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促进语文教学与核心素养落实

陈振林，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十佳教师作家”，《中国教育报》“好老师”栏目人物，光明日报《教育家》“大国良师”人物，广州市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广州市教育评估和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专家。提出“以写促学”语文教学主张；个人成长经历录入《新世纪20年中学语文名师专业发展研究》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语文报》《读写月报》《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等报刊发表教育教学文章六百多篇。曾获冰心儿童图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青铜骏马文学奖、麋鹿文学奖、吴伯箫散文奖、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大奖等。在《人民日报》《北京文学》《小说月报》《读者》等报刊公开发表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出版文集《阳光爬满每一天的窗子》《父亲的爱里有片海》等27部。

摘要：文学创作与语文教学二者关系的处理，可以是“用文学养教学，以教学促文学”，让二者自然融合，相得益彰，这样可以作为语文学科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通道。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寻找一个平衡点，可以暂时“戴着镣铐跳舞”，为着最终“去除镣铐自由跳舞”。语文教学不能“小家子气”，要大气，有大眼光。“读”要大气，要大声读，要会细读，要坚持阅读。

关键词：文学创作；语文教学；核心素养；以写促教

张硕（上海市七宝中学教师）：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本次访谈！久闻大名，第一次知道您的名字是因为在杂志上读到了您的作品，后来才了解到您也是一名语文教师，而且长期在一线教学，专业素养和创作能力俱佳，让人非常钦佩。想知道您第一次创作并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

陈振林：张老师好！很开心能和您一起聊语文谈文学。很多读者最先是看到我的一些文学作品才知道我的名字，2010年之前我主要写精短散文，2010年之后我以小说写作为主，从2006年到今年，每年公开发表文学类文章大约以60篇左右的速度推进。读者中有不少的语文教师，他们有一天在试卷上看到我的文章，于是网上找到我，试着让我回答试卷上的题目，等到拿到答案时，他们没想到我也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我的文章，进入中考原卷的有《秦琼卖马》《性感的荷花》等，进入到中考、高考模拟卷的已经有120多篇了，其中的《利剑》被教育部考试中心选入2022年全国适应性试题，600多万考生同时阅读做题。我的小说《利剑》是写伍子胥叮嘱后人不要复仇的故事，于当今有着积极意义。当年的高考新课标Ⅰ卷文学类阅读题选文，是冯至先生的《江上》。《江上》同样是写伍子胥的故事，于是有人就笑问：莫不是陈振林的小说《利剑》“灌了引水”引出了这篇《江上》？

接着有语文同仁继续查找我的文章，意外地找到了我发表的多篇教育教学类文章。这样，他们像发现了某种秘密一样，发现了我以“写”的方式不断前行的方式，认为这可能是语文教师专业成长的一种可行的样式。

我的第一次创作在读初中时，改写当时初三年级的一篇课文《连升三级》，全班传看，但没有公开发表。真正发表文章是在初中毕业之后，我写的一篇散文《无悔选择》，是说自己立志要做老师的事，发表在《青年人报》1990年第571期；原文不过六七百字，发表时编辑删改只剩下四百多字的“豆腐块”。但收到了5元钱的稿费，那时对于我来说不算少了，在几个同学面前炫耀了好一阵子。直到快要超过取款期限时才跑到邮局将稿费单兑换成5元钱，和同学一块买了很多零食。

张硕：您刚才所说的让我想起我第一次正式发表“豆腐块”也是在报纸上，当时还读初一的我拿到人生中第一笔稿费，好像有70块钱，买了一些零食和同学们分享，剩余的钱还买了一个计算器。我当时对文学创作充满了热情和期待，但是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和工作稳定之后，创作的热情就消失殆尽了。想知道您是怎么保持长期旺盛的创作力的？

陈振林：我觉得，用文学启蒙少年精神发育是最好的方式。少年可以沉湎于阅读，也可尝试着作文。这里说说作文启蒙一个人精神成长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明白写作者如何保持旺盛创作力的秘诀了。

这个过程大约有三个阶段。最初是“写我想”，即写下自己想写的内容。正如曹文轩先生所言，“读”是弓，“写”是箭。我觉得，“读”是“写”的基石与养料，“写”是“读”的延续与升华，二者就是完美融合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阅读之后是想着动笔的，写下自己的所想。第二步是“想我写”，面对自己所写的内容自己有所思考，思考其价值，思考其意义。这样明白自己“写”的目的，让自己找到坚持“写”下去的动力。最后一步是“我想写”，即自己想要表达出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关乎他人，也关乎自己，是丰富多彩的。到第三步时，“写”（创作）就已经完全成了个人主观的精神活动了，自然轻松而快乐地坚持下来。这，其实与年龄增长和工作稳定关系并不大。

张硕：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写作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内在追求，很多有写作梦想的人之所以没有能坚持下来，或者半途而废，是因为内在动力不足，更没有养成一种坚持的习惯。您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中遇到过瓶颈吗？又是怎么突破的呢？

陈振林：张老师，您说得对，我认为写作更多的是写给自己的，然后才是这样或那样的读者；也就是说，写作首先是一个人的内在追求，构建自己的精神王国。老作家欧阳山曾说：“文学是一项粉身碎骨的事业。”这是有道理的。当一个人选定了写作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且要不停地坚持下来，方能有所成就。

我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中曾遇两大瓶颈问题。外在显现的问题是，我选择文学创作与我的语文教学有没有可能出现矛盾性的对撞，我进行文学创作有没有可能影响我的语文教学。内在隐性问题是，我选择文学的方式（主要是小说体裁）来表现生活，选取怎样的角度、手法、题材曾长时间困扰着我。两大瓶颈问题，我将后者解决好，前者就迎刃而解了。想要写作的内容很多，我选择从生活的大海里撷取点滴的浪花，来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这是我创作中慢慢形成的特点，也就解决了我内在隐性问题。至于文学创作与语文教学二者关系的处理，我的理解与做法是“用文学养教学，以教学促文学”，让二者自然融合，相得益彰。程翔老师在他新近出版的《长在语文课堂》里说：“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师能写点东西，才有教学生写作的资格。”正好呼应了这一观点。

张硕：我想先来聊聊您所说的内在隐性问题，再谈谈外在显现的问题，可以吗？

陈振林：好的，我以我的写作经历来说说。先说内在隐性问题吧，我是一名写作者，我也是一名语文教师，到底作出怎样的选择才让文学创作与语文教学不冲撞，反而二者相得益彰呢？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当然是做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和学生一起阅读一起写作，也陪伴他们参加中考、高考。作为一名写作者，可以写的内容很多，可以写的文体与题材也应该有所选择。大约在2006年前，我有过近5年的探索，最终确定了我文学与教学二者兼顾的写作方向：题材选择校园类、家庭类、情感类（这三者分类不是并列关系）为主；文体选择小小说、散文为主，篇幅大多在2000字以下；写作方法运用与中学语文教材出现的写作方法贴近。比如我曾写作的小说《郑校长》《侯老师》《诗人雪川》《和喜》等，就来自我身边的同事；我曾写作的小说《唐善龙》，是我将我的两个学生“唐善军”与“李宜龙”二人的形象进行揉合而成的主人公，写作手法采用了中学生常用的对比、衬托等。我创作的散文《不拖堂》，就是写我们教师的真实生活，说的是一群师大毕业生临别之际向老教授请教课堂教学，得到了“不拖堂”这一答案；多年后这群师大学生也要面临自己的学生请教，仍然给出“不拖堂”的答案。这篇散文最初刊发在《今晚报》，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精神文明导刊》2023年第6期全文转载。我的创作，也会有长篇小说，但不是现在。现在重在积累写作素材，等到有大块属于自己的时间时，我就会动笔。比如我一直想写的长篇小说《第一中学》，已有框架，也曾谒见著名作家贾平凹老师，请他题写了书名。

内在隐性问题解决了，外在显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般人认为，教师的教学可能会与这位教师的文学创作出现矛盾性的对撞。事实上，有了我对内在隐性问题作出的选择，这种矛盾不仅不存在，反而二者形成了良好的合力。“用文学养教学，以教学促文学”，是我的做法，也是我的目标。做法实现了，目标也达成了。这么多年来，我的语文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一点成绩。正因为我爱好文学，所以对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有着更合理更充分的帮助；正因为我在语文教学的阅读与写作中得到了一些规律，所以又促进了我的文学阅读与写作。如果语文学科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有通道的话，那么，我作为语文老师的这种方式，算是一条通道。事实上，很多的语文名师，远一点如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等，近一点如余映潮、程翔、黄厚江等，都是能写会写之人。

张硕：您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一般会从哪里寻找创作素材？在您的创作道路上，是否也经历了先模仿再创作的过程，又有哪些作家或作品对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展开说说吗？

陈振林：文学创作者，大多会从熟知的领域或地域寻找自己的创作素材。央视曾播出《文学的故乡》纪录片，片中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这些是作家各自熟悉的地域，是他们作品出发的原点。我的写作，有的来自我的家乡江汉平原，更多的是来自我工作、生活的校园与家庭。我的散文《故园碎片》《站成一棵树》是写我故乡的人故乡的物，“清风明月”系列小说是写我的家乡即将逝去的美好事物，“明日黄花”系列小说是写童年的我在家乡所见到的世界。“明日黄花”系列小说中的《拿来鸡蛋做交易》曾刊发在《北京文学》，是写金虎、银虎兄弟二人用家中鸡窝的鸡蛋换冰棍的故事，读来回味无穷；“清风明月”系列小说中的《1978年的一只母鸡》曾获得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是写1978年时瘦小的“我”参加高考，母亲巧妙杀掉自家母鸡炖汤给“我”喝的事，既有年代感，又有新鲜味。

我的创作过程，当然有先模仿再创作的经历。其中的影响来自我阅读的两部书，《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我开始阅读《三国演义》，是读小学三年级时。父亲是小学的语文教师，家中也就会出现厚厚的小说。读三年级时，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一起，偷偷拿着父亲的《三国演义》开始阅读。打开书，很多的字我根本不认识，但这不影响我的阅读，我会认“半边字”，读音取它的一半或者根本不管它读什么音就跳过去。直到参加工作，我还将“许褚”念作“许诸”。小弟只知道是书，他是看着我在看书，有时拿过书装模作样地翻看一下，更多的时候，他在听我讲书中的故事。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我“连滚带爬”地读完了《三国演义》。父亲并不反对我们看书，他有时会和我们说说三国中的人物和故事。许多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在皎洁的月下剥棉花（白天在棉田里采回绽开棉花的棉桃，然后在家剥出棉花），三国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游走，我们享受着最原生态的文学沐浴。故事的主讲人是父亲，有时我们兄弟也会插进三言两语一起讨论人物形象。后来上了初中，学了蒲松龄的《狼》，我就用我种蓖麻换来的钱购买了《聊斋志异》来读。读小学的我，在菜园四周种蓖麻，然后用蓖麻籽换钱，曾换得许多书，包括这本《聊斋志异》和另外380多本连环画（我们叫它“娃娃书”）。《聊斋志异》故事有长有短，人物有神有鬼。有时候看完了故事，却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看到文中有鬼神，却不知道是什么意义。于是我就想，这是一部和《三国演义》不同的书，小说除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还得有主旨，就是要有深刻的道理。再读《聊斋志异》时，我首先就会想到某篇小说所写故事情节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为着表达什么样的主旨。那些陪伴我成长的“娃娃书”，如今仍沉睡在我老家的楼上，仍旧是我阅读与写作的力量源泉。

就这样，我自个摸索着读懂小说的方法，也其实是在探索小说写作的方法。可以这样讲，几百本“娃娃书”教会了我粗浅地构思情节；《三国演义》教会了我完整地叙事，且要有人物形象；《聊斋志异》教会了我写故事要有主旨，要立意深刻。

张硕：除了一些经典小说作品，您会从一些文学理论著作中寻找创作依据或原则吗？

陈振林：经典小说作品，是小说写作者不竭的营养。越是经典的小说，越是百读不厌，越是对写作者有着更多的启发。短篇如契诃夫、莫泊桑等人的经典作品，长篇如《红楼梦》《复活》等，常读常新，皆有所得。至于文学理论著作，我觉得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梳理、分析后得到的可能性的结论或观点，有参考性，但作用并不大。所以，我除了大学时学过文学理论著作，后来写小说时我几乎不回看那些文学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