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是“传统”的首道大门

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全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全国高等教育教学奖，是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带头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专著及古籍整理类著作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

摘要：语文是当代学生系统接触传统的首道大门，语文教育工作者要为中国文化守好这道大门。在与西方交流过程中，中国语言文学难免被扭曲与重塑。如中国古典小说文体被西方小说同化，而多数中小学语文教学对小说的分析、欣赏，都以西方小说文体概念为模板，这应引起重视。阅读古典文学可以延伸人的生命体验与滋味，理解人自身的丰富性。这种中国人在中国文化浸淫中的独特体验，需要中小学语文教学予以继承。如何经由语文课正向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细地从西方“拿来”，需要数代人的研究与建构，而中小学课堂则是其基础。

关键词：传统；小说；古典小说；网络文学；国学素养

林玮（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毫无疑问，语文是当代学生系统接触所谓“传统”的首道大门。可是，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传统”？您也曾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是两回事，可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实就是传统古典小说文体已被西方小说彻底同化并取代了。那么，中小学语文要怎么回应这个事实呢？有必要扭转它吗？

李小龙：感谢林玮兄提供宝贵的机会，使我有机会把自己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的一点学习心得向大家汇报，以期得到指正的机会。兄提到小说，那么我们先说一下小说的问题。

其实，中国古典小说文体被西方小说同化并取代，既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一个被不断强化、甚至被重塑的事实。打个不太切当的比喻，这就好像说清末有许多国人抽鸦片，渐渐被塑造为东亚病夫——这确实是历史的事实，而如果现在我们依然喷云吐雾，那就是一个被延续且强化的事实——好在我们现在并不这样。但在文化上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文化的影响比较深隐，一时不容易被觉察到，而且，它还带有强大惯性——之所以说前边的比喻不太切当，就是因为吸食鸦片者并不能把吸食的嗜好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只要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新出生的人们仍然可以完全摒弃毒品，重新构建我们的生活秩序；但文化认知若被扰乱，则具有强大的惯性，会一代代往下传承。回到我们所讨论的小说，正如兄指出的，我十数年来一直在呼吁，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差异，希望能引起研究界和社会的重视，并进而改变国人的阅读路径。

为了让大家了解我的想法，我简单重述一下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生与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在古典文献中，第一次提到“小说”的是《庄子》，其《外物》篇中讲述了任公子的奇异故事，最后说明了“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道理，其“小说”实即字面所示之涵义：即与圣贤大道相对的街谈巷议、浅识小语。事实上，在庄子前后，许多先秦典籍都有大致相类之名，如《庄子》又以“小言”称之，荀子则言“小家珍说”，名虽不同，其实则一。当然，在庄子这里，“小说”一词尚非文体指称，但其指称的现象却在后世逐渐演进为文体，因此这一名称也便标示了后世作为文体的“小说”的特征——可以说，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系统中，小说文体一直就没有摆脱“小说”原义的牢笼，即《汉书·艺文志》所谓“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而这其实也正是中国小说文体的核心特征。时至唐宋，中国叙事文学又出现了新的文体，即变文与话本，二者经过说书人的中间环节，最终形成了章回与话本的新传统。于是，中国小说的两大体系都已形成并各自发展，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传统。

西方则完全不同。西方叙事文学的源头是史诗，继之以中世的传奇（romance），最后发展到18世纪的所谓小说（novel）。所以，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史诗传统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式微，但到了启蒙时代却又借novel形式而复活。正因如此，18世纪才产生的novel与古典史诗遥相呼应，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标准如“结构完整性”和“时间循序感”等才是novel文体的本质规定。所以，无论从创作的角度还是批评的立场看，novel都是欧洲文化的独特产物，决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也就是说，小说与novel是产生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或许有些类似但却有极深刻差异的文体，如果混为一谈，就只能让另一种文体削足适履，这也是当今学界与大众阅读中“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固有认识大行其道的根源。

然而，如前所言，西方小说概念取代中国小说概念，只是一种正在塑造的可能性，而非已然的结果。可恰是中小学的语文课，成为了这一塑造过程的关键。没有进入中小学语文教学体系的孩子，对小说是不会凭空产生某些固定概念的。所以，林兄的问题确实问到了根子上，就是——“我们的语文要怎么回应这个事实呢？有必要扭转它吗？”我的回答是要扭转它，而且就要用“我们的语文来回应这个事实”的方式来扭转它。现在的语文课本中对小说的分类、分析、欣赏，大多是从西方小说文体概念出发的，这就好像我们在小学就给学生灌输许许多多已被学界放弃的思维套路一样，比如说封建社会的提法、比如说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之类，很多学生直到大学之后都无法扭转这种思维逻辑；小说的概念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要扭转这一困境，就要从小学、初中的语文教学开始，要让孩子们知道虽然“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文化的复杂实不在于“同”，而在于复杂微妙的“异”，要让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有欣赏中国古典小说的意愿与能力。

这里虽然只是在说小说，但扩大一些，其实兄所说的“传统”也存在类似的困境，当然也就可以有相同的扭转思路。

林玮：在文言文已经退出当代日常生活的今天，甚至您自己也曾指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古代文学研究者常会面对一种质疑，即它们多与抱残守阙、固步自封之类的判断相联系”，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仍然以古代文学为重要内容。这是为什么呢？古代人的经验，何以以及如何能够激活当代人的生存认知与意义探求？

李小龙：文言文确实已退出当代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事实；但并没有退出文化传统，这也是一个事实。

当然，另一个事实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古代文学研究者常会面对一种质疑，即它们多与抱残守阙、固步自封之类的判断相联系”，那是因为质疑者看到了第一个事实，而没有看到或者忽略了第二个事实。

文化传统都是继承性的，无法凭空再造。就如同我们的胃，某网红在疫情严重时鼓励人们早餐“要尽量喝牛奶、吃鸡蛋、吃牛排，营养是至关重要的。粥要少喝，中国人最喜欢喝粥，这没有用的”，我对前者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认为后半句是有问题的。暂且不讨论粥究竟有没有营养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这个判断只看到了营养，却没有考虑营养能否吸收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国人历来对奶制品的摄入量少，所以大部分人乳糖不耐受，即便牛奶确有营养，但若不能很好地吸收，恐怕也事与愿违。我们的消化器官是千百年来的食物谱系逐步塑造成的，它不会因为我们突然改变饮食结构就能亦步亦趋。

把这些说明白了，就可以回答林兄的问题了，就是“古代人的经验，何以以及如何能够激活当代人的生存认知与意义探求”。任何文化传统都是生于此传统中的人世代探索、建构的生存逻辑，这种逻辑正如我们的身体一样，带有继承性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推翻重来。我们要建设新的文化形态，就不得不借助传统的力量来打底、描摹、修正、润色。所以，古代人的经验是可以激活当代人的生存认知与意义探求的，当然，这些经验“如何”激活，则是另外一个宏大的话题，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题中之义了。

林玮：在您的研究中，对“命名”问题的关切是很突出的。命名本来就是语言文字的天然使命。而有意思的是，古代文学中确实蕴含着很强的象征、隐喻传统，以及对文字、文章把玩的求其趣之态度，以彰显作者的博识多才。比如您曾仔细分析过的“弼马温”与“马上封侯”。可是，这种对博闻强记的推崇，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里，还值得语文教学予以强化吗？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由媒介技术带来的语言文字在古代与未来之间的巨大张力？

李小龙：林兄说的非常好，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对知识的态度应该也必须发生重大的变化，两脚书橱已经没有意义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有一位叫王语嫣的人，她对天下的武功都了若指掌、如数家珍，但却一招半式的武功也不会，我觉得金庸先生创造的这个形象不仅是新奇有趣，同时还有着深刻的寓意。别说电脑的大硬盘了，就是现在随便一个小U盘存储的知识，都可能比一个人一生能记住的更多，而且，这种记忆还不会忘却，其准确程度也是人类望尘莫及的，存进去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不像人类，若要复现一分钟前发生的事情，或许就已经开始变形了。所以，如果有人把自己修炼成为一个“王语嫣式”的人，那将会被社会淘汰。

不过，我们仍拿电脑和U盘来做例子，U盘和电脑硬盘确实可以存储大量的信息，但也只是存储，如何提取、组合、运算，只靠U盘或硬盘是不行的，必须依靠CPU才可以；而要产生创意、新知，则还需要人的介入。还原到我们所说的话题上，现代信息技术只是提供了更大的硬盘，但质的飞跃仍然要由人脑来完成，而人脑的完成又要依靠一定的信息量，也就是所谓的博闻强记。我们或许会觉得，人们在准备做创造性劳动时，可以时刻把大型数据库摆在手边，就不需要自己记忆了，这都是几乎没有进行过创造性劳动者的臆想。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面对大量信息，如果脑中空空，其实仍然会一筹莫展，脑海中的知识是创造性劳动的原料，数据中的知识要由脑中的知识来指引，才会被赋予意义。所以，我们不是说人类不需要博闻强记了，而是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博闻强记——一些枯燥的，需要大量脑力资源才能记住，同时用电子手段可以轻易检索到的信息，就不必再记了。或许我们可以再把人脑比作电脑，有一些不常用的数据，或许可以通过一个移动硬盘存起来，不必都放到电脑硬盘或内存里去，这是人类知识结构的巨大进步。但对某一特定学科来说，核心的知识如果仍然要靠外挂的存储，那就无法将这些知识融汇贯通。所以，我想说的是，在当下的时代，我们不是不需要博闻强记了，只是需要更精细地区分、遴选。这其实更难。

那么，语文教学在这个角度来说，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一是在基础教育中，语文课或许是最需要大量记忆的科目，现在仍然是；二是通过语文课的大量记忆，其实也让我们的大脑在记忆方面得到了训练；三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说，也让我们慢慢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记忆。

林玮：作为年轻一代学者，您对《红楼梦》的研究在学界颇具影响。平心而论，《红楼梦》作为小说文本，无论其语言风格，还是故事情节，都不太可能顺利地进入当代人的阅读视野之中。而统编语文教材的“整本书阅读”中，《红楼梦》是相当重要的内容。今人读红楼，特别是今天的青少年在语文课上读红楼，您认为其要旨为何？重点为何？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李小龙：林兄过奖，我完全不敢当，不过，我确实对《红楼梦》这部奇书无比热爱，所以从热爱出发，或许可以说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事实上，阅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文学阅读，更尤其是小说的阅读。仅就阅读来说，我们现在阅读的几乎所有经典，都不同程度存在兄指出的问题，比如同为高中要求整本书阅读的《论语》，从语言风格，到思想内容，都较难进入当代人的阅读视野；即便是西方的名著，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其实也都一样。因此，阅读的难度，无论是语言还是情节，都不是要否阅读的考量因素；就小说经典来说，关键在于是否塑造出了丰富饱满、具有无尽阐释可能的人物；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用叙事的方式再现了人类的某种生活情态；并且在这种再现过程中，通过有意的叙事调配，给读者一种阅读的快感。

从以上几点来看兄提出的问题，也就可以试着回答一下。今天的青少年在语文课上阅读《红楼梦》，我抛开考试不谈，仅就此问题来说下我的看法——当然，以下看法不只是针对《红楼梦》的，也可以针对一切中国古代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