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读书法》的群文阅读经验及当代启示

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散落在各类著作中的阅读实践及理论数不胜数，孔子删《诗经》可以看做是选择文本形成群文的最早实践，孟子也特别提出“以意逆志”的读书方法，宋已有阅读方法的专门书籍《朱子读书法》，其中循序渐进一章中关于群文阅读已有专门论述。但当代群文阅读的理论梳理及实践中却鲜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将以《朱子读书法》中相关章节为例来梳理群文阅读的理论，讨论群文阅读的实践经验，为群文阅读探寻历史路径，为当代群文阅读照亮来时之路。

一、《朱子读书法》与“群书阅读”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朱子一生门人弟子众多，指导门人弟子读书是朱熹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诸多与弟子的谈话及信件中都有涉及。“读什么书”“怎样读书”的问题是朱子非常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朱子读书法》一书集中阐述。此书中总结出了广为流传的朱子读书六法：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1]。

朱子读书六法虽然不全是朱子独见，但此书是目前所公认的我国最早专门论述阅读方法的著作，直到如今一直是论及读书法无法绕开的一个里程碑。《朱子读书法》首次提出“群书”阅读的概念：辅广辑录部分明确提出“群书”这一概念，“序有二，一是群书先后、缓急之序，一是每书诵读、考索之序。群书先后。……序有两样，不可只作一般看。然朱子本义则主在每书诵读、考索之序，次最为透过致知一关之妙法，朱子所自得处专在此”[2]此段为辅广的评议，明确提出“群书”的概念，并指出朱子的“循序渐进”主要指每一本书的诵读、考索之序。后文也提及2次“群书”阅读，皆为“右群书先后、缓急之序”[3]，其“群书先后、缓急之序”中“群书”一词指“群书阅读”，已具有概念上的一致性。

综上可以看出朱熹有丰富的“群书”阅读实践经验及指导方法，辑广则是明确提出这一概念者，完成了由实践到理论的跨越。后来补辑者沿用“群书”阅读的概念，关注经验中的“先后、缓急之序”。群文阅读顺序的实践可以追溯到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其中具有连续性的动词“兴”（开始）“立”（自立）“成”（完成），清楚地从课程角度指出了阅读顺序的问题。西方也有夸美纽斯在17世纪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提出顺序的问题，“自然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并不跃进，教学也应一步一步前进，而不跃进。”[4]足见顺序问题是教育的重大问题。这一千百年来为众多教育家极其重视顺序问题，在当下“群书”阅读这一教学理论及实践中却鲜有论述，甚为遗憾。

二、“群书”阅读是什么？

现代认为“文”是文章、文本或整本书。台湾学者赵镜中认为“群文的阅读教学活动进行……多文本的阅读教学”[5];蒋军晶则界定“群文”，就是在教学现场较短的单位时间内，要呈现多篇文章[6]，也有学者在文章与文本之间游走[7]。于泽元也指出，群文阅读的第三个层级是把“一篇带多篇”扩展到“一本带多本”，即多本书的阅读，“文”扩展到了整本书。

无论现代的文章、文本或整本书均与朱熹“群书”一词一致。书在宋代及之前意义丰富，其中包含：书籍、信件、文书、公文、奏文等，合而言之都属于文章、文本或整本书。“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8]，此处亦可解释为“书籍或文章”。“群书”则是多篇文章或多本书籍，与现代群文阅读所指基本一致。笔者以《朱子读书法》为例谈群文阅读，建立在“群书阅读”与现代群文阅读所指基本一致的基础上。

三、朱子怎样谈群书阅读？

朱子对群文阅读的关注在《读论语孟子法》可见，共8条的程子谈话内容中其中第1条与第7条都是涉及“群文”：第1条“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第7条“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度量事物，自然间的长短轻重”[9]。均从不同角度谈及群文阅读中的顺序问题。而《朱子读书法》不仅明确提出“群书”阅读的概念，并把群书阅读专门放在“循序渐进”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当代也有学者关注到群文之间的文本关联这一重要的问题，并认为这是群文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其仅论及群文之间形成清晰、简洁的结构。

（一）朱子群文阅读顺序的分类

朱熹自身丰富的读书体会和强烈的教育意识，针对学生读书不同阶段有诸多指导。“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这是“寒泉著述时期”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在序中明确提出的（《近思录》朱熹序），不难看出朱子对“初学者”读书的针对性指导。

朱子对于门人读书方法的指导分布广泛，仅就群书阅读来讲，朱子极为重视群书阅读的顺序，“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10]其中主要涉及：规模——根本——发越——微妙的顺序，而这不仅关注到阅读文本的特点，也关注到阅读者认知规律和思维培养。朱子对群文阅读顺序至少考虑了以下三点：

1.纲领与细目，何者先读？

朱子对纲领与细目的问题也多次强调，“《大学》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功夫有序”“《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书杂放在里”[11]，“盖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12]即群书当中，“当以纲领为先，然后详究细目。”提出了群书阅读“循序而进”的做法：先纲领后细目，这是群书内容之间关系而言。应当奠定阅读的整体框架，再在整体框架之下进行具体问题的详细研究，若不然如“人之入大屋，方在第一重门，里面更有数重门未见，便要说他房里事，如何得？”[13]

吕祖谦在《近思录》跋中提出：“道体”放在第一章“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明确地指出此书中将道体排列在最前面的一章，是考虑到希望先识以“名义”，后再“自卑升高，自近及远”的循序而进。叶采在《近思录》“道体”解题篇中也指出：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茅星来也提出“此篇就理之本然者而言，必于此精察明辨，而后道之所从入”[14]不仅如此，他还在具体类别的群书阅读中贯彻“先纲领后细目”（大小）这一观点：例如经书和史书的阅读顺序，朱子提出“读书须是先以经为本，而后读史”[15]，先读经则能认识“求圣贤修己治人之要”[16]，再以此贯穿阅读史书，方能不乱。经书在此处的作用是纲领性的，奠定了“修己治人”的基础，以此来评价史书得失。并且《朱子读书法》明确提出这一方法多达5处，足以说明这一做法是朱子在群书阅读实践中的一贯做法。

2.广博与精微，即拓展思想广度与挖掘思想深度的阅读，何者为先？

如果说“纲领与细目”问题则是在专门学习领域中的知识本身的概要与具体问题，即知识整体框架与具体问题的研究的关系，那么朱子所提出的广博和精微的阅读问题，则是指阅读中的广度与深度的问题。

群书之中何者当先读？这一问题程子也曾关注。曾有学生问过朱子“程子之先《大学》而后《论》《孟》，且又不及乎《中庸》，何也？”[17]足以说明程子在群书阅读上是有顺序要求的，只是并未明确指出原由。朱子则给出理由是：先广泛通读再深入阅读。读《大学》乃“通为天下后世而言者。《论》《孟》，应机接物之微言，《论语》《孟子》或因一时一事而发者也。”此处特别提出了“通”，即普遍的，或者理解为使人的具有思想广度的阅读，应当先读此书;其后才是就人在特定阶段应对特定事件应读之书《论》《孟》。朱子特别指出先读《大学》一书的原因是“通”，此书从数量上并不能使人具有广博知识的阅读，可见朱子有广度阅读并非是大量文本的阅读，而是指能扩展思想广度，奠定人生大框架的文本。这涉及到拓展思想广度的通读与加深某方面理解的深度阅读，朱子认为当先有广度的阅读再有选择性的深入阅读。

这一问题在当代的群书阅读中研究怎样和如何就此深入和展开，也当进一步思考。

3.浅近与深远的顺序

世界教育史上夸美纽斯曾提出“自然是从容易的进到较难的，教学也应由易到难”的观点。我国从汉代就开始就注意到教学/阅读的顺序，古文经学派以六经产生时代的顺序排列，今文经学派则根据教学深浅程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来排列[18]，其中今文经学派已经明显提出深浅/难易的顺序，也成为了后世教育教学的重要原则。

到宋代朱子对群书阅读“由浅近及深远”的顺序也异常重视，注重根据群书所涉及问题或知识的难易、与个人关系的远近来确定阅读的顺序。“《论》《孟》……或前后浅深无序，或抑扬进退不齐，其间该有非初学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大学》而后《论》《孟》，盖以其难易、缓急言之。”朱子认为《论语》《孟子》当在《大学》之后阅读，因为前两本发问“前后浅深无序”，不适合“初学”“日用”，初学者指入门较为浅易的，日用者侧重其日常较为切身者，足见其对“由浅近及深远”群文阅读顺序的重视。

事实上朱子在指导学生阅读时所提出的“初学”“日用”，正是对河南程夫子观点的继承，“必先使之用力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故如此，而不可乱也”。这其中包含朱子在群书阅读中考虑的：文本的难易，与自己生活经验远近，及对个人发展重要性（大小）顺序的衡量，这也符合由浅近及深远、由重要到次要的认识规律。

从朱子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的书名中也可窥中“自浅近至艰深”教育思想的一斑，这是对“由浅近至艰深”的阅读及教育思想的自觉发扬，得到后世众多教育家的认可。“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朱子在当时已经重点强调过的这一点。但这一思想在当代的群文阅读研究及实践中却都未激起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漠视。

4.多因融合的顺序

如果说前三种群文阅读的顺序都是建立在某种单一因素之上的考虑，那么多因融合的顺序则是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的不同影响，体现群文阅读实践的复杂性。

在《近思录》一书顺序的编排上，朱子与吕祖谦就其文本顺序有过讨论。朱子最初反对将“道体”放在首卷，怕深奥难懂，开卷即遇“坚城”，不宜初学，他说：“《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吕祖谦字）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为此也。”[19]但最终采纳了吕祖谦的合理建议。吕祖谦在安排顺序时不仅考虑到“义理之本”当放在篇首，也考虑到文章难易。他在跋文中指出“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名之说，大抵非始学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辑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本然，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也提出“至于余卷……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厌卑近而鹜高远……”可见《近思录》顺序的编排融合有两种因素：一是义理本身的“本末”因素;二是文本本身的“卑近与高远”的因素，而最终采取了两者融合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首卷为“义理之本”，其余各卷则采取了“由卑近及高远”。这种多因融合的群文阅读顺序丰富了“循序渐进”的内涵，为我们提供又一思路。

无论是“纲领与细目”“广博与精微”“浅近与深远”还是“多因融合”的阅读顺序;都是朱子所提“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在群文阅读中的具体运用。“循序渐进”这一儒家传统教学法首次被朱熹提出来，他在注释“下学而上达”一条中说“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20]，又进一步在朱子对后辈的阅读指导中加以实践，从修身的方法具体为阅读策略，经过胡居仁等前辈的践行和传扬，已成为当代基本的教育和教学原则。

朱子也对阅读顺序不当所带来的后果有专门论述，“……缓急失其序，则迂回艰苦而不切于其身;……”即阅读顺序不当，会在阅读中走弯路增加困难，也不能结合自身情况体会。这一论述也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序言中指出“失序无本，欲速不达”;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胡居仁在《丽泽堂学约》中也明确要求：“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