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大力研究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

摘要：从研究的态度来看，40多年来的叶圣陶研究经历了崇敬（1979-1999）、贬低（2000-2023）和公正（2024-）三个大的阶段。被访者对叶圣陶的态度也经历了盲从、不屑和“了解”过程。应该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和辩证的、客观的态度看待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大力研究他的语文教育思想。需要扩大考察范围，不能过多研究其语文教学思想，还应关注其课程、教材、考试、教师教育思想。要改变研究方法：一是重回历史语境，并将其理论与实践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考察，呈现其思想的发展，评价其得失。二是重新阐释，就是用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新成果去考察、诠释其教育思想。

关键词：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重新阐释

张硕（上海市七宝中学教师）：张教授，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向您讨教！您在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史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也培养了很多优秀毕业生进入中学从事一线语文教学工作。不瞒您说，我一直关注您的学术研究动态，您的研究成果是我专业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学习内容。看到您在今年第4期《课程·教材·教法》发表了《重新认识“语文教育家”叶圣陶》一文，拜读后收获很大，想以此为话题跟您请教可以吗？

张心科：谢谢张老师！我们互相交流切磋，共同成长进步。这篇文章主要针对近年来一些论著在评述叶圣陶时常出现静态、片面、绝对、主观的倾向，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看待事物、评价人物的方式，结合叶圣陶对语文学科中的语文课程目的、教科书编写、选文教学功能、语文知识教学、文学作品教学以及汉语、文学分科等的观点、态度或实践，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和辩证的、客观的态度看待，从而获得对其教育思想获得新的认识。

张硕：谢谢张教授！其实我发现以前您在文章中就多次提到叶圣陶，只是没有专门论述。为什么现在对这位新文学作家和语文教育家给予了更多关注？

张心科：我之所以在今年专门研究叶圣陶先生并集中写了这几篇文章，不仅仅是因为去年写的《重新认识“语文教育家”叶圣陶》被《课程·教材·教法》采用，让我知道还有人愿意读这样的文字；也不仅仅是因为今年是叶圣陶先生的130周年诞辰，而他的教育思想非常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叶圣陶研究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如果把专人研究按100分计算，那么鲁迅研究可以打95分，而叶圣陶研究可能在及格线左右徘徊。不仅研究的人不太多，研究的成果主要还处于将叶圣陶的语文教育学思想切块并按时间梳理、对其观点做片言只语式地摘引的阶段，似乎算不上“研究”。就像张鸿苓先生在《学习叶圣陶弘扬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所说的，“只抓住叶老文章中的只言片语照本宣科，或断章取义，而不了解他的整体思想，不掌握其精神实质，这是低层次的”。这些“研究”多数甚至连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和辩证的、客观的态度看待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观点、实践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去掘隐发微，或者作精深地阐述、准确地判断了。

张硕：如今研究叶圣陶的相关成果确实很多，难免会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正如您所担心的，如果读到一些有争议的研究成果，反而会影响我们对叶圣陶的认识。据您所知，目前学界对叶圣陶的研究大致是在什么阶段。

张心科：从研究的态度来看，40多年来的叶圣陶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9）：崇敬。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1979-1988年被尊崇，叶圣陶被尊为“三老”之首；1989-1999年被缅怀，语文教育界言必称“叶老”。研究叶圣陶的代表性成果有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中心编辑《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叶圣陶研究会编《叶圣陶研究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1年版）、顾黄初著《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董菊初著《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开明出版社，1998年版）、任民苏著《叶圣陶教育改革思想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和一些论文。

第二阶段（2000-2023）：贬低。除了一般的论者一如既往地盲目地崇敬，还有其生前所在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所供职的出版机构（开明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家属出于纪念的目的而连续编写、出版《叶圣陶研究年刊》（开明出版社，2011-2022年版），其曾经求学的苏州一中的杨斌等著《语文的旗帜：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年版）等论著外，开始出现了批判叶圣陶的声音，其中以潘新和为代表，其《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017年版）便以叶圣陶为靶子，批判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学者的实用主义语文教育思想，目的是确立作者的存在主义语文教育思想；相应地其《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虽然从表面上看立场是“对话”，方式是“述学”，但实际上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第三阶段（2024-）：公正。以叶圣陶的130年诞辰为契机，反思此前研究的诸多弊端（如静态、片面、绝对、主观），提出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看待事物、评价人物的方式，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和辩证的、客观的态度看待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观点、实践，重新认识叶圣陶。同时，也因为有了时空距离，对其可以客观地评价；而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的研究在发展，对其可以准确地评价。

张硕：看上去也确实符合认识事物的规律，从未知，到片面地知，再到辩证地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叶圣陶教育思想有重要意义的，或者说您对叶圣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

张心科：我自己对叶圣陶的认识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2003）：盲从。我1995年大学毕业在中学任教时没有读过叶圣陶的论著。2000年读教育硕士时开始接触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同时在写论文的时候也引用《语文教学二十韵》中的“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就像我当年不加分辨地引用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中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的论断来批评语文教育一样。

第二阶段（2004—2020）：不屑。因为2007年同时报名参加了潘新和先生与郑国民先生的博士招生考试，我阅读了潘先生的全部著作，又因为盲从自己的老师也就跟着贬低叶圣陶；后来，我跟郑国民先生读博，因为持续多年研究清末民国的语文教育史，除了觉得叶圣陶的《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教育杂志》，1922年第十四卷）和《对于国文教学的两种基本观念》（《中等教育季刊》，1940年创刊号）两篇论文非常有见识外，对他实在不太佩服。在《夏丏尊、叶圣陶的语文教科书选文教学功能观评析——兼说“教教材”与“用教材教”》（《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5期）中，我从“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角度批评其从形式方面预设单一选文教学功能的局限。在《20世纪前期中学语文教科书选文编排方式研究》（《语文学习》，2008年第9期）中，我将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作为按知识、技能编排的代表分析其利弊。我还在《以主题组织选文的成因与利弊分析——由新学制时期中学语文教科书谈起》（《语文建设》，2016年第5期）中提出要将教科书按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分编并细分选文的功能（如阅读教材的功能有获取知识和教化、审美怡情、训练技能等不同的功能）并据此选用不同的组织方式，就有试图超越的意思。同时，我在写作清末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史专著时很少突出某个人、某本书。我在2011年写成至今尚未出版的《清末民国写作教育史》以及与潘新和先生的对谈中都表达了这种倾向。在后者中我明确宣称：“我喜欢勾勒群像，所以您在我的专题史论著中很难看到某个高大的身影”（《历史视野·创造精神·科学方法——张心科访谈录》，《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17年第7-8期）。这除了从自己的研究经历、生活经验中得出这个结论外，一方面明显是受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的文化的发展的体现往往不仅在精英的言论中，而更主要在庶民的生活中的史观的影响。他说：“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账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催。历史上大圣贤、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细微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要将叶圣陶等名人当普通人对待，将其观点当成常识看待。此外，我在上课时还认为他的有些影响巨大的论著的创新性不足。如夏丏尊、叶圣陶合撰的《文心》（开明书店，1934年版）可能借鉴了计志中的《新学制作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1925年版）的编法，他们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则是对此前出版的七八种“知识+选文”型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的“集大成”，也就是说并无开创之功。

第三阶段（2021—）：“了解”。我在2015、2018年完成《语文课程分合论》《语文有效阅读教学：精要的内容与适宜的形式》两项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后，在2021年开启了第二轮语文教育史研究，当我在研究新中国的语文教育史，尤其是在写作《1949-1966：新中国中学文学教育》的过程中，才真正认识到叶圣陶在语文课程的编制、语文教材的编写以及语文教学实施等不同的层面，对1949年之后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求名利、不计得失的高尚人格和处理棘手问题时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时表现出的高超智慧，更让人崇敬。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此前的自己对叶圣陶的认识是浅薄的、偏狭的、主观的。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郑重地写了下面这段话：

最后要特意说一下，这项研究，除了让我了解了一段新的文学教育历史、获得了对文学教育的一些新的认识外，还改变了我对叶圣陶先生的看法。我曾在与潘新和老师的对谈及其他文章中多次提到在我的多种清末民国语文教育史论著中很难见到某个高大的身影。甚至我在去年撰写《清末民国语文教育史（1897-1949）》时还是这样看单个的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我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已有的语文教育史著作受传统史学注重帝王将相、英雄伟人的观念的影响，大都采用‘大事记+人物传+著作志’的写法。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过去传播渠道单一、传播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名人、名著这些单个的人和某本书对现实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现实更多的是由集体的行为生成的。这里的‘集体’是由‘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的‘普通人’构成的。所以，在本书中您很难见到在其他语文教育史著作中常见的某个高大的身影或者您认为该大书特书的某篇论文、某本专著”。不过，在这次研究和本书写作中，我发现叶圣陶先生一直以“在场”的姿态深度地参与了新中国的语文教育建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高超的智慧。我们这些后学应该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种对叶圣陶及其语文教育思想的新的认识激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在文中批评了我的老师潘新和先生对叶圣陶先生的批判，也批评了其他学者对叶圣陶的研究。我本来想以其他人为例，不过我让硕士生卢婷婷帮我找一下近些年学术界对叶圣陶先生批判的论著，她发现2000年之前可能只有几位：1928年，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称：他是“最典型的厌世家”，“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1967年，苏雪林在《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中认为他也有“发狂捧鲁迅”的嫌疑。1994年，主张“人文说”的王尚文在《语文教育学导论》中对叶圣陶等人的“工具说”进行了批判。2000年之后可能只有潘新和先生在《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及系列文章中批判了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所以，实在绕不开潘老师。

当然，我也觉得自己研究叶圣陶的时机已经成熟。陈寅恪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写道：“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虽然我与他人相比不能绝对地说自己能“了解”叶圣陶先生及其语文教育思想，但是因为我经过两轮语文教育史研究而对一百年来的中国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比较熟悉，也从事过上述两项语文理论研究而对语文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和以前的自己相比，现在有了“了解”的可能，虽自己仍难免浅陋，但仍决心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