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现状

摘要：自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被引入中文语境，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如何传承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且是维系民族情感和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其人文价值、历史意义与教育功能相辅相成。教育是连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社会的桥梁。学术界越来越重视教育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注入新活力方面的作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性保护已经成为保护和发展这一文化形态的必然趋势。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绘制了文化遗产研究的知识图谱。通过这种方法旨在梳理当前研究的现状，反思存在的问题，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非遗；教育；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前言

从教育的视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1]教育的实施形式灵活多样，包括正规教育（学校）和非正规教育（社区普及教育、家庭日常教育等），共同致力于实现非遗教育的既定目标与使命。综合来看，可将非遗教育性保护研究归纳为学历教育保护和非学历教育保护两大类型。目前，学界对非遗教育性保护研究主要以非遗的学历教育保护为主，本文通过绘制我国文化遗产研究知识图谱，梳理我国非遗学历教育保护方向的研究现状并反思存在的问题，以期助力非遗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关系探析

教育不仅传递知识，更传递文化，它是社会独特而高效的文明传承机制。通过教育，个体能够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吸收人类文明经过千锤百炼的精华，实现知识与智慧跨越时空的传承。教育使每一代人都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和传承者。随着“非遗进校园”项目的推进，这些文化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融合，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校园正逐渐成为推广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平台。依托校园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对处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教育，实现各个阶段独特的实践目标。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专注于认知层面，培养非遗领域的潜在“群体”传承者，重视“儿童意识”[2]，通过直观、形象、具体的非遗内容，向学生普及非遗知识[3]，从而促进道德品质的发展[4]。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非遗进校园并非仅是教学改革，而是一种责任，是初等教育对文化传承所承担的责任[5]。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应接受非遗教育，提高保护意识，使“保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6]。

其次，在高等教育阶段注重价值观塑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瑰宝，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高校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引导学生深入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是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课题。[7]高等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有了非遗文化教育的加持，专业教育才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发展。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五育并举”的战略举措，创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美育格局，是新时代大学教育的重要使命。非遗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不仅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方式，亦是塑造大学生美育培基固本、立德铸魂的打底色工程。[8]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基于现实、着眼于未来的系统工程，目的是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确保文化享用代际公平和文化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确保其生命力。[9]教育通过深化理解与认知，促使社会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价值认同，并将其精髓融入个人的日常行为与生活理念之中，从而营造非遗保护的积极氛围与长效机制。张卫民总结了非遗教育的总目标：通过非遗教育，使人认识到各民族间不同的文化，理解非遗对中华文化的意义，判断非遗与自身文化的关系及影响，认识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形成自发、自主的积极态度，养成得当的保护行为模式。[1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非遗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都应将非遗文化纳入其中。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和公众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激发他们对非遗文化的兴趣和热爱。通过教育在非遗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让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这样，非遗文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

三、实践应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的”遗产，孕育于特定的族群及其生活环境当中，并不断地在时代变迁下动态发展。相较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通常依靠人或群体的口传身授，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1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遗产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活态性特征。因此，活态性传承是非遗保护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在非遗的教育性保护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对“人”的保护。非遗在学校的系列实践活动，其根本是围绕“人”进行的。[12]这里的“人”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非遗“传承人”，二是指在校园传承中潜在的群体效应所孕育的，特别指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培养出的非遗“承袭人”[13]。

为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工作者们正致力于开发更多灵活多变的教学策略，以培养新一代的传承者。非遗传承人进课堂的活动，最初是作为“非遗进校园”项目的一部分，主要以传承人的展示和表演为主。至2020年非遗展演活动按照学校开展普及活动、省级集中展演和全国现场展演三阶段推进，全国高校参与面达90%，中小学参与面达85%。围绕“非遗进校园”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传承人的研究，重点在于传承人本身的价值、身份认同、口述史、法律保护以及退出机制等方面。二是学校教育与非遗文化结合的个案研究，旨在探索本土非遗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路径、价值意义和现实困境与思考。具体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研究侧重于教学实践、课堂改革以及校本教材的创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应切实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和水平。为此，加强与专业科研机构的合作至关重要，应引入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理念，以增强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虽然在实践层面共同致力于这一目标，但它们在具体实施时各有侧重。职业教育的重点在于通过职业教育的“实践性”模式培养非遗技艺传承人或专业工作者；而在高等教育中，则倾向于培养具有“学术性”的理论研究者。四是借助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重点探讨高校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挖掘、搜集、整理以及数字化保护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四、学科建设

一门学科是否进入国家认定的学科体制，直接关系到其生存的学术合法性。随着非遗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凸显了非遗学科建设的重要性。[14]非遗教育性保护的发展从研学之学走向学科之学[15]。

目前非遗学科建设尚处在发展阶段，学界多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级学科点而积蓄理论力量和实践探索。多角度论述新时代非遗学科发展的学科价值观、学科交叉性和多元化、学科生态的活态性与开放性[16]以及目标导向的人才培养特征。从政策上讲，《关于推动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政策对非遗学科系统化建设进行了细致的把控。从学科实践角度讲，自2002年起，众多高校开始陆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基地集中在各大高等学府，许多研究项目都是在这些高校的资助下开展的。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为例，仅十三五期间，就新增科研项目72项，出版学术著作（含专著、编著、古籍整理、论文集、集刊）60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81篇，获得各类科研奖项12项，其余标志性成果还包括《非遗蓝皮书：中国非遗保护发展报告》和《非遗研究丛书》（共5种）。2006年，中山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二级学科，这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生专业，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得到了正式认可。2008年中山大学率先开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17]。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且覆盖范围广泛，它与艺术学、历史学、体育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相互交融。因此目前来看，各大高校进行学科设置时，依旧是在历史学、文学、地理学等传统学科中自主设立非遗相关的二级学科。在非遗研究中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特性与非遗学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复杂，因而更容易形成不同学科范式、思路并置拼合的多学科拼盘研究模式。[18]随着“新文科”和“美育”政策的推行，相关学科进行调整，非遗被纳入艺术门类，隶属于艺术学一级学科。

从艺术学与美学学科的研究来认识小型社会“各美其美”的传统特征与当代社会“美美与共”的艺术美学互动互享生态关系，有助于使“原生态”艺术与美学的人类学研究拓展进入当代艺术生态研究视野中，可以使“原生态”艺术的传统封闭性通过自组织而又相互联系的生态壁龛建设融入当代文化生态多样性和互生共享性环境。总之，作为新文科知识生态这种开放性、互动性的研究逻辑对于非遗学建设和新文科生态建设应当说是一种积极的创新努力。[19]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面临研究内容繁杂、学科混杂等挑战，其学科体系在理论探索阶段，多聚焦于应然性的讨论。为了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系统地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专业，并培育具备独特学科视角的研究人才，应当持续促进艺术与美学、非遗学与新文科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共同进步。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手段，将非遗文化置于更宽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进行审视和分析。借助新文科的综合视角，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非遗文化的深层含义和价值，并制定出更为科学的保护与传承策略和措施。

五、总结

总之，非遗教育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社区、家庭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培育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双重推动下，非遗教育性保护的理论体系也将不断完善。学者们将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和完善理论，从而推动非遗教育性保护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随着社会对非遗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参与非遗保护的热情也将持续高涨，这将进一步推动非遗教育性保护研究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卫民，黄文伟.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教育形式[J].装饰，2006（11）：20-21.

[2]郑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09）：24-29.

[3]周裕兰.非物质文化遗产启蒙教育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3（08）：48-52.

[4]张继林，陈德艳.非物质文化遗产启蒙教育对幼儿道德品质发展的影响[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3（06）：105-109.

[5]孙亿文.当代“非遗”教育传承、保护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研究[J].美与时代（下），2011（04）：115-116.

[6] 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5（02）：103-10.9.

[7]王春江.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J].辽宁教育研究，2007（08）：104-106.

[8]雍繁.非遗剪纸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及途径[J].中国造纸，2024，43（08）：204.

[9] 宋俊华.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文化遗产，2012（01）：1-5+157.

[10]张卫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5（05）：77-80.

[11]林德荣，郭晓琳.让遗产回归生活：新时代文化遗产旅游活化之路[J]．旅游学刊，2018（9）：1-3.

[12]常国毅，马知遥.从文化立场到人的立场：解析非遗保护中人的问题[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4，16（04）：74-82+155.

[13]马知遥，常国毅.论非遗传承问题域的拓展[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12）：81-92+207-208.

[14]高艳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年：进程、经验与展望[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2（03）：157-168.

[15]宋俊华.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共同体[J].文化遗产，2019（02）：1-7.

[16]耿涵，李晓东.系统性保护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特征与发展进路[J].民族艺术研究，2024，37（02）：35-44.

[17]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心简介.[EB/OL].[2024-09-26].中山大学.https：//cich.sysu.edu.cn/about/intro

[18]高小康.从大拼盘到新生态：新文科视野中的非遗学建设[J].文化遗产，2022（06）：1-8.

[19]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化思考[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04）：1-6.

责任编辑 钱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