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行》中舟船意象的空间表达

罗朋朋，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教师。

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们逐渐形成“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家风家教成了维系这种组织形式的突出文化现象。提及家风家教，古今中外，“父亲”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形象，“父亲”往往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权威，他们的言传与身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启蒙期人格的形成。不管是《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还是《论语》中的“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都在强调“父亲”们在家教家风中的核心作用。

优秀的家风家教代代相传，最终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本文将尝试以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为例，整合多篇文章，在文化视域下窥探教材中“父亲”们的家教密码，解读课文及背后的优秀家教家风，引导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建立文化自信。

七年级上册与“父亲”相关的共有四篇课文和《朝花夕拾 五猖会》（见表1），分别在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四单元、名著导读部分。几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大，文中的“父亲”有中国也有外国，教学时打破单元壁垒，以父子是否在同一空间场域为界，将课文分两组，围绕文化视域下“父亲”们的家教密码进行解读。

一、空间场域里缺失的父与子

在《陈太丘与友期行》的教材导读中提示预习时，要去感受古代儿童的聪慧机敏和良好的家庭教养，课后的思考探究题也明确本文出自《方正》篇，并对“方正”进行解释：指人行为、品性正直，合乎道义。从课前的预习到课后的思考探究，都提示陈元方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方正的品格。要读懂元方的家教渊源，显然通过课文的百余字是远远不够的。于是，陈寔出场了。

文本中，“父亲”陈寔的动作行为由叙述者指出：“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面对友人的抱怨，陈纪指出：“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陈纪强调自己父亲是“待君久不至”。不仅“待”且“久”，在这一过程中，陈纪不仅作为转述者出现，同时也是父亲陈寔行为的观察者、渐染者！身传的家庭教育就在这点点之间形成。开篇陈寔与友人约定在中午，过了约定时间友人未到，陈寔即转身果决离去。下文元方“入门不顾”，两人的行为何其相似，皆任真率性！这任真率性又是在“信”与“礼”的支撑下发生。可见，小元方身上折射出的自然是陈寔日常言行中身体力行的引导，是陈寔家风家教中对诚信、守礼、尊严等德行底线的坚守。“家君”或“父”的符码所指实际上即由“信”“礼”等合乎道义的概念来填充！故《后汉书》在当时惛弥的时政下，给予陈寔：“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2]的评价。

由是，尽管在文本中陈寔作为不在场的人物，但所展现的正是魏晋时期的“士族的家风家学”。这种道德和风格的影响至今，甚至形成一种语文教育资源，如出自《后汉书》的陈寔遗盗，梁上君子;出自《世说新语》的难兄难弟。

与陈寔不在场相对应，《诫子书》中“父亲”诸葛亮将自己的教导与指示向其儿子单向地输出。两汉魏晋以来出现了大量的以“诫”命名或与之相关义的家训文章如：稽康《家诫》、谢混《诫族子诗》、王昶《家诫》、羊枯《诫子书》、诸葛亮《诫子书》等等。此类家训文章的出现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折射，也向我们表明当时对门第护持的重视程度，在护持过程中学术文化自是传承其中。在这种传承序列中的主导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是上对下的家长为尊的等级关系，这也让我们不难理解从“诫”字透露出来的严肃和权威。在此关系下，一位好的父亲应当掌握平衡“慈”“严”的密码，既不能与子女过分的亲昵，让他们产生放肆不敬之心;又要严格把控好对礼节掌握的程度，让子女慈爱孝敬。

上述标准让诸葛亮产生了焦虑，在《与兄谨言子瞻书》中他说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3]言辞中写出了一位父亲对儿子“聪慧可爱”的喜悦，但“嫌”“恐”二字又把焦虑突兀地放大，这种焦虑显示了《诫子书》的书写意图。文本一开篇就给儿子提出了一个总体要求，成为“君子”。具备“君子之行”，这是诸葛亮“诫子”的出发点和纲领性的要求。修身养德在传统中国文人的眼中，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无论是《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是《论语·卫灵公》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4]，还是《孟子·告子上》提及的舍生取义，都是对君子德行的具体化，将仁义的德行放在高于生命，高于一切的位置。可见，诸葛亮对儿子德行修养的要求之高。

紧接着，全文围绕“如何修习德行”，通过正反对比来展开论述，强调了持“静”才能专注于修身、致远，才能通过学习而广才;强调了守“俭”才能淡泊、明志。同时告诫儿子要戒淫慢、戒险躁方能振奋精神和修养性情。最后，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式的叮咛来警戒八岁的儿子，要珍惜时光，切莫老来悲守穷庐，悔之晚矣。

在文本的书写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娴熟地运用先贤典籍形成文本的互文性，如在强调“俭”明显能感受到《论语·述而》的：“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5]，以及对《淮南子·主术训》“是故非澹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6]的化用，也让我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脉形成的历史线路。

文章结尾，诸葛亮明确修身养德，学而广才的终极目标是终能“接世”，即为社会做贡献。这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济世文化同脉，而诸葛亮自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行为更是身体力行地为家训内容做了最好的注脚。

通过对《陈太丘与友期行》《诫子书》的梳理我们发现，两文中在空间场域里或父或子的缺失，正好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家庭教育强调“言传身教”，《陈太丘与友期行》中“父亲”的不在场，但七岁的小元方却处事得体，聪明有礼，这是父亲陈寔的身教之功;《诫子书》中父亲诸葛亮对不在场的儿子诸葛瞻的焦虑输出，以及企图用自己在人生浮沉中总结出的经验来化解此种焦虑，希冀达到的是“言传”之效。

但建立在以“礼”和“以父为纲”的等级社会关系下的“父爱”，“父”“子”的亲情沟通几乎为零，这样的“父爱”让我们觉得是那样的遥远，甚至略显冰冷。这一情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了改善。

二、代际关系变化后的父与子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中国旧的父子道德关系是重父权，“父亲”总以“圣人之徒”的身份隔绝交换关系和利害关系，以“恩”换“爱”的方式牺牲子女后代。然而清季以来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化，伴随民众思想之觉醒，这种旧式的家族父子关系，正一点一点地崩溃。新时期，出现在同一场域的“父与子”开始出现代际关系的变化。

时隔七年，已是中年的鲁迅在《五猖会》中对于看会具体情形完全忘记，却将背《鉴略》一段完全记得。中年鲁迅对于“人之父”的生命体验，在父子亲情的隔膜中展开。记忆中“父亲”的出场“忽然”让工人“谨肃”，与我先前的“笑”“跳”的开心活泼形成强烈对比。接着，“‘去拿你的书’他慢慢地说”“慢慢地”三个字将氛围带向父权的冰冷、压抑。“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给我读”，“我”是谁？是威严十足的“父亲”，是几千年来等级制度的代表符号。对子女来说，“我”对他们有给予生的天大之恩，“我”可以对子女占有、命令，而子女只需要服从、顺化，但凡有一丝的不从那就将会是“忤逆不孝”。在这情况下，“人之父”与“人之子”都只是家族发展链条的环而已，这个链条并不在意个体家庭生命延续与发展，一切都在“纲常伦纪”的指导下进行。“但是，有什么法子呢”写出了幼小的我的无助、无奈。

从1919年到1926年乃至以后，鲁迅和同时代的一批觉醒者，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不断对“父亲”这一文化符码审视、探索与反思，他们认为父母应是要觉醒的，对子女应有完全义务的，并且父母应具备利他的、牺牲的精神。而这种新型的父子关系在《走一步，再走一步》和《散步》中向我们走来。

《走一步，再走一步》又名《悬崖上的一课》，这一课的“老师”就是“我”的“爸爸”，文中的“爸爸”目睹儿子遇险，没有慌乱，没有责备，也没有直接越俎代庖地为其解决困难。而是给予儿子具体的建议和言语上的鼓励，辅助其一步一步独自走下悬崖，脱离险境。

细读文本，我们发现两组并行的线索：“我”的心理、言行和“爸爸”的言行（见表2）。

表格中，“我”十分胆小，惧怕困难，遇事慌乱。“爸爸”则表现得冷静、有同理心，他通过言语安慰和鼓励孩子，多次强调“你能”，给予儿子信心;将爬下悬崖的巨大困难化解成数个小步，反复跟儿子说“这就是你要做的”，帮儿子进行心理解压;“相信我”，则给了儿子充足有力的安全感。

在“这一课”中“父亲”的角色义务，被完美履行，以一种精神导师式的方式帮助儿子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获得成就感。他用他的“强势”对我的行动形成冲击：“爸爸强调每次我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从来不让我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下面的路还很长，他一直在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能做。”“父亲”在精神上帮助儿子完成在人生道路上从犹豫、胆小到自信、勇敢的蜕变。这种精神指导，是父亲在孩子自由生长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无保留的传递给儿子的一种过程。代际间的传承也就在这一环节完成。

这种家教方式折射出西方家教文化以鼓励式教育为主流，引导孩子独立探索、建立自信的理念。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改造，儿童中心主义和“在做中学”等理念，即是西方现代教育的代表理论，值得我们从文化上进行借鉴。

当然，本文也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一、“妈妈”在过去的八年里，反复警告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强壮，不能冒险;二、当“我”听到爸爸的喊声时，第一反应是“爸爸！但是他能做什么？他是个粗壮的中年人，他爬不上来。即使他爬上来了，又能怎样？”从中我们可以推测，“我”日常的教养中，妈妈应该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妈妈的谨小慎微，放大了“我”先天病弱的不足，让“我”产生了主观的不自信和怯懦感。爸爸在育儿上是智慧的，但“我”对他的信任感却不足，也许爸爸在生活中对“我”的陪伴是较少的。这和我国家庭教养中母亲为主，父亲失位的现状何其相似，可以引导学生就这两个现象进行讨论。

《走一步，再走一步》的“父子”精神代际传承是在西方个人本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而《散步》一文中流露出来的就是中国式和谐的家庭伦理秩序关系，表现出了新时期“父亲”这一符码内涵的新变化。

《散步》圆满的结局，实际上是家人间的伦理关系的和谐表述。文中的“我”即是“父亲”，是故事的叙述者。

故事在一个来得很迟的春天里展开，悲凉的是一些老人在清明将到的时候去世了。这也为后文“我”在处理分歧时所作出的选择埋下伏笔。逝去，让人对生命会格外珍惜！于是，在面对南方初春，“我”着重强调了：“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代际生命的延续传承不再以家族为单位，而是在家庭内部进行。所以文中的儿子叫到：“前面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父亲”或爸爸不再是等级社会中的核心，而是和“妈妈”一样，是家庭教育义务承担的一份子。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打破，替换了家族宗法的等级关系。

在这里父子关系不再是单向输出或接受。“我”强壮、高大，是一家人的“核心”，但这里并没有体现出传统意义上的“纲常伦理”，在家庭伦理的生命链中，我们看到的文中的牺牲精神。在这牺牲的背后，是家庭生命链中生命的保存、延续和发展。面对分歧，一家人相爱相助形成一种双向甚至是多向的共同体，呈现了“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的美好画面。“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这因袭的重担，不仅是责任，还是如作者所讲“对幼子的负责，属于遗传本能，而对老人负责，就是文化了”[7]。责任与生命是《散步》里的父亲代际传承的家教核心。

由是，我们在时间背景下，从文化视域角度梳理了“七上”关于“父亲”们的家教密码。“父亲”这一符码所指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其内涵由家族范围而转向家庭。在家族宗法等级制社会，“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甚至不近人情的，他是“父权”的代指，是“纲常伦理”的化身，是家族权力的核心。清季，西学渐入，“父权”社会初现裂痕。“五四”以后，在启蒙思想的主导下，传统的“父权”社会受到反抗与决裂，从而转向家庭。进入新时期以来，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的家庭，在承继传统良好的家风文化时，又不断为其注入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