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小说的真实性与真实感
作者: 欧阳华摘要:《党费》《小二黑结婚》中的黄新、三仙姑等文学形象有着坚实的真实性依据,却被不少学生认为缺少真实感。这种真实性与真实感的背离是当代学生、教师与革命时代疏离,进而造成作者与读者所处文化情境脱节所导致的。在革命小说的教学中,应致力于从创作学和传播学角度打破时代隔阂,促使当代师生理解革命,进而发挥革命小说在教学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革命小说;真实性;真实感;创作;传播
艺术作品的真实包括三个层面:内容上为真人真事真情;手法上不进行嫁接、夸张、变形;主旨上是否指向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各种文体的真实标准不一。革命小说的议题关涉着公共政治走向和公众利益,读者对它的真实性要求高于大多数文学作品,而仅次于新闻作品,读者对革命小说的真实感判断直接影响着革命理念能否得以传播。
但在阅读《小二黑结婚》《党费》时,当代部分师生对黄新的奉献、牺牲等崇高精神及人格,对三仙姑爱打扮、吃女儿醋等特征,对二诸葛、三仙姑的突然转变等情节的真实性是存有质疑的。于是有老师将本课的学习任务设置为“寻找《党费》《小二黑结婚》中的真实性缺陷”,直接把质疑当作“缺乏真实性”的事实,这无疑会消解经典。
鉴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厘清《小二黑结婚》《党费》的真实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其教学关注点,以便合理设计学习任务,发挥革命小说的独特教学价值。
一、黄新、三仙姑等形象的真实性考辨
《党费》《小二黑结婚》是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其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都有坚实、真实的原型基础。
(一)黄新形象的真实性
黄新身上汇聚了勇敢、牺牲、公而无私、以党为先、以革命事业为重等理想人格。据王愿坚回忆,这些品格来自三位真实存在的原型人物,其中包括:
1.粤闽赣根据地的卢春兰。她组织各家为游击队员腌制的咸菜在路上被敌人缴获,敌人威胁“不供出组织者就杀害村民”,她领着五六岁的儿子挺身而出“招供”自己。
2.老乡家的大娘。她家的高粱被鬼子喂了马,她把仅剩的地瓜面窝窝头给八路军人王愿坚吃,而自己抱着两岁的小妹妹到里屋,把花生壳子嚼碎给小妹妹吃。
3.王愿坚的战友。王愿坚在收敛战友遗体时,发现烈士在夹着两毛钱的笔记本里写道:“要是我牺牲了,这钱就是我最后的党费”。
以上1号原型是王愿坚采访中得知的,2、3号原型是亲历的,作者将这些真实的原型特征集中在黄新这一形象上时,并未予以夸大,且大量的纪实性作品和第三方报道也印证了这样的人物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并非孤例。因此黄新称得上是当时革命志士的真实写照。
(二)三仙姑形象的真实性
师生对三仙姑形象真实性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她作为乡村中老年妇女却涂脂抹粉,招惹勾搭小青年,甚至和女儿争风吃醋等特点上。这些特征在当时妇女中虽没有普遍性,但绝非不存在。《小二黑结婚》是基于群众调查而创作的通俗读物,它深受太行山区干部群众的欢迎,在《小二黑结婚》的多次改编中,从未对三仙姑的爱打扮等特征进行删改,这说明三仙姑形象的真实性未受到当时受众的质疑。
其次,据董均伦(1949)介绍,三仙姑的“作风问题”是有原型的。“赵树理所到的村子里,也见过母女两个,……这个当母亲的……勾引一些男子,企图一些不正当的享乐。”[1]而戴光中在《赵树理传》中也说:“赵树理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他有一个本家赛婉,招了个窝囊废的倒插门女婿,……似乎连人类天生的嫉妒心也没有,听任她与别人鬼混。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后来,他又碰到过一对跟智家差不多的母女。母亲……是个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的巫婆,善于利用职业方便,勾引一些善男信徒拜倒在她的裙下……太行山穷,妮子、女人像山水般地向平川流逝,或消失在地主老财的高门深宅中,留下穷汉们在性饥渴中煎熬,于是就产生了这种混乱丑恶的两性关系。”[2]这些材料不仅介绍了三仙姑“爱打扮”“勾引青年”的原型,还提示其产生的原因是太行山区的性别失调、畸形婚姻和巫文化破坏了儒家的贞节、纲常文化。
在《小二黑结婚》的教学中,也有学生对封建社会中的小芹、小二黑身处传统社会,却会自由恋爱这一情节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小芹的原型是智英祥,其母加入“三教圣道会”后上吊而死,父亲在外流浪,这使得她有自由恋爱的条件[3]。在小说中,小二黑和小芹的父母并没有部分封建家长那样强大的控制力,因而他们的自由恋爱是完全可能的。
(三)三仙姑、二诸葛转变的真实性
经过区长教导之后,三仙姑和二诸葛发生了巨变:三仙姑换了长辈人的打扮,拆去了三十年来的香案;二诸葛不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两位神仙同意小芹、小二黑结婚。这种转变确实很突然,但不能否认这种转变的真实性。
首先,他们是迫于舆论氛围和行政压力做出的改变。经过一番折腾,三仙姑和二诸葛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社会舆论对他们的公开嘲笑(三仙姑在区公所院里听到“四十五穿花鞋”“闺女不如娘会打扮”等议论后“羞得只顾擦汗”“恨不得一头碰死”;两位神仙有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这样的舆论氛围迫使他们改变。而行政压力则是在当时推行的“婚姻自主的法令”。她们本是非常畏惧政府权力的普通农民(二诸葛不断求区长“恩典”,三仙姑一到区长房里就磕头),在政府法令的推行下,他们短时间内接受婚姻自主是真实可信的。况且他们当初反对儿女婚姻自主,并非基于不可让步的利益考量,更多的是出于传统的文化心理。当这种文化环境被革命潮流改变后,他们也就失去继续坚持的动力源。
其次,他们的改变是外在言行而不一定是内在心理改变。三仙姑不再打扮、下神,二诸葛不再卖弄皇历,以及他们不再对儿女婚姻自主做出反对的言行,并不表示三仙姑不再爱美,也不表示他们不再迷信,甚至也不代表他们真正认同婚姻自主。让他们短时间在内心深处做出彻底改变是不现实的,但如果只是迫于压力的言行改变,那还是真实可信的。
二、“真实性”为何无法支撑“真实感”
既然黄新、三仙姑等人物形象和人物转变的情节是有“真实性”的,那为什么读者(当代读者)会认为他们缺少“真实感”呢?
实际上,真实包含真实性和真实感两方面。真实性是指作品中人物、内容等是否符合事理、情感逻辑,其所表现的社会问题、人物品性是否有必然的现实基础,强调的是事实、事理的客观性。真实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是读者基于自身立场和自有信息,对作品所反映内容的客观实在性、普遍代表性和必然性做出的综合判断。如果读者基于自身立场和自有信息做出的普遍性、必然性判断与客观实在的事物不一致,则读者会产生“不真实感”,因而真实性不是真实感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如果读者认为缺乏真实感,不一定是作品没有真实性。
(一)读者的“普遍代表性”判定与真实感
人们通常会认为真实存在而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人物最有真实感。如水生嫂对丈夫的抗日行为既支持又充满担心和不舍,这是当时广大农村妇女的普遍心理,读者不会对其真实性表示质疑。
而对那些具有个体特异性的形象,则要看其特异性背后是否有普遍代表性。如二诸葛的个体特异性表现是“不宜栽种”,其背后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迷信心理。换句话说,二诸葛是迷信的代表人物,只不过在迷信的具体形式上有其特异性表现。这种特异性的背后还是普遍性,仍能给读者以真实感。如果个体特异性缺少深层次的普遍代表性,就会给读者以虚假感。如《党费》中的黄新阻止饥饿的女儿吃咸菜,扔下女儿勇敢牺牲,这似乎不符合大部分母亲以儿女为先的普遍特征,因而读者认为“不真实”。
(二)作家、读者的距离远近与真实感
人物的形象特征是由人的秉性、经历、环境等综合因素促成的,如果这些因素在文本中有充分介绍,则更能体现形象的真实性。
但作家并不会完全展现小说人物性格特征所产生的环境与由来,在作家与目标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立场时尤是如此。如二诸葛与三仙姑干涉儿女婚姻这一做法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产物,而读者和作者对传统乡土社会特点有心照不宣的共同认识,故作品中即使不交待他们为何干涉儿女婚姻,读者也能认为这种干涉的心理和行为是真实的。不管是“荷花淀派”还是“山药蛋派”,这些来自乡土、扎身乡土的作家,与他们的写作内容和受众之间,有着高度的时空、立场同一性。赵树理不介绍三仙姑爱打扮性格何以形成,王愿坚不介绍黄新的牺牲精神由何造就,是因为他们和当时读者有不言自明的共同背景认知。
作家、作品是静止的,读者是动态的,80年前的乡土作家在遭遇当代读者时,这种时空、立场的同一性被打破,当代读者和革命传统作品及作家并不具有共同的背景认知,则作者基于这一社会环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即使有现实基础也会被读者认为缺少真实感。
这在个体特异性形象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当代读者对传统社会、革命时代的共性普遍特征尚有理解偏差,遑论彼时的个体经历与个体环境。当代学生对传统妇女的刻板印象是三从四德,他们不知道具体的乡村社会中也会有畸形的特例,因而他们认为三仙姑爱打扮、吃女儿醋的形象不真实。又如黄新的牺牲自我乃至不顾女儿的表现,这不是“爱有差等”的传统母亲的普遍做法,而是由黄新的个体特质和当时的时代经历所塑造的。对于这类特异性性格,读者常因不了解他们的生成土壤,而断定其没有真实性。
(三)理想人格塑造与真实感
革命小说(严格来说是“昔日革命小说”)还因倾向于塑造理想人格而给人以较低的真实感。理想人格对艰苦卓绝的革命来说至关重要,革命小说常常塑造和宣扬理想人格。其实这并非革命小说所独有,古代的二十四孝人物就寄托着孝道的理想人格,这些人物把孝放在首位,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把“孝”表现出来,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这种对理想榜样的展示,表现在革命小说中,就会塑造出近似“高大全”的形象。
但王愿坚在《党费》里塑造的黄新并不是“高大全”人物。从目的上看,黄新这一形象确实是王愿坚响应“宣扬优秀党员”(理想人格)这一号召而创作的。他说:“这时,一九五四年的‘七一’快到了,《解放军文艺》要发表宣扬优秀党员的作品,我便想到了卢春兰的故事。”[4]黄新形象之所以遭受“真实感”质疑,与其理想人格过于“完美”有关。
在汇集众多原型特征的“极端”形象中,极端善的形象比极端恶的形象更容易遭受读者的质疑。对于极端恶的形象,读者的感慨可能是“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坏的人”;而对极端善的形象,读者更可能质疑“世上真有这么好的人吗”。尤其当这种善的形象是通过牺牲个体利益来成全社会利益时,这种质疑会更为明显。因为牺牲自我利益的善的形象会让读者陷入巨大的道德压力中。读者会将这些形象与自我进行比对,当读者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那种善时,会陷入自己品德不如人的认知失调中,进而产生自我否定的道德压力。为缓解这种压力,读者倾向于质疑这种极端善行(理想人格)的真实性。
在读者(当代读者)疏离了这种理想人格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时,这种质疑就更无处证伪了。如果作品中介绍了黄新见过、遭受过的欺压、剥削,介绍了她所见到的共产党队伍带给她的希望,介绍了她性格中对乡间特权、桎梏、丛林般弱肉强食的痛恨,那么当代读者对真实性的质疑就会大大降低。
三、背景的缺席是不是艺术失败?
革命小说所塑造的个体特异性形象、理想人格形象由于缺乏人物成长的非典型性环境介绍,而遭遇与革命年代和革命场所有时空阻隔的异地读者和隔代读者的质疑。诚然如果革命小说作者能在作品中对这些人物成长的非典型环境作充分的介绍,那这种质疑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种“应为而未为”视为艺术缺陷或艺术失败呢?这需要我们思考革命小说的文体特征。
(一)革命小说创作时有公共语境
革命小说是反应公共问题的大众文学,这和私语叙述的个体文学不同:个体文学阐述的个体经历、情感如果在文本中得不到充分的陈述,则难以被理解;革命小说是建立在公众熟知的语境基础之上的公共表达,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作家面向的是与之共享同一语境的读者,因此没有必要将来龙去脉在作品中一一交待。只不过在革命成为过去时以后,革命文学的语境逐渐淡出人们视线,进而与新时代的不熟悉革命语境的读者产生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