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心理症状的影响——应对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

DOI：10.19980/j.CN23-1593/G4.2022.17.045

摘  要：为了解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心理症状的影响机制，并探讨应对方式在两者间的作用，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应对方式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对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可以反向预测大学生的心理症状;应对方式（解决问题、自责）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之间起多重完全中介作用。得出结论，心理资本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症状。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资本;应对方式;心理症状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2）17-0181-05

Abstrac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symptoms and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 by employing Positive Psycap Questionnair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Symptom Checklist 90 to assess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reversely predict the symptoms of college students; Coping style （problem-solving， self-blaming） has multiple completely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ymptoms of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were drawnthat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influence their mental symptoms through different coping styl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ping style; mental symptoms

一、研究背景

自疫情发生以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高校心理危机事件频发，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关乎学校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需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动态研究。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众多，而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心理资本是个体的一种积极心理品质，包括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四种元素。其中，自我效能是指有能力完成某种任务的自信;乐观是面对事物的积极态度;韧性是指能迅速从负性事件中恢复;希望是指对未来抱有积极的信念^[1]。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心理能量，它同时具有特质性和状态性，既具有像人格特质般的稳定性，又可以通过干预措施来开发^[2]。心理资本的形成既与个体的内部特质有关，又受到家庭、学校、社区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心理资本与自尊、自我效能等因素呈正相关，与焦虑、抑郁、偏执、敏感等消极情绪呈负相关^[3]。大学生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应激源会通过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4]。

应对是指个体处理内外部事件时的认知和行为^[5]。如果个体能依据不同的情景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就能减少压力^[6]。积极心理品质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而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的正相关^[7]。同时，消极应对方式可能会导致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而积极应对方式则有利于心理健康^[8]。解决问题、求助等应对方式是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自责、退避、幻想等是引起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9]。应对方式在应激源与应激反应之间存在中介作用^[10]。负性生活事件还可通过心理资本与应对方式对抑郁产生间接影响^[4]。

结合以上分析，研究拟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大学生心理资本、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应对方式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之间存在多重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法分别从广州市两所综合性高校选取四个年级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共有2 551人参与了问卷调查，剔除作答时间过短（少于900 s）和含有缺失值的问卷共123份，回收有效问卷2 428份，问卷有效率为95.18%。有效被试中男生1 192人（49.09%），女生1 236人（50.91%）;不同年级的被试分别为大一650人（26.77%），大二638人（26.28%），大三615人（25.33%），大四525人（21.62%）。所有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0.61岁（SD=1.51，全距为17～25）。

（二）研究工具

1. 症状自评量表

采用L. R. Derogatis（1975）编制的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又名症状自评量表，来测量被试的心理症状表现。该量表共有90道题目， 10个分量表，采用1～5级评分，评分越高，心理症状越严重。本次测量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躯体化（0.82）、强迫（0.87）、人际关系敏感（0.85）、抑郁（0.90）、焦虑（0.85）、敌对（0.78）、恐怖（0.76）、偏执（0.70）、精神病性（0.83）、其他。

2.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采用张阔、张赛和董颖红（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ap Questionnaire，PPQ）来测量大学生的心理资本。问卷共26道题目，采用7点评定的形式，得分越高，心理资本越高。本次测量中问卷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个子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自我效能（0.80）、韧性（0.77）、乐观（0.85）、希望（0.86）。

3. 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肖计划等（1996）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11]来测量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该问卷包括62个条目，6个分量表，积极应对方式有解决问题和求助，中性应对方式为合理化，消极应对方式为自责、幻想和退避。题目回答“是”和“否”，根据条目的正反向性记1分或0分，被试在某一分量表中的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于使用此类应对方式。本次测量中，问卷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3，各子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解决问题（0.68）、自责（0.62）、求助（0.73）、幻想（0.69）、退避（0.71）、合理化（0.54）。

（三）数据处理

首先用SPSS 19.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然后用Amos 24.0构件结构方程模型，并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问卷收集过程中主要通过设定问卷的反应方式、反应语句以及作答时的保密性等方式进行程序控制。数据收集完成后，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36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易量为19.53%，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12]。

（二）大学生心理资本、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之间的相关

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见表1。心理资本与解决问题和求助这两种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的正相关;心理资本与幻想、退避、自责这三种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的负相关;心理资本与合理化这一中性的应对方式也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解决问题和求助与大学生的心理症状呈负相关，而幻想、合理化、退避和自责与心理症状呈正相关。

（三）大学生心理资本、应对方式对心理症状的分层回归分析

为了消除变量特征间的差异，对心理资本、应对方式和心理症状三个问卷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大学生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解决问题、幻想、合理化、退避、求助、自责）为自变量，心理症状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模型1纳入心理资本这一变量后可解释心理症状方差变异的12%（F=316.59，p<0.01），模型2纳入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后，可以解释心理症状方差变异的29%（F=141.54，p<0.01），新纳入应对方式可多解释17%的方差变异。此外，模型2中只有解决问题和自责这两种应对方式对心理症状的回归系数显著，分别为-0.18（t=8.01，p<0.01）和0.36（t=13.47，p<0.01）。具体见表2。

（四）应对方式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以上结果，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解决问题和自责为并行中介变量，心理症状为因变量，用Amos 24.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15.22（p<0.001），CFI=0.95，GFI=0.92，TLI=0.95，RMSEA=0.77，模型如图1所示。对各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心理资本正向预测解决问题的积极应对方式（β=0.52，p<0.01），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反向预测心理症状（β=-0.16，p<0.001）;大学生心理资本反向预测自责的消极应对方式（β=-0.53，p<0.01），自责的应对方式正向预测心理症状（β=0.46，p<0.01）;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心理症状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4，p=0.15）。

用偏差矫正的Bootstrap程序检验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从原始数据中重复随机抽取5 000个样本，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见表3。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心理症状的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8，0.01]，区间包含0，直接效应不显著。应对方式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34，-0.23]，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且两条子路径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应对方式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间存在并行多重完全中介作用。

四、讨论

（一）大学生心理资本、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心理症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相关分析表明，除合理化与求助这两种应对方式没有显著相关外，其他各变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解决问题、求助与心理资本呈正相关，与心理症状呈负相关;幻想、退避、自责与心理资本呈负相关，与心理症状呈正相关。

目前对心理资本与后果变量的关系研究可以分为直接效应模型（direct effect model）、缓冲效应模型（buffering effect model）、调节效应模型（moderate effect model）以及动态效应模型（dynamic effect model）四种。其中，直接效应模型认为心理资本可以直接对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13]。相关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可以有效提高个体工作满意度^[14-15]，甚至能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6-17]，心理资本还能有效预测个体的负面行为^[18]。但是，也有研究支持缓冲效应模型，认为心理资本可以通过影响一些中间变量间接地影响个人、群体的结果变量^[14]。相关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在心理资本与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上起到中介作用^[19];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资本与职业生涯成功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