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同是天涯沦落人”

摘要：以往对《琵琶行》的解读倾向于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同情和二人相似的人生经历展开分析，更多侧重对琵琶女的同情。但结合诗人生平及琵琶女的心路历程会发现，“同是天涯沦落人”不仅是白居易与琵琶女产生共鸣的关键，也是两人有着共同的生命情感体验的言说。通过分析白居易和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多重内涵，有利于还原白居易和琵琶女产生共鸣的历史语境，洞悉白居易为何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从而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文本。

关键词：《琵琶行》；白居易；琵琶女；沦落

元和十年，诗人白居易因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在浔阳江头结识独守空船的歌伎琵琶女，了解琵琶女的生平经历后，诗人由“是夕始觉有迁谪意”生发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诗人为何说是“同是天涯沦落人”？“沦落”是理解诗人和琵琶女产生共鸣的关键，将《琵琶行》中的两个人物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考查，有助于我们从白居易写作前后的时代背景去洞悉“沦落”的多重内涵。

一、物质生活上的“沦落”

白居易是京官遭贬，琵琶女是教坊伎女出嫁江州，两者在地域迁徙上有共同之处——皆从经济繁荣的长安流落到地处一隅的江州。唐代的日本汉学家大江维时为我们展现的白居易形象并不像教科书所说的“大众诗人”，而是一个“优雅、潇洒、感情丰富细腻、充满王朝风流气息的诗人”。[1]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耽琴、淫诗”。[2]每当良辰美景之际、友人诗客相访之时，他定是摆酒吟诗，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白居易作《与诸客空腹饮》：“醉后歌尤易，狂来舞可难？”[3]进入忘我之境后他便即兴歌舞，快哉乐哉。白居易除了纵情诗舞外，也与歌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还为其写诗。如回忆贞元末年狎妓冶游的风流生活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征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4]坠马髻、啼眉妆都是贞元末年的时髦打扮，而《调笑》是舞曲，《卷波》是酒令，这样携佳人同游、载歌载舞、吟诗斗酒的场景，成为白居易多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排挤出繁荣的长安城，贬为江州司马。显然，对于看尽千般风华和习惯了饮酒赋诗、纸醉金迷的朝官生活的白居易来说，无疑是沉重一击。白居易笔下的江州是“浔阳地僻无音乐”，日常则是“终岁不闻丝竹声”，再无昔日长安城里小贩热闹的叫卖声与酒楼里的丝竹声，更无友人相聚把酒赋诗的觥筹交错之景，这让他备感落寞。在江州之上，日常能听到的唯有“杜鹃啼血猿哀鸣”的喁语罢了。那江州是否“岂无山歌与村笛”？比起昔日长安城里歌伎们的曼妙身姿、清脆歌喉，当地人的山歌只令他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但今夜琵琶女“初为霓裳后六幺”，勾起他对盛世长安繁荣华丽的美好回忆，在京城与琴童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的日子是何等酣畅淋漓。为此，他作《寄微之》：“帝城行乐日纷纷，天畔穷愁我与君。秦女笑歌春不见，巴猿啼哭夜常闻。”[5]用帝都的欢乐场面对比江州、通州的冷清和落寞。

同样，琵琶女早年的物质生活极度丰盈。从她的自述来看，“本是京城女”是她不凡身份的直接言说。关于“虾蟆陵”这个地名有以下几种说法，《新说》曰：“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6]苏轼《百步洪二首（其二）》诗云“不似长安闾里侠，貂裘夜走胭脂坡”，“胭脂坡”借指妓坊[7]，侧面描绘出唐长安夜里，侠士游走胭脂坡的热闹景象，虾蟆陵在胭脂坡大道东，附近一带商业繁华。“家在虾蟆陵下住”间接说明她成长的社会环境优越。琵琶女自小耳闻目睹钱权之士的奢侈豪华、酒宴欢歌的生活，她描述了曾经在京城被权贵追捧的盛况，“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一曲弹罢，富家子弟争着送她银两钱财和缠头红绡。早年的富足还体现在“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钿头”即镶着金边的首饰，“银篦”则是银质的密梳，她穿金戴银，哪怕是这些金银首饰随着音乐的节拍敲碎掉了，她也毫不在意，继续大肆挥霍财富享受极乐，可谓是极尽奢靡。在唐代，红罗裙是非常流行的女性服饰，布料较为昂贵，常常受到贵族和富家女子争相追捧。身为倡女的琵琶女，红罗裙被酒渍沾染也丝毫不在意。她周旋于高级会所，却不明白在封建社会她仍是权贵们的玩物，而仅凭物质上的充盈自我满足，迷乱于青春的盛宴，“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在日复一日的欢乐中醉生梦死。从诗中，我们看不出琵琶女作为歌伎的卑微和无奈，只有从她语气中析出的无法掩饰的对昔日的魂牵梦萦。

然而，“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直到“门前冷落鞍马稀”，琵琶女才恍觉红颜易老，曾经追捧她的权贵们早已另寻他欢，她只得退出风月场“嫁作商人妇”。士农工商，琵琶女所嫁之人处于社会的底层，而她在京城时，结交的都是士大夫等文人雅士及上流贵族，她心里是祈愿婚后能够延续丰盈的生活，奈何丈夫既无权力地位，又无经济实力，自己还要时常忍受“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两地分居之苦。比起往日的灯红酒绿、迎来送往，她一时无法适应嫁作商人妇后“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的空虚与寂寞。从喧嚣的风月场到形单影只的强烈反差，令她“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这与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

二、相同境遇上的“沦落”

此外，白居易在长安入仕时的辉煌经历与琵琶女的盛年欢乐也极其相似。昔日的白居易是朝中年少才高的官僚，琵琶女是教坊里深受追捧的佳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风光无限，早年在境遇上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后期，白居易被贬，空有忧国忧民之情却无施展之地；琵琶女容颜消逝，嫁作商人妇，最终相伴空船无人问津。白居易与琵琶女第二重“沦落”也是惊人的相似——他们的人生都是年少成名，但花期太短，辉煌难再续，终是不得志。

虽然《琵琶行》一文并未呈现太多白居易的生平，但结合史料我们可以发现长安城是白居易辉煌开始的地方，他年少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成名，三战科场皆以胜利告捷，与最高权力者时时亲近，满腔宏图壮志，意气风发，引得多少追随者。长安城犹如他的战场，他希望完成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匡扶社稷的愿望。被贬官之前，白居易为民请命、仗义执言，他心怀天下，有诉不尽的宏图壮志。白居易所写的韵诗《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厩马骄初跨，天厨味始尝。朝晡颁饼饵，寒暑赐衣裳。”[8]《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待御澧州李十一舍人……窦七校书》曰：“美服颁王府，珍羞降御厨。议高通白虎，谏切伏青蒲。柏殿行陪宴，花楼走看酺。”[9]极力铺写了自己元和初任拾遗时的辉煌。元和十年，白居易因直言进谏被贬江州任闲职，从此长安城天高路远，了无归期。然而被贬官并未将他击倒，反而是在被贬期间写了许多诗歌表达渴望回到京都的愿望。在贬谪途中，离开武昌，他赋诗《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10]表露出对早日回到京城的期许。元和十二年，白居易写下《春生》：“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11]同样表达自己希望回到故园京都的期盼之情。元和十四年，当他登临岳阳楼时，写下《题岳阳楼》：“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12]同时这句话又暗用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诗人看见夕阳返照之处，想到自己由江州赶赴岳州，和长安又近了一步。然而直到晚年白居易也没能重返朝廷，所以这句诗深层还寄寓着作者对自身“沦落”江州的不甘和对京城的眷恋之情。

而对于琵琶女的人生境遇，《琵琶行》一文描绘得较为详细。虽然身份和阶级地位与白居易不同，但她在京城中也有过辉煌时刻。正如上文所说，琵琶女凭借自身的美貌和高超的技艺在教坊中取得了一席之地。谈及“善才服”“秋娘妒”，琵琶女更多的表现出了一股自豪。京城富家子弟争相所送的锦帛和红绡极大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以至于长期过着“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的潇洒生活。剖析人物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在古时普遍强烈男尊女卑的大背景下，琵琶女确实活出了别样的风采，但风光只是短时的，没有永远高悬的太阳。“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是琵琶女的歌伎生涯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弟走从军”“阿姨死”“颜色故”带来的结果是琵琶女门前来往车马的时有时无，她的辉煌终究没落。随着容颜的衰老，灯红酒绿、挥霍无度的生活永远落幕，只剩下余生“商人妇”的普通生活。但“商人重利轻别离”，长久地外出做生意忽视了对琵琶女的精神关怀，她只能在浔阳江口守着空船，与明月的清光和寒冷的江水相伴。年少习得的一身技艺也不被人赏识，渐渐地没有了生活方向，她的精神和灵魂变得空虚。为什么说“夜深忽梦少年事”？夜里是情思最容易发散的时刻，或许琵琶女在独守空房的夜里，她的思绪常常会飞回长安城里，那里的夜是繁华的、令人沉醉的，她曾在那里的生活是绚丽璀璨的，可昔日的灯红酒绿永远不能折返，一个“梦”字既突出了琵琶女对京城生活的怀念，又说明她日夜怀念的京城生活只能在梦里出现，极易破碎，遗憾倍增。在梦里思念之情到达顶峰时，她还会因此而哭泣，醒来时已经发现脸上满是泪痕，精致的妆容已经被泪水浸花，就像她那逝去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回，更是表达其对往事的留意与怜惜。当下的沦落之境与往昔的繁华岁月、风光无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个体价值观念上的“沦落”

白居易的一生作了约260首闲适诗，如《池上幽境》《夏日闲放》等。“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外物”“天命”“委顺”等构成闲适诗的主要方面，貌似展现了一个蔑视世俗、觉悟超脱的精神世界。白居易于元和十一年拜访陶渊明的故地，但他淡薄名利的志向却不能做到如陶渊明那般坚定，而是长期处于“半官半隐”的状态。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前，渴望建功立业的欲念较为强烈，与闲居的爱好往往对立，可以明显看出其心境摇摆不定。从他临终前的作品中，如《游赵村杏花》《别春炉》，可以看出白居易肯定个人欲望的情绪。朱熹的批评最为直接：“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底涎出。”[13]可见当时白居易对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并未真正忘怀，尚在进与退、入世与出世的升沉矛盾之中斗争和抉择。

白居易任太子宾客以后，他一直保有对长安与政治的关心，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在晚年仍愿意再入仕为相的表现。白居易于会昌五年写下“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李留守公相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14]借“一渔翁”明确表示了同时代的五位学士都为宰相，只有自己未曾得以任命的失落自嘲之情。会昌六年作的七律《予与山南王仆射淮南李仆射事历五朝踰三纪海内年辈今唯三人荣路虽殊交情不替聊题长句寄举之公垂二相公》中说：“阿阁鸾凤野田鹤，何人信道旧同群。”[15]诗题的“山南王仆射”是王起，“淮南李仆射”是李绅。长庆元年，王起与白居易一起曾当覆试之任，会昌四年王起任宰相时已经八十五岁；李绅比白居易小八岁，会昌二年任宰相时已经六十三岁。据此事实可以推测白居易当时的心情：故旧李绅虽然迟至现在但终究任了宰相，何况比自己大十二岁的王起也是不久前才被任命为宰相，为什么自己就不能为相？因此，此时他的意识集中在他们与自己身份的不同上。诗句将任宰相的“鸾风”与“野田鹤”的自己比较，略带自嘲，泄露出寂寞的感情。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最终未曾担任宰相的经历，一直深怀遗憾。日本学者下定雅弘称：“白居易在洛阳的晚年，确实有自夸‘中隐’的思想感情，但因终生并未放弃对‘兼济’与官职的志愿，追求闲适的感情中往往不免带着此类复杂感情。”[16]总之，白居易的一生其实都缺乏对官场生活和个体追求的反思，都囿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再说琵琶女，年少盛极一时的她哪能预知后来的沦落。在唐朝盛世，由于思想禁锢较少，上至朝廷宰执，下至士子商贾，与歌伎交往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反而还是社会风尚。琵琶女早年在富商子弟的追捧下自顾自地抬高了个人的地位，她不自知的是无论是教坊还是民间的歌伎，简单来说都是官僚富商取乐的低级工具，不是自由人。她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仍受到种种歧视，她们地位卑微，在唐代尚属于官奴婢的待遇，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这注定了她们大多数人要经受漂泊不定、无法自主的悲剧命运。《有唐吴兴沈氏墓志铭并序》亦载：“吴兴沈子柔，洛阳青楼之美丽也……刘媪所生，有弟有姨，皆亲骨肉。”[17]此青楼女子亦云有弟有姨，且特别强调是亲骨肉，可见当时女妓可能非单人从事行业，而是有一固定团体，此处“弟”和“姨”似乎是女妓经营时的保镖或经纪人，[18]若无“弟”和“姨”的协作，琵琶女的演艺生涯岌岌可危，此亦为琵琶女并非教坊专职成员之一证。如果说封建社会是琵琶女沦落的根本原因，那么“弟走从军阿姨死”就是琵琶女沦落的直接原因。与前文教坊其他人员的漂泊与离世相比，琵琶女与商人成婚无疑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归宿。但琵琶女自身却不以为然，反而抱怨婚后生活是苦闷的，在寒冷的夜里，言语间不见对丈夫外出的担心与思念，反而梦见的是“少年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所怀念的仍是京城的繁华生活，并且这种怀念已经深入梦境。以至于她在遇见白居易时，回忆起过去与现在形成的落差，弹奏间也在“似诉平生不得志”。

当我们对琵琶女深入分析后会发现，她看似悲惨的经历里有着追名逐利的一面，她的悲凉境遇或许来源于缺乏对个人价值的审视，她迷恋红尘世俗，尘世的快慰与浮华成了她一生中难以放下的执念与回忆，以至于在某个生活搁浅的瞬间常常“夜深忽梦少年事”，这种明知作乐狂欢的生活不可回，她依然患得患失，既放不下过去，又无法适应现在，更不明白她如今的苦闷来源于她对世俗价值的耽溺。一句“梦啼妆泪红阑干”将她怀念京城生活的情绪推到了顶峰。在外人面前，一曲弹罢，她“整顿衣裳起敛容”，显出庄重的颜容呈现在白居易面前。谁知在夜里，她是一个梦中哭醒，涕泪纵横污损了粉颜的悲情女子。如果生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琵琶女可能依然会选择并长久不衰地拥世俗价值，或许就是她所说的“得志”。

一直以来，我们对《琵琶行》的理解更多放在述说诗人的人生遭际、表达对琵琶女的同情等方面，承前文所述，结合白居易写作的背景与自我经历，诗人将琵琶女视为“天涯沦落人”，是因为他们都有对过往繁华的留恋和对当下遭际的介怀。白居易和琵琶女在“沦落”上有着被动的一面：都是被他人的意志裹挟着向前，他们的一生都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巨大落差。白居易浔阳江头送客，琵琶女独守空船弹琴解闷，恰好在这一节点中，两人似乎都能在时间的避难所中暂住，在孤独寂寞中咀嚼昔日的荣光。白居易因琵琶女的身世起了共鸣，共鸣的背后其实是两个深陷过去的怀旧者的合音。白居易从始至终有着对官职和名利的追求，琵琶女即使嫁为人妇后仍怀念昔日纵情歌舞、挥霍金银的生活。通过还原两者的历史语境，我们将会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琵琶行》。

注释：

[1]隽雪艳.文化的重写[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6.

[2]白居易.醉吟先生传[J].中华活页文选（初二），2016（07）：63-65.

[3][4][5][8][9][10][11][12][14][15]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12，978，1388，1150，1246，1223-1224，1356，1426，2752，2822.

[6]骆天骧.类编长安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265.

[7]陈迩冬.苏轼诗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56-157.

[13]江汉明.江州司马白居易[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69-70.

[16]下定雅弘著，蒋寅主编.中唐文学研究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4：53.

[17][18]文艳蓉.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