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下红色文化集体记忆塑造的特征、价值与路径研究
作者: 金乐摘 要:红色文化是具有“集体记忆”特征的中国特色先进文化,承载着建党百年的历史,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国家意志性。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拉开数字化时代大幕,厘清红色文化与集体记忆的关联,以“文化”与“记忆”相结合的视角,从时间结构、空间结构、专职承载者三个角度理解红色文化的历时性变化,弄清数字化技术对红色文化集体记忆在时空关联、群体分析、可重构性、回溯与前瞻几个方面的内在价值,这对找准数字化技术与传承好“红色基因”的路径大有裨益,制定好数字化时代以红色文化的叙事创新为核心、以立体化塑型为重点、具有“活化”延展匹配性的文化传承策略。
关键词:红色文化;集体记忆;数字化;价值探索;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3)10-0093-04
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n advanced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collective memory". It carries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points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s national will. The rapid adv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opened the digital era, clarifi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d culture and collective memory, and understood the diachronic changes of Re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ime structure, space structure and full-time carri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culture" and "memory". To clarify the intrinsic valu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Red culture in the aspect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group analysis, reconfigurability, backtracking and foresight is of great benefit to find out the pa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red gene", formulat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strategy with the narrative innovation of red culture as the core, the three-dimensional plastic type as the focus, and the "activation" extension matching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Red culture; collective memory; digitization; value exploration; path research
数字化技术推动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用任何设备,通过大量地利用互联网,获取、发布所需信息的发展趋向,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将在形式上发生大变革。红色文化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历经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全过程,指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记录着过去,着眼于当下和指向着未来的具有国家意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如何借助数字化赋能顺势而为,传承好红色基因,需要搞清楚能不能、为什么能的问题,才能做好怎样能的应用对策。20世纪末期活跃于“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者提出的“文化记忆”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对回答好这些问题提供了参考,这些研究涉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字学、信息技术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代表着二十一世纪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
一 红色文化与集体记忆的学理关联
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其核心观点是:记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其尤为强调社会参照框架,并且认为“没有这个社会参照框架,个人记忆就无法形成和保存,因为个人”拥有“的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虽然集体并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记忆”[1]。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以阿斯曼夫妇(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为代表的文化记忆理论,对“集体记忆”做出了更丰富的阐释。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分为两个层面:一种纯粹的人体内部的现象,“它是基于人体大脑的,属于脑生理学、神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另一种是一个与外部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个和社会、文化外部框架条件密切相关的问题”[2]。在扬·阿斯曼的定义中,文化是一种“凝聚性结构”,且与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文化在社会和时间层面上起到连接和联系的作用,凝聚共识、价值原则和实践进而形成认同”[3]。这种将“文化”与“记忆”相结合的视角,有助于理解文化的历时性变化,弄清文化以什么样的形式经年累月后仍保持本色。中国红色文化就其根源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息息相关,带有国家意志性的特点,目标指向就是培育和塑造国民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为厘清红色文化与集体记忆的关联,在此以阿斯曼夫妇集体记忆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数字化赋能打造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 从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时间结构来看
学术界对于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就一直盛行。扬·阿斯曼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使这个课题受到重视:“一是电子媒介技术开始在人的大脑之外储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记忆),这是一场新的文化革命;其次,因为有了新的媒介技术,业已结束的年月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们不时回忆并以评判的方式予以消化;第三个因素是曾经亲历人类历史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来越少了……第三个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3]。红色文化历经百年发展,恰也是中国经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复地、惊天动地的阶段,承载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能亲历者见证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变革,但已至少是耄耋老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们迎来的是“富起来”的时代,00后们更是一脚迈进了“强起来”的时代。没有亲历历史,如何传承历史,让“听说”“传说”保持事情的本真,实现文化认同?这其实就是集体记忆对于个人记忆最大的优势,因为集体记忆可以用“回忆形象”来概括回忆的具象,可涉图像性的,可涉叙事性。数字化技术极大地延展了集体记忆的时间长度,比如重大事件的影像资料、电子化的文本资料等都得益于数字化技术有效的应用。
(二) 从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空间结构来看
扬·阿斯曼认为如同集体记忆的时间一样,“集体记忆的空间也应是具体的”[3]。时间、地点、人物是支撑红色文化叙事的最基本三元素,缺一不可。然而,空间长久维持原貌原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和时间的自然流逝不一样,空间的改变或有偶发性或体现人为痕迹,体现着环境和时代的变迁,比如战后恢复、灾后重建、城市发展等。文化记忆需要一个空间的媒介,这个空间可以是被符号化了的,是文化记忆的“记忆之所”。集体记忆的优势在于:可以出于凝聚性文化认同的目的,动员出足够的力量,用纪念碑、馆、局地修复保护等形式加以还原和标记。与此同时,在足够多的数据资料基础上,数字化手段尤其是虚拟技术可以重现历史空间,甚至跨越时空模拟近似于真实情况的场景,还原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空间感,唤醒根植于集体中的回忆。
(三) 从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专职承载者来看
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的承载者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精英人群”[3]。就红色文化集体记忆而言,其专职承载者离不开国家政治机关、教育教学相关部门和人员、纪念场馆工作人员。时值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传承红色文化,历来就是我党培根育魂的重要举措,如:以官方的口径发布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既是赋予国家意志于构筑红色文化集体记忆中,以加强认同,培养凝聚力,也对红色文化传承提供了范式性的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对于教育教学相关部门和人员、纪念场馆工作人员而言,除了保护和研究红色文化,还应有效将之贯彻在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中,针对不同受众进行好红色文化服务性宣传工作,扩大红色文化的认同效应。更重要的是,对各类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专职承载者而言,要想尽职尽责,就既要当好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数据存储器”,又要体现当下,懂得并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方法达到传承目的,提升效果。
二 数字化技术对塑造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价值探究
数字技术随着电子计算机普遍推广,是一个不断深度融合人们生活的技术,其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和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数字符号,然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红色文化集体记忆所必须的:图像性、叙事性,对于数字技术而言只是应用的基础阶段,实际上在数字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和新媒体等技术将对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搭建,在时空关联、群体分析、可重构性、回溯与前瞻上产生深远影响。
(一) 时空关联
任何文化记忆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但这种具体并不意味着地理或历史意义上的具体,红色文化集体记忆是根植于在集体中的被经历的时间和被唤醒的空间中的。数字技术不仅能通过数字记录来保真红色事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更可通过虚拟仿真模拟近似于真实情况的场景,特别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场景模拟和展现,比如战役场景、会议场景、庆典场景等,突破历史时空限制,同时使得文字灵动化,主题鲜活化、视角多维化,以直观性带来沉浸感。还值得一提的是,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为例的不可预见性,为虚拟技术广泛应用红色文化场馆、红色实践基地等需要亲身游览的场合提供了新的建设思路,虚拟技术具备的“足不出户”特点,必将对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塑造带来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提出很多挑战。
(二) 群体分析
红色文化集体记忆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具体的,而且在认同上也是具体的。关键在于:个人源于年龄、成长经历、职业和感知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差异性,如何达到记忆效果一致性的认同度?好比对于同一红色事件、人物,个人的视角不同,个体获取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内化加工”都会有所差异。数字技术如果只关注客观呈现“原貌原样”,还远远没达到其应有效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可以在分析、划分受众群体,完成信息筛选、分类,选择适当和适合内容作用于不同受众,“投其所好”上大有可为。以学生群体为例,其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感知和内化会随着幼、小、中、大的学习阶段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点,通过教育者丰富的经验来选择匹配的施教内容和形式固然必要,但在信息社会,尤其是伴随着数据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其多元性的个性特点,特别适合大数据分析的支持。大数据具有的大量、高速、多样、真实性特点,对提高红色文化集体记忆专职承载者们的洞察发现力、因材施教能力提供便利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