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问题研究

作者: 张善超 熊乐天

摘要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是新时代人才培育的基础性与关键性环节。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不仅有利于国家人才战略的贯彻落实,而且有利于促进素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小学教育品质的提升。然而,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在实践中却深陷“均等文化的钳制与应试文化的规制”“制度供给不足与执行主体协同不力”“校长课程领导力疲软与教师胜任力不足”等困局。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破局之策应是酝酿正确的教育文化与价值引领,完善制度设计与加强主体互动协同,提升校长课程领导力与教师教学胜任力。

关键词 拔尖创新人才;中小学;课程领导力;教学胜任力

引用格式 张善超,熊乐天.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问题研究[J].教学与管理,2024(34):18-22.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中小学阶段是引导学生树立志向、拓展知识、培养思维的黄金期,对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发挥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正因为如此,202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提出要“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和选拔培养机制”。因此,有必要阐述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价值,并从社会大众的文化认知、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小学校长与教师的落实能力三重维度来系统性地阐释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困境,提出有效的破解之策。

一、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价值向度

1.贯彻国家人才战略诉求

创新是驱动科技发展的根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对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2023年两会期间,更有代表提出“要加快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1]“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贵在‘早’”[2]。作为推进国家科技水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拔尖创新人才的挖掘与培养极为关键。尤其在世界人才资源争夺激烈的当下,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拔尖创新人才质量成为推动和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3]。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连续性、系统性的工程,大中小学肩负着目标一致却各有侧重的任务。中小学主要通过优化课程的目标、内容、结构、评价等来构建人才培养模式。以课程改革为抓手撬动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这是学校教学实践层面的创新举措,更是对贯彻国家人才战略的实际回应。

2.促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素质教育的核心意蕴是学校为每位学生提供适合其自身素质发展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8年修订)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中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既需要“面向全体”,相信每个学生都有创新能力,都能通过教育提高创新能力,又需要“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认知与个性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差别化教育[4]。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认知局限,大多中小学管理者、教师、家长认为中小学教育公平就是所有学生接受完全一致的教学内容,结果导致学习能力强、创新潜质高、实践能力强的学生难以得到学校重视,无法充分发展。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下,中小学管理者与教师应以教育观念变革来深化自身对教育公平与素质教育的认知,将为每位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转化为具体行动,确保素质教育的落实与高质量发展。

3.提升学校的教育品质

教育品质是对学校教育水平的评价,由学校办学定位、办学风格、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要素构成,表现为课程教学系统、校园文化等蕴含的办学理念与价值追求。以培养具有成为拔尖创新人才潜质的学生作为学校建设的着力点,中小学一方面要在微观上优化所有教学活动的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另一方面要在宏观上协同政府、家庭、社会等多方力量,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教学实践场域,优化学校课程体系。另外,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需要与之配套的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师资优化等。高质量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必然会带动学校办学理念、学校文化、校园风格等要素的优化。可以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下的课程建设不仅能够实现中小学校园的多样态发展,还能从整体上提升学校教育品质。

二、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多重困局

1.均等文化的钳制与应试文化的规制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指出,个人意识或全部认知决定了其全部行为,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整体表现,意识形态则源自其生活的文化背景及思想[5]。文化不仅决定着人的行为选择,而且影响社会的认知价值取向。当文化与学校教育变革相一致时,主要利益相关者就会认同并积极参与变革;反之,主要利益相关者就会质疑、甚至抵制变革,使其陷入“合法性”困境或走上异化之路。社会中弥散的朴素公平观和功利性的教育观使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遭遇了文化认知层面的困局。

(1)均等文化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对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钳制。我国民众素来坚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观,认为个体接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应保持统一。这种文化认知导致当前民众将教育公平等同于为每位学生提供一模一样的教育方式与教育资源。但是,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是在最大程度上将有特长专长、天资聪慧、有意愿成为领域拔尖人才的中小学生形塑为关键领域所需的人才,中小学要为他们开设专门的课程。这种行为容易触及民众特别是学生家长的敏感神经。此外,受以往践行教育公平要求的惯习影响,某些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同样认为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是有违政策的、与民意相悖的,拒绝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责。

(2)应试文化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对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异化。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被主要利益相关者所俘虏,主要利益相关者通过“引诱”“搭便车”等方式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异化为升学工具。一是学生参与拔尖创新人早期培养项目(学校课程)为的是占有人才培育环节的优质资源来丰富实践经历、获奖经历,提高被高水平大学录取的机率。二是为了保障高升学率,某些中小学打着创新实验班等名义开展“掐尖”教育和应试教学。例如有研究指出,家长和一部分学生参加有关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就是为了额外“加分”,为上“好大学”做铺垫[6]。

2.制度供给不足与执行主体协同不力

教育变革不仅涉及文化认知,还涉及制度管理。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革是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制度变迁过程[7]。在这一过程中,新旧制度间必然会相互摩擦导致变革遭遇制度困境。从制度变革的视角看,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是教育体系、课程制度、教学制度、评价制度等多层面的协同变革,它遭遇了制度供给不足与主体协同不力的困局。

(1)制度供给不足导致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动力疲软。一是顶层设计不足。完善的顶层设计能够为执行者提供基本的行动框架与稳定的预期[8]。但目前,国家层面未印发关于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立法、实施纲要等法律与政策性文件[9]。很多中小学要么不愿将人才早期培养纳入学校课程体系,要么相关课程教学改革处于盲目低效的状态。二是保障机制与配套方案供给不足。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宏观调度。但是当前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经费制度、师资培训机制、招生考试制度、监督激励制度等仍有待完善。

(2)执行主体协同度差致使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低效推行。教育政策执行的碎片化是指教育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分割、冲突、离散状态。整体治理理论认为,产生这一现象主要因为不同功能和专业机构间缺乏沟通协调[10]。当前各执行主体协同度差导致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推行低效。一是顶层设计缺失下基层行政部门的零散执行。当前,国家并未明确由哪一部门具体负责制定、推行、评估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方案或项目,导致相关政策制定主体基于自身对人才培养诉求和人才培养的理解,制定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培养方案。如中国科协和教育部推出的英才计划、北京市教委的“翱翔计划”、北京市教委和科委联合推出的“雏鹰计划”等。这类探索一方面导致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目标与内容出现重复交叉、资源浪费,另一方面降低了相关行政部门指导、督促中小学推行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管理效能,严重影响人才选拔培养的效率[11]。二是,家长教育素养不足导致其难以参与培养环节。萨博尼克(Subotnik.R.F)指出,超常儿童能力由潜能→能力→专长→卓越发展的各个阶段,家庭、学校、社会要共同重视并协同完成[12]。除了学校要开设专门培养创新素养的课程,家长也要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支持,家长要具备挖掘学生特长、智力、猎奇心、发散思维等方面的能力。然而很多家长一方面在态度上忽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认为孩子学习阶段的首要目标就是提分与升学;另一方面他们不具备挖掘与培养孩子创新素养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

3.校长课程领导力疲软与教师胜任力不足

迈克·富兰(Michael Fullan)认为,“教育变革的关键在于教师不断从事变革工作。其中愿望与能力则是导致变革充满矛盾的原因。”[13]当前中小学校长课程领导力与教师胜任力在应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时存在诸多不足。

(1)校长课程领导力薄弱导致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难以融入学校课程。一是校长课程引导力不足。校长课程领导力通常表现在引导力、整合力、凝聚力上[14]。中小学校长秉承知识本位、全面发展的课程建设观,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是对高智商学生的培养,不是学校课程建设的核心任务。同时,不少中小学校长未具备足够的变革意识,改革所采取的行动本质上依旧是应试训练。正如调研发现,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不得力的原因是中小学校长对于英才教育的作用价值、战略地位、内涵本质等的认识不足[15]。二是校长课程整合力不足。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不是过早地让学生“偏科”,而是在保障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使其具备成为未来创新行业领军人才的潜质。这就要求校长能够对学校不同学科课程的目标、结构、资源、实施、评价等进行系统性改革。但现实中大多校长往往习惯性地借鉴应试课程开发的经验,按照中高考的考试模块与难度来设计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课程,导致开发的此类课程要么结构失衡、形态缺乏统整[16],要么缺少真实挑战、缺少个性选择和对学生的兴趣培养[17]。三是中小学课程凝聚力不强。校长本应为学生提供课程建设愿景与目标、参与方式,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推进课程建设。但现实是校长无目标或无序地参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课程建设。例如有研究指出,由于校长缺少课程凝聚力,当前中小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课程与教学并未建立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也没有获得校外优质资源[18]。

(2)教师教学胜任力不足导致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难以落地。胜任力是工作者胜任某项工作应具备的能力、技能、特质以及动机。中小学教师本应在价值层面认同、理解、支持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内涵、价值,厘清并掌握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但中小学教师相应的胜任力有待提升。一是教师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认同度不高。很多教师对学校推行的关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课程与实践活动表现出不关心与不热情。例如有调查指出,超50%的教师并不认为中小学要承担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任务[19]。二是教师缺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知识储备与实践能力。现实中鲜有师范教育与教师在职业培训覆盖了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相关内容,教师不仅缺少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知识,还缺少培养学生创新素养的课程资源开发能力、课程实施能力与课程评价能力。例如,上海某从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教师表示:“跨学科这方面很难,因为没有那么多课时。如果我想和其他老师一起额外搞点什么探究性的活动,就更没有空间了。”[20]

三、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破局之策

1.酝酿正确的教育文化与价值引领

价值认同与强烈的动机是中小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内在动力。新制度主义认为,人们之所以质疑、抵制新事物,是因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觉察到还有其他的行为形式”[21]。由此,应当弘扬新时代高质量教育文化,强化关键场域的文化营造。

(1)大力弘扬新时代高质量的教育公平文化。一是具象化新时代高质量教育文化。政府要精选那些既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又在培养学生创新素养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中小学作为高质量教育公平的典范进行宣传,促使民众正确理解高质量教育公平的科学内涵。二是拓展传播渠道,提升文化传播质量。信息传播理论认为,权威性与知名度越高的信息媒介所传播的信息信誉度就高,受众效果就好[22]。因此,政府要担负起向全社会传播高质量公平文化、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价值与意义的责任。政府可通过“三微一端”、新闻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等渠道,向社会宣传新时代教育公平的内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意义与价值、典型中小学实践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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