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视角下，杂文式抒情的生成与催化

张宝东，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创作的一篇写人记事散文，被收录在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之中。此文以“纪念”为核心，以“抒情”为要旨，同时以犀利尖锐的笔锋加以“叙述”，在文风上将杂文的批判性、斗争性与散文的抒情达意功效相呼应，二者的互动生成了一种鲁迅独有的杂文式抒情笔致。运用叙事学理论对该文再次解读不仅符合其文本特征，且具有切实可行性。写人自然掺杂叙事，叙事不外传情，传情必讲方式。《记念刘和珍君》自问世以来，不断被奉为经典传诵，且常“驻足”于中学语文教材，文本所富含的独特风格和深厚、复杂情感，并非通过单一笔法达成。对于此文，该是常读常新，常读常解才好。

一、《记念刘和珍君》杂文式抒情的生成策略

所谓“生成策略”不过是鲁迅在进行写人叙事，抒情达意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采取的手段或立论的角度。不可否然，鲁迅在成文的过程中，将这种“杂文式抒情”贯通全篇，并且不自知（或自觉）地为后人运用叙事学理论对该文进行分析带来可能性，无论是从叙事声音的发掘上，还是从叙事主体的探索和叙事时态的认知来看，都具有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空间。

（一）叙事声音：个体“大嚷”与群体呼号

《记念刘和珍君》的第一部分指出了作者成文的缘由，“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这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但是这种“没有”是否代表我对刘和珍君死亡一事的无感或是漠视？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种“没有”是“有”的“蓄势”。以致程君要求我“……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并由此引出鲁迅将创作欲望付诸行动和实践——“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记述便透露出文本叙事的声音，它仅仅是激发作者创作的浅层缘由，更深刻的是鲁迅要在文本中发出个体、群体乃至时代和社会的声音。

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可以发现，鲁迅创作此文的叙事声音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发出个体的“大嚷”。文章借批判恶人与暴行，歌颂刘和珍君的英雄事迹，发出“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时代强音，以期“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1]。文章在行文过程中还多次出现了作者想就此事（刘和珍君遇害）写文章或是有话说的字眼，之如“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可见作者是有创作的主观意愿的，这种主观意愿正是鲁迅个体的“大嚷”。二是回应群体的呼号。《记念刘和珍君》不仅仅是对刘和珍个体的哀悼，也是对以刘和珍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的哀悼，字里行间皆渗透着不凡的群体意识。“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青年。”“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相互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为中国女子的刚毅……”“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前行。”施暴者不是个体，愤怒者自然也不会是个体。对刘和珍遇害一事，社会是愤怒的，“真正的猛士”是愤怒的，时代也是愤怒的。因此，社会的正义群体呼唤鲁迅“写一点罢”，而鲁迅的创作也正是对正义群体、对社会、对时代的回应。

（二）叙事主体：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辉映

叙事学理论中的“隐含作者”指称读者从作品中推导出来的作者形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读者的阐释，处于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读者很可能会建构出不同的隐含作者。[2]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在不同作品中的表现是不一致的。“我们有必要强调，作者再某一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立场观点与其通常表现出来的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不同作品中的作者形象也往往会有所不同，同一作品中的作者立场也可能前后不一致，如此等等。”[3]例如在《故乡》中的“我”与作者的信念、价值观趋于一致，而在《孔乙己》中叙述者的信念与价值观与作者发生了背离，并不一致。

那么如何分析《记念刘和珍君》中的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呢？前文对文章核心情感和叙事声音的探究表明，作者对刘和珍君的赞扬和歌颂，不仅是为自己而发声，也是为哀痛和愤怒的群体发声。但进一步值得思考的问题便显现出来：作者对请愿学生的行动价值判断如何？赞扬是否等同于支持？发声是否等同于号召？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是否趋于一致？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深入挖掘《记念刘和珍君》的文本来寻找答案。

文章第六部分的文字对爱国青年“请愿”一事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字里行间透露出鲁迅对“徒手请愿”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取向，他似乎并不赞成类似的行动，也并不认为类似的行动能够扭转事件的结局，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原因在于他不愿看到更多的热血青年白白付出生命。由此可见，《记念刘和珍君》里的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是存在些许差异的，真实作者对刘和珍君们表现出热情洋溢的赞颂，隐含作者对文章核心事件却折射出理智冷静的哲思，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不可自顾地认为二者相互涵盖或是彼此剥离。

（三）叙事时态：时空转换与虚实互动

作为一篇悼念性的写人记事散文，《记念刘和珍君》透露出一种时空转换上的错位、想象写实上的交融与互动。作者的思维在不断变换的过程中显出一种深邃，情感也逐步得以深化。

叙事学依据叙事言语行为相关的事件或行动安排的基本维度，将叙述分为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即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4]《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便有将三种叙述情态统一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在可能性要通过对文本的精读中加以实现。鲁迅写这篇文章时，距离“三一八”惨案发生已有两个星期之久，因此在行文过程中，鲁迅对刘和珍君的哀悼在现实（执政府前、尸骸）与回忆（校园和胡同、微笑）、当下（惨案）与历史（《挽歌》）交替进行，穿梭于不断变换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在回顾叙述中，鲁迅“对先前已然事情的重构，把早先的状态和事件组合成具有统一结构和意义的总体。”[5]如对“强拖出校园”事件，“偏安于宗帽胡同”“常来听我的讲义”“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黯然至于泣下”等零散事件的重构，使其具有新的、有意义的总体。在同步叙述中，鲁迅把“各种现在的间歇、片段或阶段连成序列，共同组成持续的或正在进行的叙述过程。”[6]如鲁迅指出“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这似人非人的世界”“血痕……当然不觉要扩大”等片段或序列的揭示，指出“刘和珍君们”的牺牲酝酿的情绪，正在持续推进，等待更大的爆发。在预示叙述中，鲁迅创造一个开放式条件句，“强化被叙述对象的潜在性。”[7]“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表明无数“刘和珍君们”正奋然前进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

这三种叙事时态在文章中交相辉映，在鲁迅思维的烛照之下自然而灵活地游行于文本之间，支撑鲁迅文学行为的发生与完成。所有叙述时态皆统摄于“核心情感”，聚焦于“核心情感”的抒发，反映了“核心情感”指向及生成的全部过程。

二、《纪念刘和珍君》杂文式抒情的催化手段

鲁迅杂文式抒情的生成在其行文用字的技巧上也是十分值得分析和讨论的。文章并非单纯地平铺直叙，也非纯粹地批判赞扬，更非飞流直下地情感宣泄，他将议论、抒情、记叙等表达方式交驳适用，互推互进，并运用反讽、象征等手段使其加速催化，形成了鲁迅独特的思维烛照，是一篇独具代表性的文章。

（一）记述、议论与抒情的交驳互进

鲁迅并不是一个抒情式的作家，他的文章多以批判性、战斗性为主。而《记念刘和珍君》却是鲁迅抒情类文章极具代表性的一篇。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到鲁迅直接或间接地表露情感，还可以看到鲁迅将特有杂文笔法融入于写人记事散文。在记述、议论、抒情的三重叙述手法交驳下，完成“核心情感”的抒发。

文章共分七个部分，每个部分几乎都是三重写作手法交驳运用的典范。第一部分开头记述在追悼会上遇到程君，谈及“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紧接着从“实在无话可说”直接进行飞瀑式的情感抒发战斗式的议论展开，“……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作者在这些言语中运用了“艰于呼吸、出离愤怒、非人间、祭品”等极具感情色彩和议论性质的文字;再如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作者记述了刘和珍向执政府请愿事情的经过，对段祺瑞政府的暴行和无耻文人的“流言”发出“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的议论，并通过幻想刘和珍君“欣然就义”的场面，将刘和珍君的形象加以升华，表露出极大的赞扬与歌颂。最后两个部分，通过议论将刘和珍君的形象“群体化”，赞叹类似于刘和珍君这样的中国女子的勇毅，并通过“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一句再次抒情，“这种抒情有一点浪漫，有一点夸张，甚至有一点鼓动性。这在鲁迅的文章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8]

文章就是在记述、议论、抒情三种叙事方式的不断交驳下，完成了“核心情感”的生成，将悲愤与赞扬之情倾注全篇，“错综的记述与深刻的议论及强烈的抒情相结合”，[9]让《记念刘和珍君》这篇写人记事散文具有杂文笔法，显现出一种杂文式抒情的特征。

（二）在反讽与象征、压抑与释放中加速催化

《记念刘和珍君》除了以上叙事学层面的分析，还运用了多种叙述技巧对“核心情感”加以催化，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反讽与象征实验的融入，压抑与释放矛盾的复杂。同时，在发掘这些文本特征的过程中能够发现，鲁迅杂文笔法在这篇写人记事散文的娴熟运用，致使杂文式抒情成为其显著特征，其“核心情感”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速催化。

1.反讽与象征的实验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的抒情不但有直抒胸臆式情感抒发，还运用了反讽和象征的写作手法，对抒情的方式与风格加以“装饰”。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选段中的“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惊心动魄的伟大”“屠戮妇婴的伟绩”“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这些字眼就是典型的反讽。当由“叙述者‘说出’他/她显然认为荒唐的话，给引语增添了一种滑稽模仿的色彩或一种鄙薄的语气，从而使讥讽的效果更入木三分”“能使读者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充分品味人物话语中的荒唐成分以及叙述者的讥讽语气。”[10]鲁迅反讽的运用正是这种效果真实显现，通过这种讥讽，增强了暴徒行径的残忍与荒唐，彰显出刘和珍君们的慷慨从容，唱响了对她们的赞歌。

“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11]鲁迅把个别性的、单一性的细节特征进行抽象地概括和总结，在普遍现实和历史的关照下，将文本所描述的具体情境与文本以外的相关经验联结起来，使叙事形象超脱于文本之外，既跨越了时间上的限制，又跨越了空间上的区隔，使之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不仅是“你”的抽象概括，也是“我”的精神写照。如“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昂起头”象征“杀人者”的无耻行径，“血污”象征“杀人者”的残忍麻木。这种象征技巧的运用，让抒情避免流于空乏，让主题的凝聚多了一层隐喻，更具哲思。

2.压抑与释放的矛盾

《记念刘和珍君》的丰富之处就在于处处存在矛盾与对立，时时在压抑与释放的双重维度下完成情感的抒发。这也许与鲁迅自身的个性有较强的正相关，因为他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就是一个集压抑与释放于一身的矛盾体。对此，他曾在《野草·题辞》中提及：“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2]因此，对《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解读与分析就不得不直面文本存在的矛盾性质，这既是分析该文的切入点，也是教学维度下文本细读的关键点。

纵观全文，大体可以将这种矛盾性质概括为：在“写与不写”“有话与无话”基本形式下，完成情感的“压抑与释放”，进而生成一种鲁迅独有的杂文式抒情，并在这一过程使“核心情感”的凝聚和提炼不断加速催化。

“写与不写”“有话与无话”的矛盾在文本中的表露是十分清晰的，且都是在曲折中不断展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矛盾在叙事里可以造成一种“信息延宕和压制的认识论效果”[13]，这种信息延宕或压制“所产生的断点提供了观察的窗口，使我们看到虚构的或非虚构的叙事如何影响着对他们所再现的事件的阐释”[14]。文章第一部分程君询问“我”是否为刘和珍君“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回答“没有”。得其“正告”之后，“我”生出“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一想法。既生写作的意愿，却又“实在无话可说”，且两次出现“只能如此而已”，可见起初作者的写作意愿是不强烈的。后文又有两次相关的类似描述——第二部分议论之后，作者接连两次说道：“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至此，写作的意愿愈发强烈。但第四部分面对段祺瑞政府污蔑刘和珍君等人为“暴徒”，“流言”又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这又让作者生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的无奈。而后又出现转折——“还有要说的话”，到最后又“我说不出话”。“这种悲愤情感的复杂、丰富，以极其矛盾为特点，先是写与不写，有话与无话，忘却是最轻松的了，可是又很惭愧，然而惭愧又很沉重，因为沉重而无以言说，沉默。然而，沉默者又正在为文。哀痛为文是庄重的，而作为献祭却是“菲薄”的。”“这样的悲愤，不但矛盾，而且在逻辑上非常曲折。”[15]作者从“不写”到“写”，“从“不说”到“说”，而后再到“不说”，过程中所表现的情感变化，或者说作者是在这样曲折的矛盾与对抗中实现写作，正是我们进行文本分析与解读的关键。之所以“不写”“不说”是因为一切乃是徒劳，只不过是告慰生者的一种形式而已。这并不是鲁迅的冷漠与无情，而是哀至极致后的无可奈何。实际上，“写与不写”“有话与无话”不过是浮于文本表层的外在形式，其内在照见的实际上是情感的压抑与释放，是具有鲁迅思维烛照的现实反馈。

三、结语

“叙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交流活动，它指的是信息发送者将信息传达给信息接受者这样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古至今，凡有人类的地方，就存在着叙事。”[16]《记念刘和珍君》作为一篇写人记述散文，将杂文笔法融于抒情，形成了具有鲁迅风格的杂文式抒情。由此可见，这篇悼念性的文章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曲折的情感发散、犀利的文字笔触、诗化的文字语言、复杂的矛盾冲突，为多元化的文本解读带来可能，这也为以叙事学理论对《记念刘和珍君》进行分析创造了条件。本文的分析，力图通过透析文本的“核心感情”指向——对革命者刘和珍君的赞颂，并以叙事学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探究这种杂文式抒情的生成及催化策略，不仅对能够将文本的内涵加以深入分析，且对中学语文教学也具有切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03）：05.

[2][3]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389，397.

[4][5][6][7][13][14][美]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05）：89-106，94，98，106，

03，04.

[8][11][15]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04）：153，153，149.

[9]贺祥麟，饶群.《记念刘和珍君》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4（02）.

[10]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07）：292.

[12]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01）：163.

[16]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