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专业选择需求管理的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

[摘要]专业层面的资源供需数量均衡、类型适配是高校学生专业选择需求得到高质量满足的物质基础，供给改革与需求管理协同推进是实现供需动态均衡适配的必由之路。本文针对我国高校学生专业选择需求在数量、类型、结构等面临的现实问题，从提升学生选择意识和能力、厘清选择观念与行为误区、加强风险教育和需求疏导等3个方面提出了完善路径。

[关键词]高校学生;专业选择;需求管理;问题;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2-0049-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2.009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种社会活动，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专业教育，专业性是其重要的本质[1]。选择专业是每个高校学生都必须面对并抉择的事项，亦是其最本源的一项利益表达。保障学生专业选择权益，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高质量满足学生的专业选择需求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基本共识与发展趋势。近20余年来，政府和高校通过优化专业设置与管理办法、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施行学分制改革及大类招生等新型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从供给端补齐短板，提升资源供给品质。但由于需求端引导与管理的相对滞后，造成资源供需失衡失配，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专业选择需求仍未能得到高质量满足，众多学子及家长年复一年地为此焦虑，成为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妥协是普遍现象”[2]。高校学生专业选择需求的满足不仅仅是一个供给改革问题，也是一个需求管理问题，前者至关重要，后者亦不可或缺。

一、我国高校学生专业选择需求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求学择业动机功利化倾向突出，需求跟风攀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拥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在求学与择业机会“有没有”问题解决后，又生成了“好不好”“好上加好”的新诉求，供求失衡失配矛盾尖锐。而高等教育的非义务性、高阶性及高成本性，决定了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性。首先，高等教育的非义务性决定了它既非国家必须向全体国民提供的一种教育服务，也非人人都具备资质和能力享有的一项教育权利。其次，高等教育教育层次与内容的高阶性决定了并非所有学生的学业能力及智力水平等禀赋条件都适宜接受。最后，高等教育的高成本性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创办高等教育及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均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从成本和收益分析的角度讲，并非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越长、层次越高，收益就必定越大。在欧美国家，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已比较成熟和理性，因材施教、因材受教、量才适用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是受教育者逆转自身经济状况和阶层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高等教育的文凭和学历不仅是职场竞争的基本要件，亦是赢得就业机会和竞争优势的先决条件。在现实和潜在利益的驱动下，个人和家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被强化，对教育过度客观存在的风险则缺乏审慎地考量。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高等教育仍承载着改变命运、实现就业、摆脱贫困、完成阶层流动的期望。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层次、类型、人才培养规格和目标是否适合受教育者的能力、爱好和专长等缺乏冷静客观的分析和理性认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追捧名校、热门专业及高学历现象突出。无论孩子的禀赋是否适宜，家长都会期望自己的子女尽可能多地接受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寄希望于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实现夙愿。非理性需求的普遍存在，造成社会对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相互跟风、持续攀高，资源供需数量失衡、类型失配。

（二）文凭主义和教育焦虑相互催化，需求虚火过旺

文凭主义指凡事只重文凭、文凭至上，盲目追求高学历的一种社会倾向。文凭原本只是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颁发的一纸资质证书，用以表明受教育者的学习和训练经历与受教育程度。但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使得“学而优则仕”“以文凭论英雄”“唯学历取官”等观念根深蒂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情结深入人心。而且，“文凭取代特权成为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实体并以此构成一种价值制度”[3]。时至今日，在人事管理和考核评价过程中，“文凭主义”仍大行其道，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职招考、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定、工资核定等仍与文凭直接关联。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列出了“学位官员级别换算表”：学士对应科员、硕士对应科长、博士对应处级、博士后对应厅级等。文凭变相成为个人职场竞争的敲门砖、经济收益的开源阀、选贤任能的度量尺以及地位名望的助推器。社会公众对文凭的盲目崇拜和追捧，使得教育焦虑越演越烈，教育功能被异化，受教育者热衷于追逐高文凭、高学历并形成内卷。

面对虚旺的高等教育需求，我国高校学费收缴政策内在调节机制的制度性失灵进一步加剧了矛盾。约翰·布鲁贝克指出：“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4]政府公共财政经费对高等教育进行投入或补贴固然是必要也是必需的，但收取学费也是维持高校正常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实行免费政策，国家承担全部费用。直到1985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允许部分高校招收自费生和委培生并适当收取培养费，由此确立了公费生和自费生“双轨”并行的制度。1993年，部分高校试点取消自费生和委培生招生计划，采取同一分数线录取并统一收缴学费政策。1997 年，全国高校全面实施收费上大学制度。但即便如此，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一直将“多种渠道筹措”和“合理分担”作为筹集高校办学经费及核算学生培养成本的基本原则。1996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与2005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均强调了“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相对于欧美高校完全或部分市场化的学费核算与收缴标准，我国高校学生的学费标准仍然十分低廉，使得价格对教育资源需求的内在制约与调节机制出现制度性失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状况上下波动，商品和服务供不应求时价格为上升，商品和服务供过于求时价格会下降。在预算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对消费者的需求形成约束，客观上制约了需求的过度增长。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公益性的公办高等教育是绝对的办学主体，高校学费总体相对低廉。而且，囿于社会传统，只要孩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父母们往往不遗余力地倾囊资助，甚至不惜欠下巨额债务。同时，国家还建立了奖助贷制度，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则可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获取奖学金、参加勤工助学等方式予以解决。上述情况，使得学生及家长对高校学费不敏感，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因素无法有效发挥对家庭和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的制约与调节作用。而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高，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的高校学费差异悬殊，且大部分高校可以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动态调整学费标准，平衡供需数量和类型。此外，学生学费主要通过贷款、奖学金或暑假打工等方式独立解决。家长和学生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来理性决策，慎重考虑自己是否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接受何种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使得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相对比较理性。

（三）学历崇拜与学历歧视同时存在，供需结构性失衡

各人有所长，术业有专攻。因材施教，分层分类培养，确保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发展本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两种不同类型，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两种基本规格，本无高低贵贱与优劣之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普通高等教育和学术型人才被追捧，职业教育和应用型人才则被歧视和边缘化，社会公众和用人单位普遍看重学术型的普通教育，轻视应用型的高等专科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和家长都倾向于能上普遍本科就绝对不读职业院校。究其原因，在观念层面，我国封建传统文化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薄体力劳动的陋习仍根深蒂固，导致了社会上对职业教育存在习惯性歧视和社会性分割;在社会认同层面，社会推崇“学而优则仕”，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遍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差距明显;在制度设计层面，职教分层存在体制性缺陷，职业技术教育目前只有高职层次，没有硕士博士层次的职业教育技术体系。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读专科和职业技术教育被认为低人一等，近乎成为“矮穷矬”的代名词。此外，职业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公务员报考、企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与晋升等方面受到政策性歧视，不能享受与普通高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社会对专科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制度性歧视与偏见，使得专科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面临社会认同度低、政策支持不到位、优质师资和优质生源不足、学校生存和发展环境堪忧、质量提升乏力等窘态[5]。实践中，社会用人部门不是理性的量才适用，而是不计成本、盲目追求高学历和毕业学校的名声，高才低用的现象突出。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大学毕业生不得不从事原本低学历人员就可胜任的工作，人为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结构性错配和浪费[6]。

在德国、英国及新加坡，高等教育体系的分层与分类已十分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科教育体系健全并被社会各界同等重视和对待，实现了平行发展和良性互通，二者不仅在数量上各自占据半壁江山，而且在社会认同度、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也不分伯仲。但在我国，由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其他制度没有及时跟进改革，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7]，使得专科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结构性短板，差导化高等教育需求未能得到有效分流，导致巨量的高等教育需求聚集于学术型的本科教育层面，人为地加剧了供求矛盾。值得欣慰的是，2019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已明确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界定为“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政策层面首次拥有了平起并坐的地位。但政策落实、制度配套、观念更新与目标实现尚任重道远。职业分贵贱的思想仍未能彻底根除，就读大学特别是知名研究型大学仍是众多家长和学生的首选，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只是学生考不上理想大学后的无奈之举，鲜有家长和学生自愿遵从自身的爱好和专长主动选择职业教育。

此外，学历崇拜及社会用人机制的学历本位主义进一步人为加剧了资源供需矛盾。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用人普遍强调人岗相适、人尽其才、量才录用，根据人才的现实贡献而非出身确定薪酬。专科生能够胜任的工作，用人单位绝不会超规格招聘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并支付相应标准的较高薪酬。在德国，企业招聘时普遍主张量才适用，一般不提明确学历要求，只强调求职者应接受过相关专业培训并已完成实习，能力强的高中生可出任政府官员和议员，能力一般的硕士和博士亦只能以出租车司机为职业[8]。反观我国，高等教育学历和文凭的相对稀缺及光环效应使得人们对高等教育学历和文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崇拜，教育生态失序，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环节存在重文凭、轻能力倾向，热衷于按学历而非能力与实际奉献确定起薪标准。用人单位，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学历偏好强烈，名校情结表现突出，学历和文凭往往被作为这些用人单位衡量求职者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指标。更为夸张的是，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时不仅将学历作为必须要件，而且推崇“学历查三代”，要求本硕博均为“985”“211”学校毕业，强调第一学历必须是部属重点院校。人才市场上的学历崇拜极大地激发了高等教育非理性的衍生需求，造成高等教育总需求过旺与教育过度并存现象，原本专科可胜任的岗位要求招聘本科，本科可以胜任的工作要求招聘硕士甚至博士。用人单位对学历和学校名声的过分强调，一方面造成了人才高消费和人才浪费;另一方面使得大量大学毕业生不得不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或原本较低学历者就可胜任的工作岗位，并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对高学历及名校的盲目崇拜与非理性需求[9]。

二、完善高校学生专业选择需求管理的路径思考

（一）增强高校学生自我规划意识，提升自主选择能力

高校学生选择专业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自我规划的过程。高校既要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利，支持其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专长、学习能力及发展意愿等自主选择专业，实现个性化的全面发展，也要通过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加强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提升其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就读一所心仪学校的好专业是人之常情，对学生的成长和未来的职业发展也至关重要，但专业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什么专业好，什么专业不好，属于主观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没有本质上不好的专业，任何学科专业都有其存在的特定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学生理性、客观地认识专业的属性特征，是高校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基本前提。

高校学生入学后申请二次选择专业时，“爱好、兴趣和专长”是官方文件所认同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申请者最常见的缘由。但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同学希望学校能调整“学生在校期间只允许转一次专业，而一旦转专业后不允许再转回原专业”等相关规定，表明学生的爱好、兴趣和专长并未真正定型。通常，一方面希望能多几次机会尝试;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有反悔的机会。事实上，兴趣有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深层兴趣与浅层兴趣之分。间接兴趣在时间上相对长效，特质上相对稳定;直接兴趣则基于暂时性、随机变动性和条件性，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假兴趣，外部因素发展变化时它会随之发生改变，甚至完全丧失;浅层兴趣则呈现出不稳定性和动态变化性，往往并非真兴趣。由于高中教育阶段学生的兴趣普遍被应试教育所压抑，刚入学的高校学生心智仍处于成长与完善期，自主性和自我价值判断能力不强，因此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存在较强的可迁移性。虽然有些同学已经学有专长并已有了自己真正的爱好和兴趣，但大部分同学由于缺乏科学、系统、全面的职业生涯教育和发展规划辅导，对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擅长什么、喜欢什么、能做什么”等问题缺乏理性思考和审慎辨析的意识与能力，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专业选择意愿具有跟风和盲从性。高校尊重学生的兴趣固然重要，但还应引导学生明白，仅仅有兴趣、有热情、有梦想并不能如愿以偿，还必须有计划且持之以恒地努力，方能实现预期发展目标。事实上，对学生专业选择意识和能力不足的担忧与顾虑正是不少高校不愿意赋权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知自己的爱好、兴趣和专长，明确高校学科和专业的属性特征，理性规划职业生涯，必要而迫切。为此，高校应从课程教学、职业实践、心理咨询、服务与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统筹大中小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系，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与规划能力，客观、理性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专业选择。换言之，就是将职业生涯教育的端口前移，引导学生理性进行专业选择，从源头对个性化的需求进行多元化分流，减少非理性需求的产生、积累与膨胀[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