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素质教育的“中国模式”:理论与路径
作者: 项勇 卢立宇 陈泽友 霍海娥[摘 要] 新时代素质教育的“中国模式”更加深入地探讨了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及发展规律,为国内外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具有世界性、普适性意义。但在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建设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实现路径包括构建“全球共同利益”的价值观来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加强素质教育创新理论来激发内在动力以及追求实现素质教育教学评价的转型。未来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素质教育研究的“中国模式”,并将其与国际接轨,以期为全球素质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大学生国家认同观培育策略与实践路径研究”(21JDSZ3163);2021年度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党建引领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国家认同观培育实现路径研究”(JG2021-938)
[作者简介] 项 勇(1974—),男,重庆人,博士,西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卢立宇(1977—),女,四川泸州人,硕士,西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陈泽友(1970—),男,四川隆昌人,硕士,西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教育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4)23-0041-04 [收稿日期] 2023-06-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1]。进入新时代,毫无疑问,素质教育建设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标新时代需求,承担新使命,这是当今中国教育理论的主流。如何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构建“中国模式”,彰显中国特色,发挥中国优势,提升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国素质教育发展的新高地和新典范,并将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发展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之中,是我国素质教育发展的一项重大挑战。
一、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理念的提出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首次提出“北京共识”,后被称为“中国模式”,以此来反映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2]。随后哈珀(S.Harper)将“中国模式”定义为“中国发展与改革历程中积累形成的一个特殊综合体”[3]。德里克(A.Dirlik)用“延续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坚持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不动摇,是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的产物”来描述“中国模式”[4]。这些西方学者只是从经济学等观点对“中国模式”进行探讨,未能更深入揭示“中国模式”的内涵[5]。
中国素质教育在1985年首次提出,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的素质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结果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的素质教育以及基础教育领域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也为教育改革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素质教育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中国的国情特点,以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在对西方模式的分析和借鉴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新时代素质教育的特色、优势正在逐渐形成,但“中国模式”的兴起并不是西方模式的替代,而应该是一个超越的过程[6]。
“中国模式”不能仅用中国特点或中国经验来诠释。“特点”反映事物的独特之处,“经验”则是实践智慧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中的总结与凝练。休谟[7]认为:“我们获得经验的方式,往往不是基于理性的原则,而是基于习惯原则,只有这个原则才能使我们的经验对我们有用。”显然,经验带有感性色彩,而“模式”超越了感性的范畴,具有理性、系统、成熟的特点,架构更加稳固,解释力和执行力更强,影响力和借鉴意义更大[8]。
在信息技术革命新形势下,素质教育也需要融入新的元素,迎接时代的更迭,创造出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旨在为中国的素质教育提供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并形成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在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素质教育历经漫漫长路,需要发挥“后发优势”,遵循“冲击—反应式”发展逻辑,以追赶和跨越为目标,由此形成的新时代素质教育的“中国模式”,这是以本土化的创新和改革为基础,不断探索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增强植根于国家价值观和民族语言的爱国情怀[9]。因此,“中国模式”应包含如下内容:中国文明与现代科学的有机统一,促进素质教育理论的创新;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符合中国国情的素质教育体系和治理方案;建设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和国家繁荣的优秀人才。
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基于本土国情,融汇中西方文化,汲取世界经验,扎根于本土风格的“中国性”,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10]。“中国模式”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为目标,将中西文化相结合,借鉴人类文明和中国情境,使得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具有独特性。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彰显“中国特色”,标志着素质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引领为基础,关注全球共同利益,贡献中国智慧。
二、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特点
(一)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本土化
素质教育的“中国模式”更加追求本土化,注重“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及“中国模式”的逻辑范式。只有使中国素质教育产生更大的国家声誉,塑造本土价值,才能利用本土经验,在规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生。本土化是在与西方国家传统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原创性的问题陈述和理论建构的过程。虽然离不开西方国家这个参考系,但更需要结合本国国情探索性地寻找符合国家发展的路径。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需要内部的改革和创新,它不仅要植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等社会环境,还应在理念、制度等层面对世界素质教育的发展有所贡献。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也是对素质教育本质价值的探索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二)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普及化
素质教育的内涵已经强调了教育的普及化,倡导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它需要满足大多适龄人接受教育的需求,以促进所有学生得到健康发展为标准,全面提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传统应试教育精英主义向素质教育普及化的转向,意味着素质教育外延的扩张,表现为目前多数人接受过素质教育并认同其社会价值,进而形成更全面、更复杂的素质教育观。新时代素质教育普及化阶段更注重于社会成员的教育体验和精神世界。随着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素质教育自身的多样化必将酝酿和产生多样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价值观。
(三)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文化性
素质教育文化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人才培养体系及其内在的支持体系,包括素质教育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人们一般更愿意将后者,即影响素质教育人才培养过程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等看作是素质教育文化。准确来说,文化性是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传统的应试教育既难以满足所有受教育者个性化发展的要求,也难以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专业人才需求,而素质教育着眼于每名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也需要融入新的文化理念,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以及素质教育长期实践积累的文化等,塑造中国特色,有助于促进素质教育文化创新,建立新时代素质教育的“中国模式”。
三、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现实困境及成因
(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未得到全面落实
素质教育的概念源自社会,它旨在解决当前教学中的诸多不足,尤其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人文环境,素质教育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仅仅依靠课程的改革,而又没有正确显示课程的内涵与意义,盲目追求与现实、与国际接轨等,使教育宏观价值定位产生偏离[11]。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五唯”现象比较突出,教育生态还不能很好服务于素质教育的发展。在我国,选拔人才的最佳途径依然是通过考试的形式。因为素质教育从德、智、体等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但某些因素难以量化,尤其是德育,难以做到绝对的公平,因此分数就成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手段。
(二)素质教育理论滞后
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教育改革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持。然而,由于缺少统一有效的、符合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改革理论,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使得素质教育的改革进程停滞不前。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它与应试教育仅仅注重分数有所不同,素质教育是一种以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开发人的智力潜能,培养有独立思想和创新能力的学生。
四、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实现路径
在新时代背景下,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建设必须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以创新思维模式和转变发展方式为基础,从价值观引领、理论创新、教学评价机制改革等多个方面,全力以赴地推动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实施。
(一)助推素质教育评价机制在新时代的转型升级
教育评价机制的转型升级,关系到新时代素质教育成功与否。首先,教育评价理论的基础研究至关重要,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作为教育评价的理论基础,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贯穿整个教育活动的始终。同时,要加强中国化的教育评价理论研究,虽然我国的教学评价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是在吸收西方教育评价理论的经验上发展起来的。在借鉴国外教育评价研究的发展成果时,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有选择性地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论,选取有价值的部分加以借鉴,有的放矢,要保持民族特性,形成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评价理论。其次,使评价主体趋于多元化也尤为重要,教育评价主体不应只局限于教育相关部门、学校领导、教师,而应将家长、学生本人、学生群体、专职评价机构以及学校以往的其他相关人员等也纳入教育评价活动中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不再像过去一样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最后,要加强评价方法的多样化,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三者合一,保证评价的多样性和真实性。
(二)彰显素质教育理论创新的中国智慧
素质教育旨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同时为人们提供更加完善、更加有益的环境,以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行、身心修为、精神品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始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加强发展素质教育理论创新,以素质教育理论的正确清晰、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去引领素质教育的发展,结合中国素质教育实践中的经验,以全新的视角探索素质教育发展的新规律、新观念、新理论,努力构建符合时代背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素质教育理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不断推动教育理论的创新。读万卷书获取知识,行万里路笃行实践。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时代素质教育的发展需要不断深入地探索与思考,以求更好地掌握知识,也应该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考力和创新的时代。
(三)构建“全球共同利益”的价值引领
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发展,必须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尽管教育的经济功能非常重要,但要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尊重生命和尊严,这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所必需的条件。协调发展理念既推动了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与经济、类型、层次、质量等的和谐发展,解决素质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又体现了人类对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追求。绿色发展理念与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有机融合,其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以适应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秉持开放的国际视野,立足国内,对话国际,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以“中国智慧”丰富人类文明,使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走向世界。而共享发展理念既指对内体现素质教育的公平和共享的要求,又指中国素质教育发展成就贡献“全球共同利益”,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