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本”：将阅读过程变为语文学习过程

倪文尖，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与研究，以对文学作品的细读与“重读”著称，多年来关注并投身中学语文教育，参与初中、高中统编版语文教科书的编写等国家语文教育的顶层设计工作。著有《欲望的辩证法》，编有《90年代思想文选》《上海：记忆与想象》等，主编有《新课标语文学本2.0版》等语文助学读物。

从文学研究到语文教育

马臻：倪老师，您好，虽然您已经在一些访谈中提到过自己从现代文学研究转向语文教育研究的历程，但我还是对此感到好奇。能否简单回顾一下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心态与思考？

倪文尖：说来话长。每个人走向语文教育的路径都有所不同，尤其是像我这样出身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可能更是如此。不过，我也不能说是转向，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迄今也还是我基本的工作。当然，“不务正业”跨界到语文教育一晃也确实二十来年了。而当初这么做，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或者说是特点吧。

首先，从心态上来说，与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时代有关系。我出生于60年代后期，80年代中期读的大学，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普遍有较为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也就是说，都还希望能做一点实际影响社会的事，换个学术点的说法就是，还是很希望学术研究能够有当下性乃至“介入性”。这应该与整个历史和时代氛围的熏陶有关。所以，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而文学当时在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很多重大话题都由文学领域引发。

其次，90年代以来，一方面文学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也越来越学科化，尤其是在大学。我是1993年读的博士，记得读博不久跟导师钱谷融先生去西安参加一个大型学术会议。在会上，很多学界前辈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文学专业已经不再年轻，这一学科已经越来越成熟。而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呢，学科化便成了很多人的不二选择。如今回过头来看，学科化应该说有利有弊。好处是让这一研究领域变得更为规范、齐整、严谨、细致，不好的地方可能就是研究日益饾饤琐碎，也缺乏内在的真正活力，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则愈发遥远，基本成了专家才能看得懂、看得进的专业知识生产。所以，我做完以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并毕业留校之后，我在心态上确实是有彷徨的，就是对这种日益学科化的知识生产有自己的反思，觉得在这越来越专业的学科体系中，要像80年代我的老师们那样以现代文学研究来“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已经变得很困难了。也就是说，我对这一知识生产体系的有效性和价值感，产生了某种怀疑和疏离。

然后，从个人层面来讲，这也与我当时深刻体验到的失败感有关。读博到留校教书那几年，无论年龄还是心态都还年轻，我就像当时很多学界新人一样，除了完成自己手头的教学和研究之外，还会不断地追赶学术潮流，竭力跟上理论界、思想界乃至全社会的热点和动态。这样的状态，大概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吧，记得和同事好友罗岗兄一起编选《90年代思想文选》出版了之后，我有过一段时间的回顾反思。我发现，90年代的社会现实也好，思想状况也好，变得越来越复杂，涉及的面太大，涉及的问题也太多、太深，远不是各种现成的思想、理论所能解释的，也因此，知识界分裂了，知识界在普通人那儿也去魅了。同时我更悲哀地发现了自己，博闻强识的能力不行，应对如此复杂现实而真切说出自己的思想能量也不够，尤其是自己的立场变得日益复杂，假如按原有的思想和学术路径走下去，好像既难以有效把握和回应全局性问题，更难给出自己对复杂中国的建设性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与其力不从心地指点江山、海阔天空，还不如回过头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踏踏实实到一个具体领域去开垦，或许还会更加实在。因此可以说，我开始关心语文教育，既是失败感使然，又是想换个地方坚持自己学术研究的初心。说到这里，还应该提及当时，王晓明老师开始带领我们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而在中国如何进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实也是难题。因而我就觉得，语文教育既关联着文学及其研究，又牵涉到教育、课程、学校、课堂等多种方面，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自己能做的“文化研究”之一种吧。

最后，当然与1990年代末开始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和第八轮课程改革有关。当时，语文教育界内外发生了很多争论和改变，显得生机蓬勃，有点要进入一个大变局时代的样子。这里有个契机，我多次说过了的，1997年暑假，我们一帮朋友跟着钱理群老师在桂林读了半个月的书，聊天时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语文教育;而结束时，又领了广西教育出版社李人凡总编交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的选篇和评点任务，这可以说是我做语文相关工作的开始。后来是2000年前后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杰人社长动议，要做一套能与当时美誉度很高的畅销书《新语文读本》媲美的课文读物，后来找到我来担纲主编。为了不负所望，我认真阅读了不少语文方面的著述，又结合自己大学教书最初几年的心得，我就对语文及其教育问题有了最初、也最关键的一些认识，迄今没有大的改变。一是语文教育太重要，对于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发展来说都是如此;二是百年语文，都快成了“世纪之痒”，虽也有好的理论和实践传统，但总体上还缺一个像现代文学研究那样的学科平台，因而圈内人发言以经验和感觉为主，圈外人说起话来就更各行其是，而最要命的问题还是出在课程构架，尤其是出在知识上;三是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知识亟待开发与转化，这个事是语文建设的“牛鼻子”，但做起来也绝对困难重重，所以，工作初期不能贪大求全，更需一步一个脚印地来，而写学术性很强的论文，那还需要在呈现方式上予以改造，那还不如通过选文、通过案例来更直接地呈现，才能对一线教师和教学发挥更大作用。

因此也就不难想见，本来是编选一套书，但我接下任务时是“如坐针毡”，而真做起来更是“如临大敌”了，好处是，这就逼得我开始比较系统地思考语文问题。虽然现在回过头看，《新课标语文学本》初中卷粗糙的地方还不少，但语文“可教”与“不可教”“语文素养五棵树”等基本理念确实成了起码是我自己的宝贵财富。

马臻：作为文学研究者、大学教授，对语文教育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在我看来，这一定与您个人的文学观、文学研究的方式和风格息息相关，能否谈一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倪文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试着说说看。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作品、强调文学阅读的研究者。很多人尤其是研究者，会把文学当成某种思想、理论的阐释，喜欢做一些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发挥，也就是更多进行文学的外部研究。这种倾向当然有其道理，我也并不是个文学的形式主义者，而且我也一向主张打通文学的内与外，把作品放诸语境进行“重读”——不仅是重新读，而且是读得很重，也就是从文学中读出社会、历史与思想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但我同时认为，作品文本自身构成其第一语境，也就是说文学研究首先得过了文本及其阅读这一关，而且这种阅读的起点，应该是对作品进行文学性阅读，而不是信息性阅读。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举个例子。沈从文的《边城》，曾经有本美国学者金介甫的名著《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像其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就是把沈从文的作品读成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材料，这就属于信息性阅读。而我所谓文学性阅读，就是要以审美的感性姿态，在积极主动、感同身受的阅读中，为作品所呈现的人物故事、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打动，也为文本的语言形式之美陶醉，与此同时，又能充分认知作者及其叙述虚构的在场，有效激活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知识积累，准确抓住文本的精彩、特出和关键之处反复体味，从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统一的高度，对作品艺术创新的主题意向和思想蕴涵加深领会并合理联想，最终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解读方法与角度，分析评价作品的表达效果和思想艺术价值。所以在我的文学观里，文学作品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创新的内容必须创造新颖的文本与语言形式才能表达，而好的研究必须基于作家作品、穿透文本表达方式抵达思想内容。但我又很早注意到，很多研究包括有些很不错的研究，却常常是与文本存在脱节的，或者说，研究者的许多思想理论阐释，往往并不能从文本本身获得足够有效的支撑。有时候我也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阐释过剩”或“阐释滞涨”。而我的解决之道是，以文本为本，尊重文本，尤其是尊重文本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以读懂、读通文本为前提进行研究和阐释，从而尽量杜绝过度阐释，更多发掘文本的潜能来强化解读的深度和研究的启发性。

我不敢说形成了什么研究风格，但重视文本细读，重视文本依据，不发蹈空的虚言和套话，不把理论放在前台、更不贴在脸上，在我倒算是比较自觉的。至于这和语文教育的关系，也还是要从我1996年毕业、1997年开始上课说起。那门课是《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精读》，上课的学生是大一新生。学生刚从中学过来，而课程内容又是文选型的，好像怎么看都跟中学语文差不太多吧。当然，我意识到这是大学中文系的课堂，追求深度是必须的，所以我就很努力地想把当时学术前沿性的思想观点教给学生，但简单灌输是不行的，灌了学生也听不懂，也是白搭。怎么办？思前想后，只能设法通过作品文本来渗透高深思想，而我最下功夫的，就是要“装着”是从文本的哪些地方读出了那些思想，这就逼着我反复细读文本，找出文本可依托的关键点乃至文本肌理，也就是为那些不免大而化之的学界前沿思想努力找到来自文学作品的切实理由。虽然我做博论时已经比较自觉地多用“重读”之法，但这样的教学经历和追求更使我看待文学的眼光和别人可能不一样了，久而久之，读作品的眼光也可能更锐利些吧。所以，我一向相信教学相长，我的文学观和文学研究方式也受惠于教学和学生很多。

而换个角度来看，我对文本的细读、对语言的涵泳、对内容与形式高度一体化的解读，变得越来越重视，也慢慢积累了更多的办法，乃至有了点方法论的雏形，这恰好与语文教育中对经典课文——大多数是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教学方式是一致的，可以呼应、启发的。很大程度上，中学老师教课文不就是带着学生一起读作品，努力使课堂中人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有深入的理解和感受吗？当然，也还要加上很重要的一点，在文学体验和熏陶之中习得、学到可以迁移的方法，在我看来，这许多方面语文教学、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是相通的。只是一线语文教师还需要针对学情、也针对不同的文本和不同的教学目的，见机行事、灵活处置。

《新课标语文学本2.0版》的理念与由来

马臻：我非常认真地研读了您主编的《新课标语文学本2.0版》，也就是目前已经出的高中4卷，我也向很多同行朋友推荐了，因为我真心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套语文读物，也不妨说是语文教育方面近年来的一大收获。我注意到您说过，“我做《学本》，就是要努力真正进入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在各种读本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脚踏实地，深化、细化、具体化‘新课标’理念，创造性地落实、优化‘新课标’实践”，下面我想主要基于《学本》来跟您请教语文教育问题。

倪文尖：我从2001年开始着手做《学本》——这名字是后来王荣生老师给想出来的，他当时看到了我们初中6卷的选文目录，也看了一些单元的具体做法，他说你这不是一般的“读本”了，应该用古人的另一个概念叫“学本”。我闻之狂喜，主要倒不是后来听说，这是几十年来第一套命名为“学本”的书，而是真正找到知音了，由“读本”到“学本”看起来是一字之易，但却是完全说中了、也说准了我的追求和我们团队一起所花的心血。我一直觉得，编选一些好文章来给学生阅读，这当然也是好事，开卷有益嘛，而选编者的眼光和品味也很要紧，也能够区分出书的优劣高下，是真的在为孩子们的语文学习做贡献，还是更多为了出版的商业利益。但是，读本编得再好——主要也就是选文好，或文前文后也有些不错的介绍、赏鉴之类，这都还只是锦上添花，还只是在语文学习的外面或外围做贡献，因为这其实已经假设了一个前提，我们的语文课堂学习、学校语文教育是没问题的，而亟需我们做的就是，给学生更多的阅读选择、更大的课外阅读量。

我当时就不这么看，相反我认为，语文教育的主战场永远在学校、在课堂，优秀的语文课外助学读物，不该只是好文章的汇集，乃或加上一些简单的辅读文字，而应该是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并且竭尽全力在书面落实的，循序渐进、符合学生不同学段不同特点的，能带领学生登堂入室、进入语文世界的深处，从而能对语文课堂、语文教师带来启发、甚至能倒逼学校语文教育的“学本”。在这个意义上，做学本主要就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为了雪中送炭，所以学本，既是要让助学读物从语文“门外”进入到“门内”，更是想以一套做成了的书来呈示我对语文全方位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