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改进的历史背景、现实问题与发展趋势

摘      要 农村学校改进是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质量、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充分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农村学校改进历经了从“乡村建设运动”到“美丽乡村计划”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教育战略转型，从空间嵌入到文化悬浮再到本体回归的实践样态变迁，从制度建设到资源保障再到人文关怀的制度变革。在深刻的战略转型、实践样态变迁以及制度变革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农村学校改进依然面临农村学校与社区“隔离”、农村学校缺失“乡村”气息、农村学校改进“模式同一”等现实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农村学校改进的样态正由封闭、外铄逐渐走向互动与对话，改进的模式正从“P-T-A”“U-G-S”逐渐走向“U-S-C”，改进的路径正从“标准化”“自上而下”逐渐走向“个性化”“自下而上”。

关 键 词 学校改进  农村学校  学校—社区互动

引用格式 李欣桐，李广.农村学校改进的历史背景、现实问题与发展趋势[J].教学与管理，2022（07）：1-6.

农村学校改进是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质量、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也是农村人口大国。农村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13年12月31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希望通过此计划的实施能够彻底改变我国乡村学校贫弱的基本办学条件。我国农村社会现实和教育特点决定了农村学校改进的特殊价值和意义。首先，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历史，积淀了丰富而牢固的农业文明，传统的农耕文化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其次，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并根深蒂固，是我国社会现实生活和教育发展现状的重要影响因素;再次，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村落文化日衰，村小乃至乡镇中小学也随之迅速衰落、减少甚至灭亡。随之而来的是，城镇中小学规模急剧膨胀，大班化教学、师资力量不足、“离农”“脱农”倾向、摆脱乡土文化等农村教育问题日趋突显;最后，伴随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教育质量的逐步提升，农村教育由“文字下乡”走向了“文字上移”。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学校改进成为我国农村教育研究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学校改进的历史背景

1.从“乡村建设运动”“美丽乡村计划”到“乡村振兴战略”

百余年来，以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凋敝破败为表征的“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重要转型时期所必须面对、关注、研究和需要破解的重大难题。20世纪30年代前后，正值民国时期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以梁漱溟、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全国进行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影响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希望通过改造乡村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和组织力，来解决农村长久积弊的愚、贫、弱、私等顽疾，由此，我国乡村教育始见蓬勃发展。黄炎培以职业教育为改进乡村的根本途径;陶行知以乡村学校和教师为改造乡村的核心与灵魂;晏阳初以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相结合“除文盲、做新民”为目的;梁漱溟以文化伦理为本位谋求乡村建设的和谐与统一。他们都希望通过乡村教育的改变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之目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惜，这场改良运动持续不久便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场针对中国农村实际所进行的具有本土性质的、原创性的、开拓性的实践探索，对于中国后来乃至今天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高速发展为表征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乡村教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变迁，从追求乡村经济发展到乡村生态遭受破坏，再到乡村文化秩序失衡，以及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中的撤点并校，学校规模缩小、合并甚至消失，生源流失、师资匮乏、教学质量下降、乡村教育功能不断弱化等现象的日益严重，已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严重影响乡村教育质量提升、阻碍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难题。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1]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的具体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2]的执政理念。2012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乡村”[3]。至此，“美丽乡村”建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名词。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美丽乡村教育、美丽乡村学校、美丽乡村教师和美丽乡村学生。农村学校改进工作进一步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4]。2018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以市县为单位，推动优质校辐射农村薄弱学校常态化，统筹配置城乡师资，并向乡村倾斜，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5]。农村学校改进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之举，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2.从空间嵌入、文化悬浮到本体回归

乡村教育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大致经历了从“文字不下乡”到“文字下乡”再到“文字上移”三个阶段，经历了从嵌入到悬浮的历史变迁[6]。“文字不下乡”不等于乡下没有语言和不可交流，这只是中国农村教育落后现实的一种文化表征。“文字不下乡”的乡村教育与村民交流带有鲜明的时间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情境性，维系了原始村落的情感性，滋养了熟人社会的内部交往关系。而“文字下乡”则带有鲜明的国家意志和行政色彩，是国家、社会、村落和人的现代化前提。因此，“文字下乡”就是国家制度的下乡，就是统治意志的下乡。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文字扎根于中国乡村社会每一寸土地的过程，这一过程外显为学校嵌入乡村之中。乡村学校逐渐成为中国农村的政治、文化、体育乃至经济中心，成为中国乡村社会自然山水之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但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撤点并校以及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实施，单一考虑经济效益的农村学校改进模式致使大量农村中小学校急剧消失，客观上导致了中国乡村的“文字上移”，其直接结果就是嵌入乡村的众多中小学校土崩瓦解，农村学校开始悬浮于农村之上。其具体恶果就是农村孩子辍学可能性增大，道德行为风险增高，家庭教育成本负担加重，社区文化秩序紊乱，乡村社会荒芜，城乡差距扩大等。基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思考，农村学校改进需要体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质。一是要无条件保留符合农民幸福生活需要的村小及教学点;二是要根据农村未来发展需要恢复或新建一批能满足农民幸福生活需要的优质农村学校;三是农村学校应葆有农村属性，即农村学校应该回归农村本身。

3.从制度建设、资源保障到人文关怀

服务“三农”一直是我国乡村教育变革的根本，并长期以来作为我国城市学校教育的“附庸”而存在。纵观我国教育制度的百年发展进程，农村教育制度的变革是在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关系以及两者在教育变革互动中的“利益冲突”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不断地凸显农村教育制度历史地位变迁的。“利益冲突”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方面是由城市与乡村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规律从根本上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公平”“质量”与“效率”基本价值追求目标所决定的。教育制度变革互动中“利益冲突”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不仅直接推动了城乡教育关系由“城乡分离，以农为本”到“城乡对立，城乡二元并存”，再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教育地位的历史发展变迁，也直接推动了乡村教育体制由“以乡为主”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到“以县为主”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再到“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管理”的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同时，城乡教育制度变革的互动中“利益”与“力量”的此消彼长，推动乡村教育制度的角色由城市学校教育的“附庸者”到城市学校教育的“竞争者”，再到城市教育的“并肩者”的历史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改变城乡学校教育“二元对立”的分离局面，乡村学校教育理念经历了由“扫除文盲”到“普及教育”，再到“公共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1980年12月，《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普及小学教育”[7]。1983年5月，《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农村经济发展新趋势下“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和应采取的方针和措施”[8]。1984年12月13日，《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提出“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集资办学和私人办学”，实行“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政策[9]。1985年5月27日，《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以乡为主”，即“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10]。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义务教育法》更是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赋予了法律权威地位。1986年、1990年以及1994年国务院颁布《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以及调整政策，拓展了乡村教育经费，但是政策执行与操作中出现“乱摊派、乱收费”的行为，并成为乡村学校教育的“负担”。1993年12月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双基”确定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的战略目标，为乡村学校教师的发展与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确定了新的方向。但是，“以乡为主”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同样遭遇了“分税制”的“掣肘”，乡村学校教育经费“入不敷出”。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9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年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同时对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予以明确，并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1]。2001年5月，《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以县为主”，即“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12]。2002年4月14日，《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以县为主”的体制。2004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的意见》，提出“一费制”。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城乡统筹”，即“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13]，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2010前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免费”。2012年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严格规范“撤点并校”，为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提供资源保障与专项督查，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职称晋升和绩效工资分配向村小学和教学点专任教师倾斜，推进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为村小学和教学点配置数字化优质课程教学资源[14]。2015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提出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高乡村师德水平，拓展乡村师资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学校教师编制，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建立乡村荣誉制度，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师资保障[15]。201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深化管理改革理顺体制机制，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16]。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乡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7]的现代化乡村，为乡村教育、乡村学校、乡村师资建设确定了全新的方向与目标。围绕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纵观我国乡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历程，我国乡村学校教育制度实现了由制度建设，到资源保障建设，再到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