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5年来高考改革研究综述：过程哲学的视角

[摘 要]过程哲学强调事物发展的变化过程，其“强调”“表达”与“理解”的思想方式可帮助我们以动态的视角分析近5年我国的高考改革研究。从纵向视角来看，高考改革研究可分为起步阶段、过渡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呈现出动态的演进式过程;从横向视角来看，根据学者的研究重点、理论的分析深度以及实践的介入程度，将研究大致分为整体性表达、联结性表达和实践性表达3个维度。以过程哲学的视角总结现有研究，一方面需要深度性和理论性的分析;另一方面亟待长期性、持续性的跟踪，以检验改革的具体成效 。

[关键词]高考改革研究;过程哲学;话语表达;动态实践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3-0144-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3.024

高考一词本身源于中国文化，以中国式选拔、吸纳人才的方式，将自身与美国SAT、英国A-level等国外选拔方式区别开来。高考改革不仅是国家颁布的教育政策，也是不同阶段主体接受教育、参与评估、向上入学的连续性过程，它是一种聚焦性的话题，牵涉到政府、学校、师生乃至各自的家庭利益，甚至关乎面对社会风险和变革时的决断力和执行力。

高考改革研究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性。笔者以“高考改革”为“篇名”检索CNKI上近5年来的相关论文，其中模糊匹配1895条结果，精确匹配1893条结果。两条数据总量相差无几，高考改革研究始终呈现聚焦化和专门化的特征。中国高考改革的研究热度大约持平，其中2015年刊发275篇、2016年刊发252篇、2017年刊发299篇、2018年刊发384篇、2019年刊发403篇，2015年到2019年间刊发数量呈现上升的趋势，2019年研究文献数量最多，而到2020年相关文献数量则回落到280篇。数据仅仅只能代表抽象的表面，信息也仅仅局限于细小的变化。从数量上的起伏到研究话题和视角的多元，可见高考改革相关研究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

怀特海在《思想方式》中提出了3种思想与形成经验的模式：强调、表达、理解^[1]。其中，“强调”是生成、获取经验;“表达”是积累、保存经验;“理解”赋予经验以意义^[2]。高考改革从现实层面的实践中来，正是经过了生成、获取经验的“强调”过程，再以书写的方式积累和保存经验——形成“表达”。由于地点、时间、实践的不同，学者对高考改革的内容具有独特性、个体化的理解，这也说明了为何年年都有“高考改革”研究之热。

一、纵向视角：近5年来高考改革研究的发展阶段

纵览新中国高考史，其变革主要包括组织管理、考试科目、招生类别、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3]。本文研究近5年内的文献，不可避免地关注“新高考改革”这一话题。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到，上海市、浙江省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4]，这实际是上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序幕。从近5年的文献来看，则呈现出动态式、演进式的研究特征——改革试点的推进、理论、政策与实践相互交错，正带来了对高考改革的“井喷式”研究。

（一）起步阶段（2015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别出台方案，明确了“3+X”的新高考模式，即语文、数学、外语为三门必考科目，另外三门考试科目则从七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或者六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中由考生自行选择。

政策从出台到落地之间相隔的时间差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留出了摸索、起步的时间余地。2015年有关“高考改革”的研究文献总共有275篇，其内容是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政策的分析和后续性的预测，主要包括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高考选考科目与学生生涯教育、高考试点两地（浙江、上海）的调研。新高考改革研究初步兴起，大部分学者对其仍然抱着期待、观望的态度，也希望从更多实地调研中获取政策落地之后的改革成效。

（二）过渡阶段（2016—2017年）

2016年到2017年这段过渡时期出现两个新旧交替的现象：一方面，浙江和上海改革后的第一批高三学生将参加高考;另一方面，2017年第二批新高考改革将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全面推进。新高考改革在实践的浪潮中逐渐获得群体性的认同，初步适应了社会和学校的发展要求。

伴随着试点改革的深入、学校实际新问题和新矛盾的出现，研究的内涵和层次也更加丰富多样。其主要内容包括实际应对模式（走班制、选科策略、班主任制度等）、学科的“遇冷”现象、高考本体的困境和价值等，也出现了大量地方性的实践研究。可以说该时期充分兼顾了理论思辨与落地实践两方面的分析，注重将研究层次和深度推向更进一步。学者也开始初步关注政策落地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和矛盾，并尝试加以分析。

（三）蓬勃发展阶段（2018—2020年）

2018 年，教育部办公厅《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对高校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5]。这一方面架设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桥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高校主体专业设置上的关注。同时，增设江苏、福建、辽宁、广东、湖南、湖北、河北、重庆8个地区的试点，改革的成效也会由于管理、本土文化、学校环境的不同而迥异。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国高考时间推迟至七月，这使得研究的整个进程也相对落后，文献数量远少于2018年和2019年。

高考改革的研究在前期的基础之上又迈向更高的深度和广度。学者们不但反复地摸索高考在时代潮流中的价值定位和未来走向，进一步探究新高考试点地区的现实情况，而且还生发出了更多跨学科、跨视角的研究新思路，如督导评估体系、社会信息支持、媒介话语权等。通过研究推进了高考改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而问题的出现又会促进更多的反思和批判性研究，这种既“破”又“立”的过程，正是不断地把研究推向体系化、专门化的过程。

从起步阶段到过渡阶段，再到后期井喷式的蓬勃发展阶段，“高考改革”不仅是静止的政策文本，还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词，它的各方面都需要面向基础教育的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则关注到了这种动态的演进过程，他认为一切存在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当中，这种“过程性”就是事物最根本的状态。

二、横向视角：高考改革研究的话语表达

笔者从学者的研究重点、理论的分析深度以及实践的介入程度，将近5年高考改革的研究分为3种表达：整体性表达、联结性表达、实践性表达。

（一）整体性表达——关照本身

整体性表达是指以“高考改革”作为本体，对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运行逻辑、结构体系、价值取向等方面所进行主观性、思辨性的分析，它也包括了对高考改革功能的前瞻性预期、改革困境的合理化描述等。这种明确事物“是何”“为何”“如何”的逻辑假设对落地的实践研究起着先导作用。整体性的表达可以分为“内在思考”和“外在驱动”两个方面。

1.内在思考。对高考改革的内在思考主要集中于高考改革自身的内涵、意义、定位、结构等，主要呈现出学者对这一客体的差异性、多元化的理解。从高考改革的定位和分类上，余澄、王后雄阐述了新高考“从一到多”的功能导向，他们还基于历史脉络将高考改革分为高校招生、考试选拔、公平保障、风险管理以及方案性质5个方面的分类视角^[6]，这实际上为高考四十多年的历史定位作了综合性、体系性的阐述，明确了高考改革在岁月辗转中坚守的原则和底线。

大部分学者还阐述了高考改革在新背景下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对价值取向的发展性阐述，如钟秉林和王新凤基于40年高考招生的政策文本，总结出高考改革具有渐进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呈现出注重科学性、自主性、选择性和公平性的基本价值取向^[7]。莫莉认为改革中将必修与选修分层、分类，成为课改新常态，高考选拔方式、考试科目、评价方式等价值取向将发生变化^[8]。另一方面，学者则谈到了不同价值取向的取舍。边新灿谈到高考改革“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价值取向的矛盾和统一，采用何种分配教育机会的标准是两种价值取向的分歧点^[9]。高考改革必然会由于时间、地点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断变革和发展自身的价值取向。总体而言，这种价值取向由单一走向多元、从固定走向灵活，判断标准的不同使得采用何种取向成为当下决策者和教育者共同探讨的话题。

2.外在驱动。相对于内在思考的预设，对高考改革的外在研究和预测则更受到学者的青睐。这一方面是学者关注到了高考改革在整个社会中的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考改革本身就充满实践性和策略性——它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文本，它需要立即付诸行动。因此，学者更倾向于阐述改革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从中获得高考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勾画未来蓝图与发展路径。

首先是关于高考改革的问题和困境研究。无论对高考改革的概念和结构界定得如何完备，政策预估有多么全面和完美，一旦投入社会，总会产生各种难以预测的问题，现实需要与政策标准之间的张力也就得以凸显。赵静宇等学者系统性地分析了高考改革中基础教育公平的问题、基础教育与高考衔接的问题、学业水平考试功能定位的问题、命题新理念落实的问题、评分质量提升的问题^[10]，这实际上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全局性把握。郑若玲以高考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点，认为社会功能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高考的本质功能未达到完全的发挥^[11]。张济洲和黄书光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高考改革的“阶层之困”，社会阶层隐蔽的再生产使得高考的公平和价值取舍再次成为难题^[12]。这种改变容易遭遇文化惯习的阻滞。研究认为困境主要集中于两个层次：一是高考与社会的关系，从中能够牵涉到高考科学与公平、社会资本影响等问题;二是高考与普通高中的关系，从中能够牵涉到育人模式、人员分配、学生抉择等问题。

其次是对高考改革去向和路径的预测和期待。对高考改革问题的探索就如同连续找到靶点，一次次地树立靶心，而能否真正“击中要点”则关系到一系列的路径规划和现实选择。李宝庆从伦理意义出发，认为需要改革决策者的文化批判与责任伦理建构、树立高考改革意识与坚定价值取向，同时辅以价值伦理与社会伦理为两翼^[13]，充分强调了社会道德在改革背后的有力支持作用。邵光华等学者从改革政策本身出发对选考制度做出了相应的预判，例如将物理科目作为“特殊”科目对待、英语只给等级不给评分等^[14]，为新高考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建议。

（二）联结性表达——联动体系

怀特海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内在相关的。现实事物的共同体是一个机体，一个机体就是一种关联。实际存在物由于彼此摄入而互相关涉，这种共在事实就叫“联结”^[15]。所谓联结性表达，是将高考改革置于更加广阔的场域之内，探求其运行、变化过程中牵涉到的一系列内外因素，并分析其与“他者”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模式。联结性表达可以分为“国际视野”“学段影响”“社会功能”3个方面。

1.国际视野。虽然高考改革是扎根中国本土的过程，但国外招生制度的研究能够为其提供理念、实施乃至评价上的支持和启迪，这就将高考改革这一机体放在全球教育范围内，以国别为判断标准进行比较性、对比性的研究，对高考改革的理解也将处于不断拓宽视野和边际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