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轭与互文性：2021年高考作文命题回眸与2022年命题前瞻

何悄吟，瑞典隆德大学理学硕士。何永生，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

2021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大小14道作文命题在体现新时代新教育思想关于建设共同历史和文化心理方面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同构同质互文性特征，无论是备战2022年高考一线的师生，还是专门从事高考语文作文命题的研究者以及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工作者都应予以关注。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描述2021年的命题特征，瞻视2022年的命题前景。拙文自惕多事实陈罗，少价值判断，以飨读者，求教方家。

一、关键词解释

“命题”作为一个教育评价理论和日常实践概念，因为太平常，导致其遭遇常识性忽视，有必要辩证提醒，以通其语，明其意。“共轭”作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老三论”概念，被借用来说明命题者、应试者作业语境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渗透特点，需要作讨论之前的语用说明。“互文”是传统辞格之一，“互文性”是对文本普遍文化属性的发现，理应成为大规模教育考试命题者和应试者共同应答新时代新教育思想呼唤，声息相应的自觉作为，有阐释之必要。

1.关于“命题”的辩证。命题作为概念语用符号存在，至少表达三个方面的意义：（1）作为考试测评工具之一的试题命制，俗称出题目，其结果常常表现为一定形式和内容构成的文本。（2）指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以判断真假的陈述句呈现。（3）非指判断句本身，而是指表达的语义，即不同陈述表达相同语义的指涉。这样一个在三种语用领域具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概念，在高考语文作文命题工作中和工作结果呈现（题目）上，以语言符号“得兼”方式呈现，表现为命题文本样式、命题类型模式和题材意蕴、命意向度选择的互文性，在2021年的命题中表现得特别鲜明，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高考语文作文命题体现“新时代新教育思想”的尝试性样本。

2.什么是共轭？共轭是传统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与它相关的概念或相对的概念是随机。共轭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它的本意是两头（或以上）共同作业的牛，背上共一个架子（轭），因为共一个轭（互相牵制）的原因，多头牛在共同作业中只能协同行走。一般而言，这几头牛中总有一头比较“听话”的牛总是在方向、速度等方面受主人的驱使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称之为“引牛”，另一头牛则相对被动“跟随”。这种常识性的理解当然不能算着控制论意义上的概念解释，但引申为“按照一定规律匹配的原则”颇具形象性[1]，从深层意义上讲却有相通之处。共轭的本质特征是如何在直接工具条件阙如或不必、不便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传统工具功能的替代性转换间接实现目标控制，本文借用这一概念阐述主流意识形态利用大规模教育考试作文命题手段，达到实现新时代新教育思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宗旨，加深和强化了2021年全国高考作文命题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互文性特征。进而说明无论怎样不同的命题主体，当受到极苛严的规则限制的时候，可供命题人发挥（或说“创新”）的可能性空间就会极其有限，提醒一线备战高考的师生准备作文应试的时候，千万不要受所谓卷种观念的限制，不管参考哪种卷种的考生，全面了解各卷作文命题的情况，包括主题选择侧面（题材）、题面材料的选制（素材）、话语腔调（写作要求），都可能受到很多的启发，精准备考的可能性空间会明确很多。对于人文教育、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高考作文题命制水准和考生应试作文的水平，不仅可以作一个时期语文教育水平的考察向度之一，而且可以成为窥察此一时期教育思想及其制度、政教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一斑。具体到2021年，这一斑可以确定为“新时代新教育思想”通过高考语文作文命题这一最能发挥指挥棒功能尝试年。

3.什么是互文性？在现代语用学背景下，“互文”和“互文性”是两个既相关又不无区别的概念。前者是中国传统修辞学里的辞格概念[2]这种互文的概念不是本文借重的表达。后者是西方叙事理论发现的文学文本有意无意彼此借鉴、相互影响指涉的叙事现象。主要的思想是“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3]这种文学文本生成的普遍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化的理论性表述之一是：“互文性是一个文本把其他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明引、暗引、拼贴、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化用等一系列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各种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其他文本可以是前人的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4]无论是传统辞格的语用现象分析还是东西方文学语篇文本生产文化属性的理论探讨，都是对文本样本的碎片式发现与整体性建构的产物，对文本生产实践某一特征的理论描述。这种探索和描述一旦形成理论模型，就会无形中成为一种巨大的文本再生产惯性与内驱力，进而转化成为文本再生产者自觉的生产行为，促进文本互文性特征的进一步增强。这种增强性以或显明或隐蔽的方式呈现，当其成为文本生产秘密的时候，文本互文性密码的探索与发现就成了文本解析的重要工作之一，探寻、发现、解析、破译，或者欣赏文本互文性密码的能力自然也就成为阅读能力的一种重要指标。在以获取分数为最高目标的应试写作准备中阐述这样的文本机理和写作秘密，对于奉行庸俗实用主义哲学的读者，可能是浪费时间的无益之议;对于哪些真正希望探讨文本秘密（生产和消费）的师生，则是发现了阅读与写作的重要津要，是形成写作与阅读知识、能力指向与素养修为融通的必由之路，是“语文阅读——写作教学”与高考备考的科学指南。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高考作文命题者在大一统教育文化背景、大规模教育考试的整体框架、强有力意识形态干预和严苛应试写作时空管制语境下的作业，既隐秘又受各方高度关注、监控，必须面对前置约训和事后评议的处境，使得不同命题主体所要遵循的“一定规律的匹配”极大地增强了命题主体制题作业中文本互文性追求的自觉性，否则，不可避免会招致意识形态违制、命题违规、消费违和的或单一或双重，甚至多重错失叠权指责的评价。这也是为什么从整体上看，不同卷种和命题主体在2021年高考作文命制文本互文性特征特别显明的客观原因。

二、2021年：体现“新时代新教育思想”的尝试年

高考语文作文命题必须体现时代特征虽说不算是什么新要求，进入新时代“时代性”要求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更刚性的诉求，但即便如此，2021年的高考语文作文命题在这方面的表现仍然具有特别关注的意义，以《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为纲的“共轭”工具条件下，不同命题主体集体体现“新时代新教育思想”的自觉性更强，不同卷种作文命题文本的互文性更为明显，有些卷种的题目几乎表现为同题异构。从某种意义上讲，2021年高考语文作文命题可以被看作是体现“新时代新教育思想”的尝试年。

诚然，高考语文考试作文命题加强“共轭作业”的要求，进入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期末即已启动。2015年教育部考试中心提出加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能力的考查，不断强化高考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的“一点四面”[5];2016年进一步提出“一体四层四翼”;2017年启动“高考评价体系研究工作”，明确高考“为什么考”“考什么”和“怎么考”问题;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党的总书记强调“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在这一最高指示下，第二个五年伊始，2019年教育部明确提出要立足全面发展育人目标，构建包括“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在内的高考考查内容体系;2020年，教育部考试中心正式发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进一步明确了高考的核心功能、考查内容和考查要求。这份文件被业界视为“用于指导高考内容改革和命题工作的核心文件”，“实现考试现代化的里程碑式举措。”[6]所以，2021年高考作文命题可以视为新时代高考语文作文命题集中自觉体现“新时代新教育思想”尝试年。这当然只是从考试命题调整思路，向统一思想到体系化建设、贯彻到命题实践过程的一个简要的描述，但已经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从命题实践的评价来看，此前两年的作文命题在这一问题上也的确存在差异[7]。

“新时代新教育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要求高考必须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把贯彻落实教育必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具体渗透到考试命题的各个环节中，总结为解决“为什么考”“怎么考”“考什么”的三大核心问题。关于“高考指挥棒”的问题，一直没有停止过讨论。在此之前，官方和学术界明确反对学校教育“高考考什么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功利主义作为，不仅定制了一个“应试教育”的概念，而且针锋相对、旗帜鲜明以国家的名义提出了“素质教育”概念。现在明确提出来学校教育必须服从“指挥棒”的指挥，“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被视为对此前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正名。

与上述“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价值取向之争不无关系，2021年可以被看作实践“新时代新教育思想”尝试年的另一标志性事件是制度性解决所有面向基础教育校外学习机构的“关停并转”。“关停”好理解，“并转”可能存在理解的多维空间。事实上在以雷霆之势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政策背景下，不少地方一夜之间又纷纷成立了由官方认可或指定的有权核发传统教育机构准入学校可以购买课程服务的“新机构”。这意味着传统课外机构作为课程服务商在接受整改、让渡部分自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以被准入的方式进入了合法性的新机构。“转”意味着一部分机构业务上的转向或经营方式的转变，比如课程转向“素质类课程”教学服务，一部分化整为零转入巨大的地下市场。教育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政治正确果决的“断舍离”风暴下，瞬间完成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服务主体的身份互换。之前教育分工，由于学校方面有来自素质教育评价方面的压力，主要承担全面发展的教育责任、课程学习和素质培养，机构以市场行为负责课后服务和应试准备。当机构在市场运作下发展成为官民皆难认可的另类教育体系，对正常的学校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严重破坏教育生态的时候，遭遇矫枉的命运当然是应然之举。诚然，市场化的教育体系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难以被监控的问题。这与“新时代新教育思想”希望通过教育重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心理的预期存在或然性冲突。在“为谁学”“怎么学”和“学什么”的问题上是存在共性受疑的。教育必须担负起“新时代新教育思想”建设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心理和现实价值观的重任。“为谁学”“怎么学”“学什么”和“为什么考”“怎么考”“考什么”这样一体两面、相互辅承，教育评价理论和实践形成的常识必须重新被审视并被赋予新的内涵。

2021年发生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件学术争鸣轶事，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作为上述结论的一个小插曲和小注脚。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1月4日在西安交大发表《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演讲，核心观点大致为：历史记载是价值重于事实的书写;在历史与现实和政治的关系逻辑链上历来以政治的合法性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葛氏的演讲，于历史学从业者而言属于常识，也不违当下意识形态的要求，反对方认为葛氏具有双重人格。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诞庆，是中国社会的大事，高考文科类试卷无一能回避。葛氏的演讲可以视为学术界对此发表意见的声音之一，事实上，2021年高考全国II卷作文命题的底层逻辑基本上就是葛氏演讲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包括怎样对待关于历史的异见者的问题。这样的命题逻辑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如何对待仍然是一个问题，葛氏回复质疑者的核心观点，似乎可以作为接受类似命题的价值准备和知识参考。1.事实判断只有一个答案，或标准答案，价值判断没有标准答案。2.历史本来就是后人对过去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无论胜利者、失败者都是这样记录的，只是失败者一般不具备传播、推广、解释、影响的条件，甚至无法保存他们记录的历史。3.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更不允许否定的。葛氏的演讲和对质疑者的回复可以作为一线备考类似问题的参考，他给予基础教育和社会大众的启示还有必须弄清纯粹历史研究和课堂教学传播与社交讨论的权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