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之何为新、新在哪、如何新

［摘要］新文科的有效推进需要在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回答3个关键问题：何为新、新在哪、如何新。从知识生产模式3的视角来看，新文科之“新”并非全新之新，而是创新之新。新文科之“新”主要体现在内容之新、主体之新、境遇之新、目标之新等4个方面，需要搭建多维聚合集群，在融合与守正的平衡中建立起具有中国学派特色与世界眼光的新文科。

［关键词］新文科；知识生产模式；新文科之“新”；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3）03-0001-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3.03.001

2018年10月，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吹响了建设新文科的号角。2021年3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1］。厘清新文科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将有助于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笔者以知识生产模式3为研究视角，探究新文科建设中的理论及方法论问题。

一、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与选择缘由

（一）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阐释

知识生产模式指知识产生和创造出来的方式，是解释知识形成和发展的模式［2］。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社会公众、大学、市场、政府等主体对知识的需求更加旺盛，各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日趋强化。大学不再是知识的唯一生产者［3］，知识出现多样化、创意化、跨学科的逻辑演进现象，知识生产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2难以完全解释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趋势。2003年，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在《创造+创新=竞争力？》一文中通过对营利和非营利机构的调查，探究知识创新的新发生方式，首次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之后，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出版了《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中的知识生产、散播和运用》《四重螺旋创新系统中的知识生产模式3》等著作，系统梳理了知识生产模式3的理论内涵［4］。对知识生产模式3的研究大致分为高等教育学、知识哲学、创新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几种视角［5］。

综上，笔者认为知识生成模式3的产生是由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和知识民主之间的混合重叠，催生了不同知识和创新范式的共存与共同进化［6］。知识生产模式3是一种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非线性、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强调知识集群之间的互相融合、相互补充，呈现动态化、适应化、包容化的特征。

（二）知识生产模式3的选择缘由

1.知识是学科的内生基础。知识社会论认为知识是对话问题，是社会实践问题［7］，即知识是社会互动的成果，而学科则是知识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8］。知识与学科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首先，知识是学科的生成基础。一个研究范围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知识［9］。知识的内容、形式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基本事实、概念、范围、研究对象、组织建制等，决定了学科的认知和表征方式。在知识快速发展的今天，多元化的知识构成了新文科学科建制的主干，知识对社会实践关系和规律的把握影响了新文科的内在知识逻辑。其次，知识是学科的分类前提。知识可以划分为程序性与陈述性、显性与隐性、自然科学和社会与人文科学等。不同的知识蕴含着不同的研究范式、价值取向、内容构成。学科的本义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知识体系进行分门别类的划分［10］。新文科之所以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相区别，其本质在于人文社会知识的独特性。这也是在“四新”学科建设过程中，坚持新文科特色、赢得新文科尊重、明朗“文”之本质，避免新文科对其他学科进行盲目复刻的根本所在。最后，知识是学科的发展条件。马克思认为“‘真理’是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11］，即真理是脱世的，而知识则是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凝练，是入世的。由此可见，知识并非真理，知识会因为时间、情境、对象的变化出现偏差与错配，绝对理性、绝对正确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不科学的知识体系则蕴含了导致某一学科崩塌的可能性。知识体系的科学与否关乎学科的发展，新文科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新的人文社会知识体系是否符合时代发展与科学规律。

2.知识生产模式3是新文科的外部环境。教育存在内外两条基本规律［12］。新文科建设不仅仅在于知识的“内改变”，也需要“外适应”。知识生产模式3不仅仅涉及知识本身，还涵盖空间集群、生产组织、生产目标、知识网络等外部环境，侧重多元主体在复杂空间场域的多边合作，符合当下的知识产业化、经济全球化、教育市场化等趋势，是当今世界知识转型的主流方向与发展趋势。目前新文科正逐渐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成长为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主体性、跨学科的系统。新文科的生存与发展镶嵌于知识生产模式3的现实背景之下，在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只有适应知识生产的外部需要，通过知识生产模式3进行分析和解释，才能贴合现实发展，取得较好的成效。

二、何为新：在继承与发展中理解新文科之新

有关新文科的第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是“何为新”。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把握新文科建设的历史意义与战略价值。

（一）继承：新文科之新非全新之新

知识生产模式3认为，“知识生产是一个与知识存量有关的概念”［13］。知识的生产与更新并非全然剔除已有的知识体系以构建全新的模式。新文科的变革不是凭空的，而是基于传统的文科知识体系，结合时代发展而来的。新文科之新不是与“旧”二元相对的“新”，不是全新、重新。

中国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人道大伦”、道家“道法自然”、墨家“兼爱非攻”、法家“法治”等主张无不蕴含着“人文”“博爱”的精神。这构成了我国古代传统人文科学的雏形。之后，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四书五经六艺的出现、科举制的儒家取向、印刷术的发明等促进了中国文科教育“人道”精神的生根萌芽。我国传统的文科学术门类展现出了“通人之学”的特点［14］。但中国古代文科未形成完整的体系门类，直到1902年颁布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首次明确了学科分类，设立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7门学科［15］，其中政治科、文学科、商务科属于文科范畴。彼时正逢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签订辛丑条约，故晚清时期中国文科肩负着救亡图存的国家使命，带有自强的悲情色彩。进入近代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学科又渲染着“民主”“科学”“人人平等”的色彩，如蔡元培先生将文科视为“破专己守残之习”的重要场域，提倡“思想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指出，“新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16］。这为文科发展注入了“民族、科学、大众”的理念。虽然，在中国文科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遭遇过片面移植西方人文学科的“水土不服”，也曾承受过“轻鄙文科”的“文化自卑”，但中国文科未曾摒弃过对自由、理性、本真、人本的价值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有温度、有信仰的“人道”精神刻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才使得中华民族长存于世界之林。新文科需要继承我国学科文化之优势特色。

（二）发展：新文科之新是创新之新

知识生产模式3理论认为，“知识生产置身于创新系统的核心或者枢纽，通过人、文化、技术之间的相互交流，催生创造，促进创新”。知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决定了知识需要创新。创新是新文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在呼唤，新文科之新是“创新”“革新”之新。

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17］，新文科创新的意义有4点：一是促进新文科自身发展。目前，科技不断发展，新文科正处于初建阶段，唯有锐意创新才能促使新文科的夯基进步，与时代相吻合，构建具有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一流文科人才队伍。二是推动其他学科的发展。新文科的创新能够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的建设发展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学科吸纳优秀经验，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既保持自身特色，又实现交叉融通。同时，“人文如鸟之眼，科学如鸟之翼”［18］，文科的人本价值能为其他学科祛魅，还原人性本真。三是带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文科是高等教育学科系统中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共有14个学科门类，其中文科有8个。2020年，文科在校研究生人数为1 216 496人，占在校研究生人数的38.75%；2020年普通本科文科在校生人数为9 084 696人，占在校本科生人数的49.76%［19］。新文科的创新与否直接关乎高等教育的兴衰。同时，新文科价值取向的创新能够为高教强国建设注入精魂，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提升。四是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新文科的创新能够有效提升国民文明素质，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显著提升。另一方面，新文科的创新能够强化国人的文化自信，提振士气，聚民力、谋民生、解民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对构建健康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大有裨益。

总之，新文科之新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新，既需要向前看，赓续人文精神之深沉厚重，也需要向后看，坚定开拓创新之信念志向。

三、新在哪：新文科是多元统一之新

有关新文科的第二个基本理论问题是“新在哪”。明确解答这个问题，能为新文科改革指明方向。

（一）内容之新

知识生产模式理论认为知识的异质性与融合性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关键所在，强调不同知识与创新范式的共存与共同进化。过去，文科知识内容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几点：一是相对于理工科而言，传统文科的文人墨客具有“学术情结”，向往闲暇的学术志趣，相对轻视知识的实用性，认为“功用约等于功利”。“书斋”“走单帮”是传统文科的研究范式，主动排斥其他学科的“侵入”，意欲保全自身学科的精神圣地。这导致传统文科知识往往遵循着内循环的发展模式。二是传统文科内部的故步自封。钱锺书先生曾描述过这样的现象——“外文系看不起中文系，中文系看不起哲学系，哲学系看不起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看不起教育学系”［20］，虽然这是文学作品中的戏谑表达，但也折射出传统文科内部的等级鄙视链。传统文科内部的学科隔阂阻碍了文科之间的内容交流。三是区别于理工农医课，文科天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同国别、地区的文科内容应不应该借鉴、能不能借鉴，是存在疑义与顾虑的。而理工农医科则只需要借力于通用的公式定理即可完成不同国别学科内容的融通。因此，传统文科知识内容的生产置于文科特定的学科逻辑下，形成了相对静态化、稳定化的范式，强化了传统文科内容的同质性。

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背景下，新文科主动吸收各类新兴科学知识成为常态，同一知识域或不同知识域的知识不断编码磨合，新文科内容出现异质化、复杂化、融合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为两个立面：一是文理学科内容的交叉。新文科借力于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等，凭借科技手段提升自身学科内容的专业性。异质性知识内容在新文科场域中不断分化、漂移、扩散，实现文科内容的重新组合和配置。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设置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促进了文科内容的数字化、科学化。二是新文科内部打破学科壁垒。“各有所长，博采众长”成为新文科建设中的内部共识，新文科内部各学科的自闭性、割裂性被冲破，超越了单一的内容范式。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与经管教法等社会学科相互融通，形成了杂合式的新文科知识体系。比如，近年来教育学通过可视化分析、云计算等管理学手段丰富其学科内容，哲学与艺术学相融通，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新文科内容出现精细化、交叉化、综合性、跨学科、融通性等新趋势。

（二）主体之新

知识生产模式3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生产系统是灵活的、多样的、非线性的。区别于知识生产模式1中提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双重系统，以及知识生产模式2中提出的“学术界—政府—产业”三重螺旋组织，知识生产模式3强调知识生产是由“大学—产业—政府—社会公众”四重螺旋组织构成的。

传统文科模式下，学者们以共同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爱好为价值纽带，结成学术共同体，他们对文科展开自由的学术探究，由此形成了“高等教育机构”的雏形，如柏拉图的阿佳德米学园、孔子的私学、稷下学宫等。虽然在历史长河中，西方大学曾出现“教会的侍女”倾向［21］，但宗教或政府是以间接介入的方式参与到文科体系中，教育组织仍旧是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主要生产者、拥有者和传播者。同时，传统文科长期形成的学科规训也使得文科学者专注于文科自身的知识体系，文科组织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以教育组织为主导的隐形学术围墙。

但是，近年来慕课、翻转课堂、知识付费等知识共享方式使得社会公众及文科学者对知识的兴趣不断分化，教育组织失去了对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绝对垄断。加之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文科知识蕴藏的巨大价值被再次挖掘，企业、政府、社会公众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主动参与到新文科建设中，突破了新文科单一的组织模式桎梏，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组织空间。同时，产业、政府、社会公众等组织在新文科建设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对新文科的行动决策和价值取向起到了决定作用，新文科需要主动地将“产业、政府、社会公众”纳入组织范畴。由此，传统的文科组织由单一的学术组织主导发展为关系互涉的高校+产业+政府+社会的“综合体”。新文科组织成为有机互动、敏捷多样、多元中心的边界组织，其组织界限是非固定的、模糊的。目前，这种新文科协同创新联盟已成为新文科组织的新趋势，如2020年甘肃省开始实施新文科建设“十项行动”，探索构建跨院校、专业、行业的协同育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