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本科院校历史学科历史人类学化的推进路径

作者: 包国滔

摘  要:在应用型、新师范、新文科等多重高教改革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历史学科应顺应改革的需要并走向历史现场,发挥边缘优势并克服瓶颈问题,促进新建本科院校历史学科的历史人类学化。对此,坚持历史人类学式教育教学,据以改变学科旧文化、构建研教新体系、营造治理新生态,应成为此类院校有志于实现历史学科治理现代化的管理者持续努力的方向,其中的关键在于推进管理理念的实践性革新、考核机制的过程性建构、培养过程的素养性纠正。进一步来讲,历史人类学式的学科治理不仅有望引领此类高校历史学科的转型发展,且或将成为其相关学科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进路。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历史学科;学科治理;历史人类学化;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4)35-0110-06

Abstract: Under the multiplebackgrounds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such as applied type, new normal and new liberal arts, history discipline of newly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reforms and go to historical scenes, but also exert the edge advantages and overcome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promoting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ization of history discipline in newly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We adhere to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tyl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order to change the old culture of the discipline, build a new research and teaching system and create a new ecosystem of governance, should become the direction for managers of such colleges who are committed to modernization of history discipline's governance to continue their efforts. The key lies in the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concept,procedural construction of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literacy correction in cultivation process. Looking forward, the discipline governanc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tyleis not only expected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y disciplines in suchcolleges, but also to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for its related disciplines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story subject; discipline governance; Historic anthropology; push the path

近年来,顺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我国高校已将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上重要议程。学者从数字化、法治化等角度,提出不少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建言建策[1-2],但具体学科治理仍需因“科”制宜的理论指引和范式践行。就理论和范式建设相对薄弱的历史学科而言,某些先试先行于重点大学的成功经验,尤值审酌借鉴与因应推广。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继承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和汲取西方历史人类学知识基础上形成的以历史学为本位、兼糅人类学所长的中国特色历史人类学即为个中典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为代表的重点大学为主要阵地,该历史人类学的应用已从科研实践扩至教学实操,并渐为部分非重点大学所效仿,但遗憾的是,相关教学研究的目光却仅涉及及重点大学[3-4],未涉及非重点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因此,在应用型转型、新师范教育、新文科建设等多重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交映下,新建本科院校历史学科的发展问题却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性,在其发展进路中,历史人类学能否以及如何提供适切性方法论指引,其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学科治理的历史人类学化即通过教育教学过程中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指导和范式践行,实现其全方位、深层次、内涵式的治理现代化?这些都是具有典型意义和时代价值的命题。一  新建本科院校历史学科历史人类学化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性证成

(一)  新建本科院校历史学科历史人类学化的必要性:顺应多重需求

1  顺应应用型转型之需与提高地方服务水平的需要

新建本科院校的应用型转型,是新时代我国高教改革较早开启的一项重要工程。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转型”并“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5年,李克强同志向十二届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重申引导部分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规划。围绕该战略,各省、市、自治区逐步展开改革试点。在广东,惠州学院、肇庆学院、岭南师范学院等14所以新建本科为主体的地方高校被列为首批试点院校。以惠州学院为例,为实现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目标,一场以扩充理工科办学规模、加强人文学科应用性、搭建省市共建平台为主要举措的改革正在进行。

作为应用型转型的题中之意,加强科研、教学的应用性及人才培养的社会适用性,应成为新建本科院校的必然需求。对办学模式长期脱离社会的历史学科而言,应用性教育教学的加强尤为迫切。这既应体现于科研活动、理论课堂、实践教学等实操环节,更应体现于培养方案制定等规划环节,进而实现培养体系应用化。揆诸历史人类学,其反对从文献到文献而倡导走向历史现场的特性颇合应用之需。诚如学者所言,历史人类学通过“边缘—中心”“社会—国家”等分析框架,注重在田野发现问题,也注重因应解析问题,特别是解析民众行为与民间史料的意义转换,认识其人其事所处共时世界[5-6]。据此,引导学生有计划走向历史现场,这有利其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应用型转型的另一题中之意,要求新建本科院校史学教育在面向中学的同时,面向地方服务工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产物,新建本科院校生存发展之基在地方服务。若不能遵循为地方发展服务的办学思路,其人才培养结构矛盾突出等问题便难以避免[7]。历史人类学注重民人民事所处共时世界的认识,即倡导文化全貌性的社会考察,这有助学生深察地方风俗与民情,储备地方建设所需针对性知识,从而确保地方服务办学思路的遵循。

2  顺应新师范教育之需与加强实践性教学的需要

近年兴起的新师范教育,是直接针对师范学科的高教改革工程。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布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的目标[8]。随后,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提出通过“师范生生源质量改善”“教师教育师资队伍优化”“教师教育学科专业建设”等十大行动全面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的任务。两者成为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发展的节点,标志着师范教育经过20年开放化探索后的回归和重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回归,是在深刻认识我国教育发展规律之后更高层次的回归,是所谓“新师范教育”[9]。

较之传统师范教育,新师范更强调“认同”“反思”“发展”等素养的涵育。其养成,则基于“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的认知过程[10]。赵明仁[11]指出,顺应本科和硕士层面分别以反思型和研究型教师为培养目标的定位,在相关课程体系特别是实践课程体系建构中,促进实践、理论课程的真正融通是有待高校解决的重要问题。这表明,强调实践性教学、培养实践性意识是新师范教育的要义之一。在新师范背景下,高校师范学科不能固守过去从书斋到书馆、从系部到课堂的教育教学模式。加强实践性教学是必然的,但不应继续流于形式,而应既有适切理论指导的高度,又有有效范式践行的力度。其适切性和有效性,决定此种理论和范式的因科制宜性。就历史学科而言,历史人类学是目前所见实践性最强的研究和教学范式之一。它倡导从书斋走向社区,将课堂转向田野,要求研究、教学者既要深入民众之间,倾听民间历史表达,又要观察民众生活,体验社区文化,从中获取“历史现场感”与深层文化体验[12]。可见,实践和实践性是历史人类学的核心手段和基本特征,这与新师范强调实践教学、实践意识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故应受到相关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历史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3  顺应新文科建设的需要与培育学科传统特色的需要

继应用型和新师范之后,新文科是高教改革的又一重要部署。2018年,党中央发文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为贯彻“四新”建设精神和充实新文科概念,2019年召开于天津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及2020年召开于山东的新文科工作会议,宣告新文科建设进入自上而下的实施阶段。2021年,在总结相关工作、展望未来形势的基础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和《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进一步明确高校新文科建设应从顺应新技术革命、体现学科融合、强调知识创新、面向经济社会和坚持问题导向等维度创新管理、科研、教学、育人方式的路径导向[13]。

揆其要义,新文科要求文科的发展顺应国家、地方的文化传统,适合国情、地情的时代需求,促进跨学科平台及特色、优势学科形成与发展[14]。以历史学科而言,其首先要求对地方历史文化加以再认识。过去,学界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认识虽成果丰硕,却仍存在诸多不足。以惠州为例,相关研究长期有着概念不清、视野狭隘、手段单一等缺陷[15]。无论出于弥补缺陷的考虑,还是与时俱进的考量,地方史研究都应突破行政区划而形成区域史视野,通过“文献+田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推进地方历史文化再认识的过程。其次,基于再认识的地方历史文化再利用,也是新文科建设重要需求。所谓再利用,主要指依凭新技术,改造旧手段,形塑教育教学的学科特色与传统。在此过程中,“互联网+历史人类学”有着充分发挥效能的空间。借助网络手段,坚持走向田野,通过收集民间特色文献、获取历史现场体验、捕捉文化的地方个性、实现“互联网+”转化利用,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书、馆、田野和网络等多元一体融通。通过田野调查、研学旅行、文化创意及大数据和云参观等,地方个性文化资源活化利用于历史教学、地方服务的命题探讨,可为学科特色、传统的培育提供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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