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式指挥对高校多校区办学管理的启示

［摘 要］ 多校区办学已成为高校普遍的运作方式，总体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有力促进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校办学效益提升，但在办学管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挑战。首先，对高校多校区办学的形成原因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其次，讨论了任务式指挥的内涵、不同领域应用及其在实现分散与集中有机统一的高效灵活指挥方面的特征优势；最后，从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流程等角度探索了任务式指挥对多校区办学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 多校区大学；任务式指挥；管理模式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校多校区办学管理模式研究”（XJK18BGD015）

［作者简介］ 葛冰峰（1983—），男，浙江宁波人，博士，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复杂系统与体系工程、冲突博弈分析与管理决策研究；李孟军（1964—），男，湖南益阳人，博士，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管理理论与系统决策技术研究；邓宏钟（1974—），男，湖南衡阳人，博士，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方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3）17-0001-04 ［收稿日期］ 2022-07-12

引言

多校区办学是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一所高校，分散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校区同时进行办学，其不同校区在地理位置上可以互相毗邻，也可以分处异地［1］。我国高校多校区办学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于90年代，形成于21世纪初，是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合力推动的产物，其方式也从同城多校区发展到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的异地多校区。其中，高校异地办学的政策初衷是通过均衡分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拉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高校也可获得地方多方面物质支持拓展提升办学条件，实现校地“双赢”局面。据统计，国内“双一流”高校中仅有5所只有1个校区，其他高校则在异地设立了166个办学机构，平均每所高校的异地校区超过3个，有的多达5个以上，比如兰州大学有10个异地校区。

高校多校区办学是一项异常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机遇与挑战并存。进入21世纪以来，“野蛮生长”的异地办学使得原本政策的“均衡”愿景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平衡”的现实结果［1-2］。一方面，高校主体与异地机构之间“不平衡”，管理权属模糊，办学实力条件乃至校区文化等差异显著，教育资源分散投入也带来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下降、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另一方面，高教资源区域布局“不平衡”，如“双一流”高校异地机构虽分布广泛，但有明显的“东进南飞”趋向，其中西部流向东部20个、东北流向东部13个、中部流向东部15个，绝大部分优质高教资源都在向几个都市圈汇聚，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有38所异地办学机构、珠海有7所，长三角的苏州有20所，京津冀和长三角结合部的青岛有17所，这使校地“双赢”初衷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触及高等教育均衡分布的底线。

正因如此，2021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进行异地办学，尤其是部属、中西部高校严控在东部跨省异地办学；省内异地办学严控数量、严把条件；现有异地校区本着平稳有序的原则逐步清理、规范［3］。同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等学校异地研究生培养的意见》也强调，研究生院是高等学校负责研究生培养管理的内设工作机构，不得异地单独设立。随着政策禁令出台，虽刹住了高校跨省异地办学的“增量”，但跨省异地校区“存量”的过渡清理以及大量省内异地和同城多校区也将倒逼高校改革办学管理规范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使校地密切结合探索一条强化内涵、打造特色的多校区办学之路。本文首先研究任务式指挥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其次对比分析其与多校区办学的特点异同，最后对其在高校多校区办学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一、多校区办学管理模式现状分析

（一）多校区办学的形成原因

多校区办学实践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管理发展已趋成熟和完善，其多校区的形成方式各有不同，有自然发展逐渐形成的，也有高教结构调整导致的；办学类型也存有差异，既有不同分校构成的大学系统，也有大学所属多个校区。多校区办学管理最为成功的当数美国，其中加州大学最早于1868年建立分校，已有百余年的多校区办学实践，形成了由伯克利、圣塔芭芭拉、洛杉矶等10个各自独立的分校组成的大学系统。

我国高校形成多校区办学有其内在规律和发展方向，亦有特殊的历史缘由和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驱动的高校合并。为加快向一流综合性大学迈进，积极推行院校合并重组，此类一般是同城多校区。例如，中南大学是在2000年4月由原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和长沙铁道学院合并组建而成的。

2.因高校自身发展需要扩建新校区。教育产业化以及近几年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和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等背景下，很多高校老校区容量有限，只好积极寻求外部发展空间，建设新校区，如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和张江校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或者原校区所处的地理区位不利而到异地办学。这些异地校区有统一行管模式也有分校形式，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

3.军队院校调整改革。随着2016年改革正式落地，军队院校由过去79所合并调整为43所，其中16所存在异地多校区办学。其中，国防科技大学在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防信息学院、西安通信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等基础上重建，形成“一校五地多区同城和异地并存”的复杂办学格局。

4.历史原因。有的学校建校时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后来因故搬迁到其他地方，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武汉）分属不同地域，实际已分家成为两所不同学校，不再具有从属关系，并且各自独立招生，形成“一个校名，两块牌子”的局面。

5.中外合作办学。“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是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途径之一，对我国教改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总体可见，国内高校有着与国外本质区别的跨省异地分校。一是所跨地理区域不同，如加州大学的多个分校基本分布在加州地区，而我国异地校区的区域跨度更大，比如中西部高校到东部办学；二是隶属关系显著差异，如加州大学系统都是独立办学的分校，有合作但无从属关系，而我国的分校大多从属于高校本部。

（二）多校区办学管理模式

西方多校区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有代表性的办学管理模式［4］。一是联邦分权型管理模式。主要依照各校区功能进行校区划分，各校区设置一个或多个部门，学校对各校区实行统一管理。主要适合各校区基本具备独立办学条件，校区相距较远，学科差异较大，如加州大学。二是功能定位型管理模式。主要存在于综合性较强的高校，对各校区所担负的主要功能责任进行全局统一的设计安排，校级管理机构集中在某一校区内，打破了各校区管理体系，实行一个校本部、一套管理机构的管理机制，校本部主要通过校长向各分校区派常驻机构及人员代理校本部行使管理职能。主要适合校区相距较近的高校，如东京大学、麦吉尔大学。三是模块型管理模式。结合了分权型与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优势特点，适用于有多类型、多校区、多层次的高校，强调学术服务、人力资源和配套设施由各校区根据需要自主管理，但整个高校系统采用集权式管理，如伦敦大学、康奈尔大学。

相较于国外的丰富经验，我国多校区办学时间相对较短，仍处于探索并趋向成熟时期，通过有益实践逐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管理模式［5］。一是以条为主的集权型管理模式。所谓“条”是指学校对校区的纵向管理，职能部门对校区进行延伸管理。校本部统一制定发展规划，统筹学科建设，对高教资源、教学组织及管理等进行整体规划；学院是中间管理层，负责教学科研及行政组织运作；系所（实验室）是具体执行层，负责开展教学计划、课程建设及教研实践工作。二是以块为主的分权型管理模式。所谓“块”就是学校对各校区的横向管理，学校直接在不同校区设立职能部门，各自有行政机构、后勤服务、实验室等，实施本区化管理，校本部只是在大政方针上给予指导。三是条块结合的混合型管理模式。“条块结合”是学校对校区的上述两种纵向、横向管理的有机结合。

上述国内外管理模式有一定异同之处，各有优势和不足［4］。比如，以条为主的模式，优势是各级管理职责分工明确，统筹集中，有利于知识创新和跨学科交叉研究，不足是校区过于分散、相隔较远时沟通不畅，极易造成管理上不协调、低效率。以块为主的模式，一般综合性大学采用，其学科门类多、统一管理比较困难，优势是各校区享有较大自主权，利于发挥学科特色，不足是造成资源的分散，重复建设，难以胜任某些重大任务，影响全校工作的全局部署与管理。条块结合模式则能较好平衡集中与分散管理，有助于全校“一盘棋”，协调管理不同分校区，但也会有推诿扯皮现象发生。

二、任务式指挥及其特征优势

任务式指挥（Mission Command）是一种源于普鲁士及后拿破仑时代的军事指挥思想，具有目标明确、响应高效、推进有序等特征［6］。美国《陆军条令》将其定义为：在一体化地面作战过程中，指挥官通过任务式指挥行使权力与指挥，以使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指挥员在遵循上级意图前提下发挥符合作战纪律的主动性［7］。

因此，从实际效果和内涵来讲，任务式指挥既是赋予下级自主权、使用任务式命令、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分散指挥，也是立足互联互通指挥系统、实时共享指挥意图、精确组织跨域协同的集中指挥。任务式指挥一方面是作战力量部署、作战决策实施和作战过程控制的“分散”，能使上级指挥员的精力不再聚焦部队完成任务的方法、顺序和过程等细节，而是着眼统筹全局和把握作战枢纽关节；另一方面是对指挥信息、行动指向和作战效果的“集中”，能让下级指挥员不再受缚于详细计划，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本质上，任务式指挥“形散而神不散”，是实现分散与集中有机统一的高效灵活指挥方式，既融合了两种方式的优势，又克服了单一方式的短板［8］。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运用，战争形势不确定性、复杂性凸显，任务式指挥的灵活机敏、适应力强等特点更适用于现代战争。21世纪军队最显著优势是灵活性，转变指控方式是增强部队灵活性的主要途径，实现方法就是“放权到边”，即由中心向边缘分散权力和责任，这不仅取决于发展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优势，还需要在组织、条令、教育、训练等方面实现转变。否则，如不能调动组织和个人主动性，势必导致效率下降，甚至功能瘫痪。

最近几年，任务式指挥思想也被一些企业学习借鉴并应用于经营管理。其中，华为公司经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的任务式指挥体系［7］。通过吸取市场一线经验，改变原有固定的、直线式的组织形态，转而创新性成立以客户经理、解决方案专家、交付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形成面向客户的“铁三角”作战单元，即以项目为中心的团队运作模式，这颠覆了原有组织权力模式，强调公司机关不代表总部，而只是为前方提供服务保障的后方，并让以前听令行事的一线团队有了独立思考与自主决策的权力。

三、任务式指挥对多校区办学管理的启示

结合多校区管理现状以及管理模式的特点，任务式指挥显然可为多校区办学管理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可为高校管理人员提供任务构想或意图，以保证分校区管理人员和机构能依靠各自的主动性开展行动，并努力朝着正确方向，合力达成全部办学任务目标。

（一）在管理体制方面，构建“扁平化”多校区办学管理体系

完善校内治理结构，推动横向部门跨界整合，管理主体与职能部门条块结合，强调分校区和学院的自主性，赋予它们自主决定内部事务的权力，而学校领导仅需宏观领导各校区和学院。根据不同校区的办学定位和使命，对其采取不同管理模式，对有的同城校区采用以条为主模式，对另外异地校区采取以块为主模式。学校还可对某一具体校区实行条块结合管理，条的作用逐渐减弱，块的作用逐渐加强，使条式控制和块式管理同时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