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候阅读视域下重释《哦，香雪》

摘要：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为《哦，香雪》的文本内容赋予了新的活力，对该篇经典文章温情式的审美范式提出了新的质疑。就解读时亦然聚焦于其中美好的语言文字、美好的人物形象及美好的故事情节所铺排出的绚丽色彩之问，窥探作家在清新文本背后所隐喻的特定时代症候。显然，其中埋藏着改革初期呈现出的“地域空间的视差”“文化交融的违和”与“隔膜区间的挣扎”三条灰线，潜隐地勾勒出了一幅当时代的“乡村图式”“文化景观”，表达了作家普遍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症候式阅读；《哦，香雪》；反美好；美好；时代症候

症候阅读法是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出的一种阅读方式，主要指的是依据一种文本中并不能直接捕捉的症候（空白与沉默），更深地捕捉到文字和一般言语之后的理论问题式。[1]其“症候”一词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弗洛伊德，他指出要依据表层的症候来发现深层心理中隐匿的无意识结构。[2]而拉康则在借以说明深层结构分析的重要性时继续沿用，后阿尔都塞将其运用于文本阅读领域，其旨在阅读时从一个“审慎者”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式，关注文本这一对象话语背后潜藏的空白、无和沉默，尝试转换场地视域，从先前搭建的理论框架中深剖细究，从而使得之前的空白得到填补、无中生有、沉默得到释放，以促进新的认识生产。

《哦，香雪》是当代文坛重要作家铁凝的成名作之一，这篇文章也被选编进了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青春的价值”主题单元。作家以全知视角展开叙事，讲述了一个北方小山村——台儿沟，刚通上火车时发生在农村姑娘们身上的一些美好故事。小说中主人公香雪在比同龄人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背景下，对城市充满强烈的向往之情，而后踏上火车追寻心仪的铅笔盒，最后沿轨返回故乡，其中体现出独特的人文风韵与时代内涵。作品往往以“诗化小说”“风格化意义”“从头到尾都是诗”等概念式、温情式、诗意式点评而溢名，并衍生成为该小说的主要阐释，进而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渲染着绚烂光影与色彩的改革初期乡村图画。那么青春的价值真的只是这些浮于表面的美好吗？必然，这种阐释期待未必接近真实，展现对象全貌，或者说它只是一种表象之下的诠释。只有借用症候阅读法，从朴素式阅读、传统式阅读直接“看”的基础上进行再阅读，以一种“反美好”的问题反思视角出发，以双重交叉阅读琢磨这些思维背后的空白、无或沉默之处，才能从此类旧的评价诠释中寻找到话语裂缝，突现出新的话语内容，由此完成对该作品的完整释义与深度解读。

一、“不在场”的大多数与边缘化的“香雪们”：失落的空间症候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马舍雷认为作品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作品中的秩序仅仅是一种想象的秩序，通过秩序我们可以找到“缺无”，通过“缺无”又可以揭示作品的结构。[3]换言之，他认识到“缺无”与作品结构间的相互作用，这就为本篇文章的解读提供了一种逆向参照。在以往的解读与教学设计中，教师总会围绕于其中的主要人物香雪以及一些次要人物，如凤娇、北京人、女学生等。这种由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所汇集产生的聚光便遮蔽了其后的社会环境、社会状态，故而成为了大众诗意解读的缘由。显然，这只是从文本的浅表层面做出阐释，并未触及文章深层内涵与作家在无意识中为我们遗留下的社会痕迹。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农村，农民作为占据农村大量生存空间的主要居住者，在作品中却退于幕后，充当背景，更多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存在。原本村庄中对通火车之事关注的其他人、前往火车站进行社会活动的其他人以及乘坐火车前往城市的其他人，成为作者笔下的空缺部分，相反，作家主要书写着正值青春岁月，满怀青春激情的少女形象、身处城乡过渡带的乘务员形象与代表着城市象征的学生形象等。

仅从农村群体中作比较，“香雪们”这样的代表性人群相对的便是农村十几户村民中剩下的大多数，这也就意味着在作家笔下凡是能与城市之间产生纠葛或者说能够接触到城市空间的人，是为作家所书写择选，而择选的条件便是：女性、年轻、美好。

针对其中的少女形象，作家又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香雪与凤娇，在对其他姑娘的描写中则是以一种“指称”的处理方式，在保证具体指涉意义的前提上，以用来达到一种对人物背景化、模糊化及虚化的艺术效果。如文中写到的“有人”“姑娘们”“她们”“挤上来的一个姑娘”“被埋怨的姑娘”“又一个姑娘”“那个姑娘”“还是那个姑娘”……如此一来，原本就处于文本空间边缘的人物便被更加边缘化，进而视之，它便消解了这些人物的存在意义与主体性意识。

同样，作家并非含混地追随时间叙事，而是巧妙地在文本中布置了别样的空间结构，造就了一个典型的环境，并随之表现出一种隐匿的社会关系。“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村口这一地理位置标识成为了村庄地域及城乡过渡带地域的首道物理屏障。而后，“香雪们”冲破第一道屏障前往车站，继而接触到城市的标志象征物——火车，由此，火车成为“香雪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界分、隔离的第二道物理屏障。最后，唯有香雪踏上了火车，表面上是因为她对铅笔盒的执念，实质上是她对城市身份的向往，在这份心理期待的基础上，作家设置了另一处说明：“也许就因为香雪是学生吧，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同时，作家在对香雪及其他姑娘们的对照描写中，其实是将香雪塑造为一个在实际的社会交际环境下，更为话少、胆子小、社交能力弱的 “低能形象”，而她所拥有的优势便是生得白净、眼神纯净、知识分子。为此，作者在第二道屏障中实则是设置了另一限定条件，留下了农村与城市勾连的有且只有一条的路径：最美好且最高学历。

作家在无意识中以语言这样一种时间性的叙事媒介建构了一个由村口与火车相界分、相隔离的三个毗邻空间区域，分别为村庄、车站和火车，由此勾勒出一个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空间形态，难怪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总能不由自主地构建出一张“乡村图式”。这便是“当读者进行小说阅读，把各种暗示和参照在空间上连接起来，渐渐意识到关系的类型时，这个印象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4]在这片空间场域中，不在场的农村群体与边缘化的姑娘们成为乡村空间图式建构打底时的素描轮廓，自然就会被鲜艳的人物色彩所掩盖、遮蔽。其作品中这些人物地位、身份的缺失或退化意味着农村普遍群众所身处的尴尬境地，空间层层筛拔的过程更是直接剥夺了他们的在场权力与具象化要求。那么，当群体特征与地理相结合时，其实表现的是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5]再加之人物与空间关系的错位，则恰好流露出了一种普遍的空间症候，即群体性失落。

二、城乡差异与城市话语权力书写：压抑的文化症候

如果说空间的节段只是浅层的形态表征，那么城乡差异的客观实际则触及着文本里层的意识蕴藉，而这种意识蕴藉确是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社会文化休戚相关。有关“文化”，历来各派众说纷纭，按马修·阿诺德来看，文化指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层面。[6]具体来说，作家运用语言符号所揭示的城乡差异的社会现实既是作家的意识体现，也是当时整个农村社会压抑的精神文化表现，而为何会呈现出一种压抑的状态，则是源于作家对城市话语权力的书写实践。

首先，在小说的开篇之处，作者连用两个对偶句“如果不是”的否定表述，肯切地表明作为改革前农村典型代表的台儿沟，若想被人探索、发现除了“要想富，先通路”这条途径以外，绝无其他可能。而又是哪些人能够成为对开路提出意义或要求的人呢？是“乘车的旅客”“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快乐的男乘务员”，又或者是什么都不为，只因为台儿沟太小。城市俨然以“外来者”的身份允许了台儿沟车站的停站要求，台儿沟则被反贴上了“靠亲戚”“靠资源”“本身弱者”的标签。那么，真正促使并决定着农村居民向现代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反倒是借助外部力量，这就意味着农民在农村及过渡区空间的被动性，亦为城乡的差异对比埋下伏笔。

其次，以乘客为代表的城市群体手中逐渐把握有消费关系的主动权及火车的打开权限。小说中描绘的第一批跨越村口空间的人，她们由最初的好奇驱使，逐渐转变身份成为车站售卖者，而后在一个深秋的一天又成为被检阅者。在第一重时空关系中，“香雪们”是自由无畏的，她们仅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本能、感性的驱动力，这个时候她们充当的是“看”的主体，使得她们对城市居民采取的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俯视视角，她们看到了“妇女头上的一排金圈圈”“手表”“皮书包”，用“指”的这样一个行为动作，进行评价讨论，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评委”身姿。

在第二重时空关系中，“香雪们”摇身一变成为了“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的售货员，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平等的买卖关系，可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在卖货的时候，姑娘们是“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台”，这不免令人质疑，万一是卖货的姑娘太多，纯属商业竞争呢？但其实，作者已经在文中给出我们回复：“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由此看出，买与不买的权力其实在于乘客手中，而买与不买的关键则取决于售卖者是否能获得对方信任。这时，这种买卖关系已经不再纯粹依赖个体需求，而是掺杂进来乘客的话语权力，“香雪们”则处于一种被俯视却还要主动上贴的状态之下。

在第三重时空关系中，“香雪们”再一次装扮起来，“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为什么要打扮成城里姑娘的样子呢？其实，随着她们认知的丰富、认识的深化，最初的那股本真与傲气已然消磨丧失，城市的观念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影响、替代并同化着她们原本的意识形态。这个时候的装饰物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物品，而是成为了城市身份的代名词与评判标准，赋予了象征意义。她们“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虽然姑娘们仍保留着自己的主家身份，但同时也将自己的位置置于其后，成为“被看”“被评价”的客体对象。然而，这一次的山风格外凛冽，似乎象征着这股现代化浪潮的迅猛与冷酷。尽管她们再次踮起脚尖，却无人发现，火车上的绿色铁皮、车窗、车门、扶手、玻璃、踏板等事物，阻挡了彼此间的交际，而这些事物的开放闭合确是由火车内部控制，说明这无非是出于乘客意愿的自主隔离。显然，城市群体决定着是否参与她们热情的候客，决定“看”与“不看”的权力。

随着三层时空的转换，以“香雪们”为代表的农村群体与以“乘客”为代表的城市群体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由最初的真正平等的主体性关系走向了一种被影响、被决定、被置后及被观看的被动关系。

三、“理想化”寄语与隐喻的归途：积极的心理症候

福柯以为，对权力的抵制点不失为差异的一种特定形式。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因此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7]这也就意味着，这类实际的社会现实之下隐藏着喷薄的力量源泉，它往往能“化实为虚”，既打破客观世界原有的物理结构，同时创造出一个可以充分寄寓和象征情感的心理空间。[8]在对农村与过渡区的空间叙事中，作家以不对等的空间形式隐喻着现代社会文明冲突下的城乡不对等差异，同时，作家也并未放弃对农村生活的希冀与美好生活的憧憬，反而是借其差异所迭代增蓄的区间群体的失落，与隔膜带人群的普遍挣扎和精神压抑来转化为全新的生命力量，由此向读者或大众传递出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以此来表达作家普遍的人文关怀。

铁凝曾在接受“小说家讲坛”的采访时说道：“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包括批评家在内，把农村和城市分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这一中国的问题太鲜明了，这城乡的差异太巨大了，这种巨大其实也就造成了我们一系列看问题的眼光，所有的眼光，城乡的分界线是特别清晰的。[9]作家早已经发现了城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是在对作品的二次解读或者说是教参中类似“权威性”解读的误导下，这一问题便常常隐身于课堂之中，那么，学生就只能从表面上所表现出的僵硬的美好之中去感受一种跨越时代的共情，这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值得庆幸的是，作家在文本中留下了许多的线索，让我们去发现问题，使我们保留着困苦之下的警醒与祝福。譬如，作家为读者呈现了一幅阳光、美丽、善良的少女肖像。当然，这是每一个读者在阅读之后准会深深记住的内容，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人物未必接近真实。或许，作家的本意未必在于求真，她在人物身上播撒下理想化的种子，才使读者在阅读时看到盛开的美好之花，从而消释了当时那种现实之下的无奈与残酷，让我们满怀希望。同时，作家也是在向我们寄托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美好寄语，只要心灵是美好的，世间万物又怎会有污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