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就业的内卷化及其破解策略

［摘要］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社会需求与人才供给匹配度较低，大学生就业难不仅是学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现象级社会问题。透视教育价值取向游离、就业机会缩减、大学生就业焦虑、应届生“慢就业”等大学生就业内卷的外部表象，可知其成因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驱使下形成的就业内卷、大学生就业思维局限下产生的就业依赖、社会层面就业结构矛盾突出等方面。缓解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的趋势，需要大学生增强个人综合能力、明确就业目标，高校积极开展相关教学、培训等活动推动校企合作，优化社会层面就业环境，形成大学生、高校、社会三方解决就业问题的合力，促进内在因素的变革，切实推动大学生的顺利就业与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内卷化；就业结构矛盾；就业环境；三方合力；校企合作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3）02-0041-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3.02.007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校扩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趋于平缓，社会吸纳应届毕业生的岗位呈负增长态势，大学生就业进入寒冬期。调查统计表明，2023年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 174万，首次突破千万人，增幅远超过往年。毕业生规模变大就会出现就业基数大的社会问题［1］。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事关国计民生，而“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市场需求、就业意愿和求知态度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就业磁场靠近招聘者就会使求职者的就业压力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就业呈现出内卷化状态。以2021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社会事务局的招聘为例，公告显示，有24人进入该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干事免笔试人员名单，其中有5人是博士学历、19人是硕士学历。尽管这个岗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但也不能降低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就业岗位招聘条件越来越高，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的内卷化态势。

一、问题的提出

（一）疫情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有学者针对疫情期间大学生就业压力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处于中等以上水平［2］。疫情防控背景之下，大学生的就业节奏受到了影响，事业单位招聘、国考以及省考推迟，雅思托福考试延期，导致大学生短期内就业前景的渺茫和就业机会的减少。根据“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项目调查数据分析，受疫情影响，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呈现悲观趋势，求职时面临就业岗位减少、就业竞争加剧、求职时间缩短、求职方式有别于以往、学业压力增大等问题。求职和招聘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如果就业岗位与就业机会大幅度缩水，就会导致入职门槛的不断提高。

（二）大学生就业的内卷化趋势

“内卷化”本来是一个专业概念，现已成为被广泛应用的社会性热词。“内卷”一词最初出自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农业的内卷化》一文，本意为“过密化”，用于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内卷化”一词被泛化的理解为竞争处于白热化的社会现象，且带有一定的负面指向性，已经从最初的中性词向贬义词倾斜。社会学家涂尔干从社会学层面出发，曾提出了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两个概念，并指出当社会容量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社会密度的膨胀时，就会产生内卷效应，激化个体间的竞争关系［3］。从经济学层面来讲，黄宗智在解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进程时提到了内卷，认为从量化角度看内卷的出现就是成本支出的边际递减导致的收入减少问题［4］。内卷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产方式的不断加速变革引发了个体间竞争加剧的现象，这种高强度的竞争会给人们带来现实压力。

社会在不断发展，大学生被裹挟着向前，这也是职场焦虑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相关统计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劳动力市场销售额同比下降5.6%，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月份我国失业率高达6.2%，创下了历史新高［5］。在当前的就业大环境下，大学生就业存在着供需矛盾冲突、价值取向偏差、学生竞争能力下降以及市场环境变迁等现象，这些都是导致就业内卷化的因素［6］。在疫情制约下，不仅学校的线下教学活动不能正常开展，一些企业的生产运营也受到了冲击，这对本已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产生了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7］。有研究表明，疫情影响下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剧增，高校毕业生与农村城镇化人口的叠加效应明显加大［8］。

二、疫情下大学生就业的内卷化表象

（一）社会层面就业机会不断缩减

大学生就业内卷化产生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就业竞争的白热化：就业竞争目标单一、竞争对手数量增多。新冠疫情持续影响背景下，基于风险逃避心理，大学生就业倾向于稳定职位，越来越多的求职人员扎堆于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9］。相关调查研究显示，超过5成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企业就业，尤其是在2011年以后趋势更为显著。新冠疫情的暴发与防控导致很多中小型企业的经营面临问题，出现营销危机、财务危机等，很多企业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缩小规模、调整人力资源，对外缩招、对内降薪，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层面就业机会的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就业［10］。社会就业岗位显著降低、毕业生数量增加，造成了严重的就业供需不平衡，凸显了当前的就业矛盾，加重了大学生就业的内卷化。

（二）泛工具化教育价值取向日趋强化

纳托尔普认为，人的社会性源自于人要参加社会生活［11］。疫情背景之下，大学生就业内卷化体现在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念趋于社会本位功能。社会本位论要求高等教育要致力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为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教育要致力于服务社会的发展，而人是实现各种社会目的的工具，只有不断地培养人才才能实现社会进步［12］。这种泛工具化的教育价值取向模糊了人才培养目标的既定价值，导致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基础性知识与发展性知识之间的离散关系，影响了人才培养的效果。游离的教育价值取向更多地强调其功能性，即教育活动能否为学生个人获得社会利益，这与主张关注个体内在理智、情感和审美发展的教育本旨相违背［13］。因此，笔者认为就业内卷化这一社会现象就是学生个人对自我需求把握不准，导致教育价值追求游离本旨，使其在自我提升过程中过度迎合外界环境，就业的主观能动性受制于外界的利益，进而追求就业的功利性价值。高等教育包含着帮助学生实现职业价值的社会功能，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根本价值就是一味地追求高就业、高收益。社会价值取向的教育价值论导致大部分学生“为学而学”，失去自身的理性和兴趣取向，加速了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的进程。

（三）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焦虑感增强

在职业价值“极化”和竞争群体不断扩张的事实面前，大学生没有采取降低不利因素影响的措施，而是选择顺应内卷化的就业市场，就业焦虑情绪随之产生。2021年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大学生群体存在抑郁、焦虑的比例高达26.4%，就业焦虑已成为应届毕业生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14］。在新冠疫情和就业内卷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大学生就业焦虑主要体现在心理和行为两个方面。在心理状态上，很多大学生在即将毕业时会表现出预估到自己即将面临不良处境的紧张、焦虑、不安状态，以至于影响其心理健康。在行为举止上，大学生的就业焦虑表现为跟风考研考证、刷各种成绩绩点、刷学分以及盲目参加学生工作等，希望通过这些行为丰富个人简历，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中占据一定的优势。面对毕业、陌生的社会、个人未来，多数大学生对求职过程中的困难、竞争和挑战有着未知的恐惧感。一方面，大学生不清楚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就业特质是什么，缺乏自信，盲目地跟风模仿。另一方面，毕业生就业时面对众多就业选择，心态复杂，容易出现担心个人利益受损的忧虑感，既想挑战自我、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又担心个人无法承受风险。自我需求与自我认知的矛盾导致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无法面对各种选择机会，焦虑感渐增。

（四）应届毕业生“慢就业”

“慢就业”成为近几年应届毕业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深入研究发现，“慢就业”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大学生个人的就业观逐渐趋向保守，很多人寻求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业机会，这种单一的就业思想会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出现就业难、就业岗位内卷的情况。尤其是当前应届毕业生大多为独生子女，在经济方面比较优越，这为很多大学生选择“慢就业”提供了经济保障，家长选择支持他们多次考研或者考公来实现自己的就业目标。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应届毕业生追求高水平薪酬，在薪资方面存在着过高的期望。许多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对自身的定位模糊，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就意味着有机会从事福利好、待遇高的工作，在选择岗位时对于匹配度不高的岗位予以选择性忽视，因此错过就业机会。

三、疫情下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的成因

（一）社会纵向流动功能使然

社会纵向流动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层次、社会区域之间转换、变动身份，而这种社会流动大多是通过教育的培养、筛选和提高才能实现。“人才是需要通过竞争和筛选来实现的”这一价值观念迎合了社会群体的纵向流动期望，根植于当下高等教育的社会属性之中。社会竞争的根本指向就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才的优化筛选，对于学生来说，适当的就业竞争有利于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提升个人能力以实现自我价值。高校通过对大学生实施以实现就业为目标的系统性教育，鼓励学生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意识。这种由简化逻辑和功能主义驱使的教育方式推动了内卷乱象的滋生，在实施、运转与评价过程中极易被异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本身就是通过筛选和选拔才获取了接受相应教育的资格，这不仅仅说明其可以学习高层次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意味着他们拥有了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这一过程可以弱化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直接影响［15］。疫情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意识到个人综合能力在就业中的重要性，并以某个成功案例为模板，纷纷效仿，以期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这虽然促进了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但也加速了就业内卷化初始状态的显现。

（二）大学生就业心理准备不足

一些大学生在没有客观认识或规划自己未来就业方向的情况下，盲目地将提高学习成绩作为最终目标，忽视了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就业思路不够开阔，难免会产生就业路径依赖现象。一些学生对未来的行业状况、职业价值理念以及自身社交能力等存在认知盲区，一方面缺乏对自己的专业、未来职业的认同，另一方面在面对就业选择时不能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现实看来，就业与社会融入并不是中性的，会对学生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因为市场不只分配资源，还在传递市场和社会功能的需求［16］。现阶段，企业对所招聘人才的知识理论、知识结构与实践技能提出了更高的期望，而高校的日常教学工作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现状与人才市场关系进行调整，课程设置没有紧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例如，部分高校教师还在固守传统的教育理念 ，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重知识逻辑而轻实践应用，这同样为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难埋下了伏笔。

（三）社会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产生社会就业结构矛盾的因素通常有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即就业劳动技能；二是社会层面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就业结构性矛盾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延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通常是指毕业生想通过继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储存量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或经济收入。例如，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没有选择就业而是选择继续深造，积极考研。但很多人在第一次考研失败后还会继续坚持，参加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考研，直至积累到个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后才进入就业市场。这相较于大学毕业就进入就业市场的学生来说，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迟。另外一种就是技能落后于需求导致的就业性结构矛盾，通常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知识和技能落后于企业技术的更新，或职业准备迟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大学生在求职时其意识、能力、行动等方面均滞后于用人单位的特定需求。

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促使下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很多大学生在就业时过分注重就业地区、行业规模、薪资待遇等条件，从而陷入大企业进不去、小企业不想去的困惑之中，导致收入低、专业不对口、适应岗位的时间长、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就业问题。与此同时，用人单位招聘标准持续提高，最明显的就是对学历和工作经验的要求不断加码，例如毕业院校是否为“双一流”、是否有与岗位相关的工作经历等，这些都反映出了就业机会的紧缺和非理性竞争现象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