同时怀揣生命的自觉和主体的激情去实现丰盈人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