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内涵与实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价值教育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价值教育在成己成人的价值旨趣上是共通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价值教育，在意义向度上，有助于应对市场逻辑下价值差异性的缩小、多元文化下价值认同的危机，以及智能算法下价值主体性的削弱。从内涵向度上，可融入义利并举、中庸理性，以及真实智慧等内容。从实现向度上，应融进课堂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认知;融为思维方式，增进大学生的价值认同;融合数字环境，引领大学生的价值行动。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教育;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3-0086-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3.014

尽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界的相关阐释颇多，但究其根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己成人作为伦理本位与价值共识”^[1]，它不仅关注人自身丰富性的完成，而且注重人在社会伦理关系中德性的完满。大学生价值教育是与智能教育相对应提出的，如果说智能教育为大学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知识储备和技能准备，教会他们“何以为生”以及如何“成器”，那么价值教育则以引导大学生反思和确立生活的依据、意义以及人生追求为目标，教导学生“因何而生”以及如何“成人”^[2]。所以，在完善自我、成就人这一旨趣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价值教育有相合之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价值教育具有内在依据。然而，基于当前的时代背景，面对当代大学生，要发挥传统智慧和精神追求的时代价值和教育意义，有必要在学理层面进一步思考和探究为何融入、融入什么以及如何融入等问题。

一、意义向度：为什么要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积淀、传承下来的，反映民族文化特质且一直存在意义的那部分文化精华。这部分文化精华中蕴含的价值内核是中华民族应对社会转型变迁、多元文化激荡以及时代技术发展的精神根基。从现实意义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价值教育是对当下社会价值关系变化的回应。价值观念是对社会生活实践和价值关系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价值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带来了价值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调整改变。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入、多元文化的激荡碰撞，以及智能技术的迅猛崛起带来了价值关系的松动、失衡和重构。大学生价值教育要直面价值差异性的缩小、价值认同的危机，以及价值主体性的削弱等问题就应当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应对市场逻辑下价值差异性的缩小

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取代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得到确立和发展，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普遍的繁荣，也让市场逻辑蕴含的竞争、趋利、交换等一般价值原则变得合理化，其现实表现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更多以现实获益作为价值依据。不可否认，经济利益的博弈、追求自身商品效用最大化，以及竞争驱动逻辑合乎纯粹的市场理性。然而，倘若市场化逻辑和商品化现实超出一般经济领域的限度，交换和趋利的价值原则可能会发生泛化，扩展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领域。恰如查尔斯·泰勒所担忧的那样，“效益对生活的规导将导致生活中深刻性、共鸣性和丰富性的丧失;个人主义与现代自由带来崇高目标感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的平庸化和狭隘化”。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这些隐忧只是以碎片形态和萌芽方式出现，但也值得引起重视和反思。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市场经济解决了利益‘悬置’状态，所有抽象需求的价值都可以还原为物质等价物，有序抽象价值与具体价值的转换是对抽象价值的承认和尊重。但是，市场经济背景下过度膨胀的抽象价值与具体价值的交换思维，使抽象价值只有转换为物质等价物才得到价值承认的命题‘深入人心’，成为人价值计算的心理模式。可以说，市场经济背景下过度膨胀的抽象价值与具体价值的交换思维，为物质主义的泛滥提供了经济学前提，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抽象追求缺位”^[3]。换言之，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关系模式下，抽象伦理价值和具体物质价值被置于商品交易和货币标尺下等量齐观，价值差异性在拉平。当伦理价值与物性价值边界变得模糊，伦理价值的弱化与价值物化就成为一种趋向。

作为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当代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权利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个体意识，他们的价值追求更加个性化和务实化。大学生价值教育要应对市场逻辑下价值差异性的缩小，就需要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他们追求无法被市场交易所贬损的高位价值，提升精神追求的层次。高位价值是需要投入生命并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无法通过交易和转换而轻意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和社会关怀，所蕴含的伦理价值正是一种高位价值。传统文化强调道德教化，包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包括了人类某些‘公共生活准则’和‘古今共由’的为人处世之道，体现了某些人类的基本理智和情感。……这些成分、因素不仅在今天具有意义，在将来也仍有其内在的活力，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4]。

（二）应对多元文化下价值认同的危机

当利益成为价值关注的焦点，当信仰、理想和道德成为交易的筹码，“崇高价值和超越价值会遭受怀疑、否定和解构，人们也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5]。当前社会的加速流动及其带来的多元文化的交融激荡，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随波逐流和无根意识。当代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精英的主流文化与大众的亚文化等相互交错、相互冲突，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丛’”^[6] 。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在多元文化的背后必然是多元的价值观。大学生在获得更多选择空间和自由的同时，要面对同一时空背景下呈现的多元价值体系，价值选择的困惑和迷茫在所难免。一方面，交融纷杂的多元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产生的影响是流动的和非均衡的。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塑阶段，如果缺乏稳定的价值认同，就可能产生游移不定的漂浮感，甚至诱发游戏的生活态度以及投机心态。另一方面，大学生在价值立场上展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性，容易执着于自我独特性，相对“单一化”的核心价值标准会受到轻意质疑。上述两种态度相聚合时，青年大学生可能滑向价值虚无主义，这种虚无是“现代性与传统之断裂、脱域，以及现代性自我理解与认同危机不断凸显的结果”^[7]。其表现为：否定核心价值的合法地位，失去寻找生活意义的动力;沉浸于封闭自足的自我世界，将个人价值当作价值追求的最高形式。国外学者称之为青年的心源性虚无主义（Psychogenic nihilism），即“青年人因信仰的缺乏而陷入焦虑，因自我方向感的缺失而失去信念和为未来奋斗的抱负，出现诸如抑郁等严重心理障碍，甚至诱发自杀等毁灭性行为”^[8]。他们常常只执着于眼前并感到失望和无法投入生活，甚至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国内青年人出现的“空心病”现象正是其现实症候，根源是价值认同的危机，即“对于核心价值问题、规范问题、意义问题和目的问题等的无助和不确定”^[9]。

为此，价值教育要帮助大学生在流动多元的文化激荡中找寻价值之根，努力在价值断裂中寻求联结;在价值怀疑中重塑信仰;在价值多元化中找到共识;在价值私人化中获得秩序。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传统文化与时代的贯通中引导大学生了解和体认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意涵以及价值逻辑，在情感和态度上生成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意识，进而产生对传统价值内核的自觉内化与责任外化。价值教育要通过文化认同达致价值认同，帮助大学生提升综合研判的价值理性，激发实践的内生动力。

（三）应对智能算法下价值主体性的削弱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已经对人们的生活构成全面的影响。算法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认识论和价值观。智能算法拥有一定的文化价值，能对生活经验以及价值秩序产生“同化”作用，它通过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将自身逻辑作用于人。然而，智能算法在提供数据整合与精准高效的服务之余，隐藏着支配价值认知和行动决策的可能，其背后是人的价值主体性的削弱。首先，算法在本质上遵循计算逻辑，要求每个进入该技术体系和期待获得服务的个体自觉成为算法定义的对象。同时，算法并不是从主体角度，而是“从可数据化、可被计算、被预测和被控制的客体角度定义个人”^[10]。其次，算法在效用上强化了信息与数据的高速流动，强化了时空压缩的生活节奏。它不仅让人的生物算法显得捉襟见肘，而且让人为了应对加速的信息流不得不时常处于一种紧急状态。再次，智能算法是以数学语言为基础的，而数学“并不是以经验方式从物那里抽取出来的，它是对物的一切规定的基础，使后者成为可能并为之创造了空间”^[11]。这种数学语言简化具体情境和其中隐含的情感，“所进行的是一种纯计算，也就不涉及‘懂得’和‘理解’的问题”^[12]。“你允许它们将你的人格置于拥有数百个维度的空间中，你的情绪被它们编号分类，你未来的行为被它们建模和预测”^[13]。总之，在智能算法下，人成为了“物”和“数字符号”，变得被动、缺乏活力和感情。当人将价值判断和行动决策让渡给智能算法，就会失去批判、超越以及创造性的自身向度，成为智能技术的顺从者和依赖者，长此以往，人之为人的价值主体性将会被削弱。当代青年大学生对智能技术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尚未形成独立成熟的价值判断能力，更可能跟在算法背后亦步亦趋。

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人的价值主体精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天地之性（生）人为贵”的价值观念。孔子提出的“仁”意味着以人观之，人是一切价值的依据。可以说，贯通百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就是“贵人”。“义、利、德、力、群、己、天、人都是主体整体需要的各个侧面的对象化，都是环绕着人这个主体中心而展开的价值维度”^[14]。同时，中华文化追求人的内在生命超越，而这一超越过程无法通过工具测算和数据描述而呈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这是对人作为一种特殊生命存在的觉醒，也体现了人所以为人的自觉和尊严意识。此外，优秀传统文化还强调人的知识与经验、直觉和体悟等理性与非理性逻辑的融合。因此，整合优秀的传统价值是大学生价值教育应对智能算法挑战的重要使命。

二、内涵向度：融入什么

从内容维度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取什么样的价值内容进行时代性的阐发和转化，不仅要以社会价值关系变化带来的价值偏弊为问题导向，还应以贴近大学生的现实发展程度和心理需求为基本遵循。

（一）以义利并举纠偏价值物化

大学生价值教育要面对市场逻辑下价值物化的风险，可以融入传统文化中义利并举、以义让利的价值内容。“主张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推崇家国天下的礼义规范，强调取义舍利的理想人格，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15]。儒家主张“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义利关系上，“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即便是提出“交相利”价值原则的墨家，也主张“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言利也是“言大利”“利天下”。因此，重义轻利、义利相兼、以义制利是中华民族一贯主张的价值原则。这种超功利的价值指向无疑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一种高位的价值目标，甚至可以说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殊途同归。

将义利并举融入大学生价值教育，旨在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首先，义利并举是对物质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兼顾。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一味主张贵义轻利，无疑是过时而虚伪的。因此，既要鼓励和尊重大学生追求正当利益，又要用“以义制利、舍利取义”的道德理想来规约和引导大学生的价值生活。此外，要避免大学生对利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理解，只关注当前利益而陷入狭隘的功利主义，应引导他们以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重。其次，义利相兼还意味着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核心在于对公利、大利的重视。二程对孔子“罕言利”的看法是“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趋利而避害，圣人则不论利害，唯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矣”（《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 可见，“义”指的是社会公义，“利”指的是个人的利害得失。朱子又言，“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七）。因此，强调重义轻利并非否定人正当的利益追求，而是强调不能置社会公义于不顾，唯求一己私利。可以说，以义制利重在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道义规范，正所谓“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汉书·贾谊传》）。不难看出，面对市场逻辑的趋利性和竞争性，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以义为上” “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的义利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尤其对价值物化的趋向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