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创融合视角下工程伦理教育困境剖析
作者: 刘岩[摘 要] 工程技术已经渗透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并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新产业创造背后的潜在驱动力之一,各个行业的工程师为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新技术也在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工程致力于改变和改善世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工程也可能会对公共安全和健康构成风险。因此,工程专业课程需要引入伦理教育,目前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着普及率低、重视度低的问题,通过对教育内涵、教育案例、教育方式和伦理抉择等角度阐释工程伦理教育的困境,以期引起工程教育者的普遍关注。
[关键词] 工程伦理教育;大工程观;育人困境;伦理抉择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育科研课题“基于PESE-CDIO-EM理念的中医药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ZC-20-04);2020年度天津中医药大学教学改革项目“面向‘新工科’的一流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以‘制药过程检测与控制’为例”(2020JY072);2020年度教育部第二批新工科项目“面向中药智能制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机制模式研究与实践”(E-HGZY20202007)
[作者简介] 刘 岩(1987—),女,辽宁沈阳人,硕士,天津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医药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T-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2)19-0025-04 [收稿日期] 2021-09-22
一、关于“大工程观”的育人理念思考
工程是有目的的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非常强的工作。工程不同于技术和科学,科学家通常是发现知识或真理,而工程师感兴趣的是建设和生产出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工程的基本属性是要改造客观世界并取得实际成果。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工程教育在培养学生进行工程设计和发展工程技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为什么做工程”“做什么工程”的教育还有所欠缺。美国哲学家杜威说过,“如果支配我们的永远是智慧,而不是事物和语言、科学和知识,那么我们对做什么必须有一些想法,而不仅仅是我们如何做”[1]。工程伦理教育就是针对“为什么做工程”“做什么样的工程”这种问题的内在支撑。
当今世界很多工程领域暴露出严重的伦理问题,残酷的现实呼唤伦理教育,要求工程师把公众的安全、健康、福祉放在首位[2]。工程实践既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德行,工程师具有良好的伦理认知、伦理判断、伦理决策能力尤为重要。工程师应理解好法理、情理、伦理三者的关系,完成工程项目的时候,尽力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伦理教育与工程教育相融合,既是当前工科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新时代赋予工程教育的神圣使命。工程的每一项决策都会影响未来,而且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在日益增强,这使得一个工程决策是否合乎社会伦理和生态伦理的要求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量。毫无疑问,符合工程伦理要求的工程行为,一定是符合长远利益、符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工程伦理实践是工程实践的重要内涵,工程伦理对于工程教育的意义不言自明。
二、工程伦理教育的困境剖析
(一)关于工程伦理教育的内涵
首先,什么是工程?工程不应泛指技术或科学,工程设计和实践都离不开具体的环境和条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系统性、辩证性的分析和解决问题,不仅要“有问题”解决问题,还要“想问题”解决问题,即思考工程会带来什么。正如科技价值具有正负二重性,工程实践也不例外,好蕴含于坏之中,同时坏也蕴含于好之中。因此,需要系统性思考,进行柔性设计和防护设计。如设备进出料口留有富余、换热面积略大于理论要求、设置旁路、控制系统既有硬保护措施,又有软保护措施等。
其次,工程也远远不止于技术和科学,工程是具体的实践,必然离不开客观世界的复杂性,所以,工程实践的“输入端”必然要吸收和融合多学科的内容。工程实践的“输出端”又涉及政治、经济、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内容,一切工程都是如此。工程原理本身是客观的,以自然属性为主,体现的是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但利用工程原理进行的工程设计和实践却源于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体现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因此,工程设计和实践是综合性的、复杂性的,需要经验积累的,要不断在已知的原理方法基础上,通过实践加以应用、总结、修改、优化,这样反复进行的一项活动。
那么,何为工程伦理?目前,工程伦理教育中关于“伦理”一词应该如何定义尚无明确共识。美国《韦氏大辞典》对于“伦理”的定义是:一门探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讨论道德责任义务的学科。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伦理”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包含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思考。
因此,工程伦理教育不是教授普通的道德伦理,而是职业伦理。工程伦理教育更注重培养的是学生对工程问题的综合分析与评价决策能力,更倾向于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而不是单纯地强调培养学生的性格特征或理想道德。建设“负责任的工程”的首要基础是坚持“负责任的行为”,是基于道德、诚信、和谐和社会责任的行为。工程伦理教育就是围绕培养学生如何分析工程问题、解决工程问题和进行工程决策等方面的能力来构建教育目标,是为实现道德伦理、工程伦理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统一,是研究更广泛的健康、安全和公众福祉等问题。
(二)关于工程伦理教育的案例选择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工程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批判反思精神,而实现这一培养目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为学生提供工程实践案例研究。但是,目前采用的研究案例通常集中在常见的道德问题上,如接受供应商的贿赂、三废排放不达标等,这些常见案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通常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描述伦理问题。众所周知,不当行为越明显,就越容易被发现。因此,基于这些案例的学习可能没有涉及真正困难的道德挑战或者说进行深入的基于工程本身伦理问题地研究探讨。显然,伦理案例的简单性与学生毕业后将遇到的复杂的现实工程环境与即将面临的工程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程师肯定不希望有损社会、经济、环境的事情发生,但很多时候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和问题,这很大程度上相悖于工程师的设计初衷。因此,一个工程是否对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主要在于工程师有没有能力预测出可能出现的坏结果以及该如何应对这个结果。
从工程伦理教育的角度来看,最根本的挑战是需要认识到涉及工程全阶段的决策都存在伦理问题和伦理挑战。2009年,美国国家工程院(NAE)组织了一场关于伦理教育与工程研究的研讨会,讨论报告强调在伦理教育中应发展的各项技能:(1)认识和定义伦理问题;(2)分析社会、生态影响系统;(3)收集涉众相关数据;(4)理解利益相关者的诉求;(5)识别价值冲突;(6)构建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解决方案,并确定制约因素;(7)从影响后果、公共防御、制度障碍等方面评估备选方案;(8)进行理性的对话或谈判;(9)修改完善选项、计划或行动[3]。这些讨论的结果从侧面再次揭示了工程师面临的工程问题的复杂性与系统性,一个工程师的行为不仅会对工程涉及的相关主体的存在、观点和价值观产生影响,还会对工程涉及的相关客体,如生态环境的存在、发展产生影响。可见,应用于工程伦理教育的案例不要只停留在工程专业的学生,甚至大众的伦理认知或道德判断层面,而要深入工程专业课程的学习中,要与相应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工程原理相融合,要在培养学生知识、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软技能”,搭建工程伦理和工程哲学的认知平台。
(三)关于工程伦理教育的方式选择
工程专业的学生因为在进入专业课程学习前的学习生涯中,始终保持研究和实践的规模在实验室层面,也就是小试阶段,所以自然没有形成工程实践的系统思维和“大工程”观。学生这么多年学习和实践产生的“实验规模”的思维模式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找到工程伦理教育的可行模式和合适的切入点,如何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和内化显得尤为重要。
就制药工程设计而言,其研究的是当某种新药在实验室规模研制成功后,如何将其转化为可供实际销售和应用的药物,即如何将小试的工艺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如何使小试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但是工业化生产(工程实践)与实验室小试的差别是巨大的,小试的目的是迅速打通路线,确定可行方案,而工程实践的目的是提供大量产品,获得经济效益;小试一般是不计成本和后果的,一般只考虑工艺的可行性。但工程实践除了考虑工艺技术是否可行之外,还要考虑安全、环保、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因素等多维度、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小试实验与工程实践在原辅料纯度(杂质含量)、设备材质与规格、生产状态与参数、产热产气量、换热效率、物料单耗、回收套用、节能环保、三废处理、生产控制等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这都使得学生的固有认知和思维模式成为培养学生工程伦理观念和工程思维模式的最大阻碍。
(四)关于工程伦理教育的争议抉择
现代哲学家查尔斯·哈里斯认为,工程技术必须与伦理准则一起作用来促进人类福祉,并且这应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作用,而不是“保守”或“顺从”的作用[4]。工程与环境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工程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很多困扰人类社会的环境问题,如空气、水体和土壤污染、重金属蓄积等;另一方面,很多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也在设计工程项目、产品和工艺上来应对这些环境问题。我们培养的未来工程师对生态环境到底承担什么义务,应该怎样履行这些义务,正是工程伦理教育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如今,许多工程法规中都提到环保,但大多数的条款规范相对薄弱,或者说是一种“底线思维”。例如,美国国家职业工程师协会的伦理章程中只是“鼓励”工程师“为子孙后代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保护环境”;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章程指出,工程师“应该”致力于“通过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来改善环境,以提高普通公众的生活质量”,而且这部章程还在其他强制性指导方针中使用了“应该”这个词,而其他工程章程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大多语焉不详。
众所周知,工程实践不仅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等实体污染,还会产生噪声、辐射等无形污染,大部分的企业家和工程师都致力于如何使污染物在法律法规要求的限度内实现“达标排放”,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制定并实施促使污染物减少的战略。这就是源头治理和绿色生产,即以节能、降耗、减污为目标,以管理和技术为手段,实施生产全过程控制,使污染物的产生量达到最少化的一种综合措施。是保守的末端治理还是进取的源头管控,表面上是污染物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三个维度的博弈,而实质上是工程伦理抉择的争议——抵触、保守还是进取?大多数环境法规聚焦于使环境清洁,但关于工程伦理抉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存在着诸多争议:(1)根据比较标准:如果环境对人类生命或健康没有造成比其他风险更大的威胁,那么环境是“清洁的”吗?(2)根据常态标准:如果环境中出现的污染物与自然界中正常存在的程度相同,那么环境就是“清洁的”吗?(3)根据最佳污染物减排标准:如果进一步减少污染所需的资金用在其他方面,能够产生更大的人类福祉,那么环境是“清洁的”吗?(4)根据最大保护标准:如果现有技术和执法都尽了最大努力使得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任何可识别污染风险被完全消除的情况下,环境才是“清洁的”吗?(5)根据可证明有害的标准:如果所有已证明的对人类健康有害的污染物都被清除了,那么环境就是“清洁的”吗?(6)根据伤害度标准:在消除对人类健康有明确的、紧迫的那些威胁时,如果成本不是一个限制因素,那么环境就是“清洁的”吗?当对人类健康伤害程度不明确时,是否应考虑经济因素?
可见,前两个“清洁”标准是相当弱的,第三个标准显然带有功利主义,是成本—收益分析的形式,而第四个标准忽略了对成本的考虑,第五个标准要求有对人类健康伤害的证据,这些证据有时是很难获得的,第六个标准似乎提供了一种成本和健康考量的最佳平衡,但是具体实践中也必然存在着抉择争议,而这些争议也正是工程伦理教育的问题和困难所在。
结语
有效的工程伦理教育应该具有整体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可扩延性。(1)工程伦理教育应全面地涵盖知识、情感、信念、能力、行为等多个方面。(2)能给整个工程教育活动提供明确的依据与指导。工程伦理教育必须能转化为与受教育者的活动进行合作的方式,能够提供分析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思维通道与思维模式,能够有助于制订具体的实践方案,而制定的实践方案又能检验、校正和发挥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否则工程伦理教育是没有实现其自身存在价值的。(3)有效的工程伦理教育必须符合教育规律、符合教育环境、符合教育对象、符合工程主体和客体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4)工程伦理教育还必须具有可扩延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作为工程伦理教育活动也处于这种变动之中,并推动着这种变动的发展。工程伦理教育必然会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发展,随着工程实践过程的推进而不断地变化发展,构成反复不已、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