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主义视角下如何增强高职教育吸引力？

摘 要 文凭主义源自优绩主义的社会价值观，遵循以文凭为标准认证个人能力、分配社会资源的运行逻辑。近代日本形成了文凭社会，使日本高职教育长期面临认同危机。产业转型发展背景下，日本高职教育文凭危机升级，进一步降低高职教育吸引力。为打破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文凭主义桎梏，日本积极采取改革措施，建设高职学位体系，提供专业能力认证；着重培养实践能力，强化职业教育优势；迎合社会前沿需求，培养高层次职业人才。借鉴日本的经验，可以从减轻文凭额外价值、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级职业人才三个方面应对文凭主义危机，探索提升高职教育吸引力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文凭主义；优绩主义；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

中图分类号 G7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4-0073-08

职业教育吸引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自主选择程度，也表现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或个人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力度[2]。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但国民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低，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2024年，教育部将“增强职业教育适应力与吸引力”确定为全年的教育工作重点，以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强国建设吸引和培养大国工匠[3]。

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是现代学历教育体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偏见，遵循以文凭为标准认证个人能力、分配社会资源的运行逻辑[1]。因此，高职教育在文凭社会中天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日本高职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战后，日本高职教育在经济腾飞、产业发展的时代风口快速发展。但是，日本高职教育看似蓬勃发展的背后，同样面临着吸引力欠缺的困境。文凭主义社会观念的影响是其关键动因之一，制约着日本高水平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4]。如今，在经济持续低迷、技术高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日本日益认识到高水平职业技能人才对产业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因此，将摆脱文凭主义困境、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题[5]。本文从文凭主义的视角分析日本高职教育提高社会吸引力的策略，以期为同样受文凭主义困扰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借鉴。

一、文凭主义视角下日本高职教育缺乏吸引力的表征

（一）文凭主义使日本高职教育长期面临认同危机

日本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入学情况统计结果显示，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入学率远低于大学。以2022年的数据为例，该年度日本有83.8%的学生成功入学高等教育机构，其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入学率仅为4.7%（其中短期大学的入学率为3.7%，高等专门学校的入学率为1%），而大学本科的入学率达56.6%，是高等职业教育学校的12倍[6]。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的社会认同基于群体带给个人的情感和价值意义，没有获得满意认同的个体会选择离开该群体或想办法与该群体相区分[7]，可见当下日本职业教育存在着严重的认同危机。究其原因，东亚儒家传统影响的文凭主义观念，以及文凭社会助长的分配公平问题是拉低日本高职教育认同度的关键动因。

1.文凭主义的优绩观念引发了高职教育认同危机

文凭主义源自优绩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是当代日本社会主流的选拔标准和晋升原则。所谓优绩，指学业竞争后取得的高文凭，以及凭借此证明的个人才能和努力。社会推崇优绩，并基于此分配社会资源[8]。日本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自古有着“立身出世”“立身扬名”等优绩主义文化观念，到现代社会演变为文凭主义的社会观念[9]。职业教育因文凭层次低而处于劣势地位，从而拉低了日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主要表现在个人和社会两方面。

从个人角度来看，文凭主义导致高职招生难题，且高职学生自我认同度低。一方面，优绩主义社会的流动渠道单一，学生为了追寻个人价值，势必会执着于争取更高的大学学历而轻视职业教育，导致高职院校的招生危机；另一方面，高中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是升学竞争失利后的无奈之举。挫败感使许多高职学生自暴自弃、不求上进，并相互影响。这种学习风气又进一步拉低了高职教育的认同度，形成恶性循环[10]。

从社会角度来看，文凭主义导致高职毕业生就业和上升渠道狭窄。一方面，表现为求职和晋升过程中的文凭偏见。文凭主义是日本社会普遍遵循的人才选拔和晋升标准。随着日本高等教育扩张和科技性失业的加剧，在毕业生供过于求的就业寒冬期，不少企业直接将文凭作为人才筛选标准，不断挤压着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和上升机会[11]；另一方面，文凭主义还表现为对高职教育的专业歧视。在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学历层次较普通大学低，学制也比大学教育短，多数高职毕业生经历短暂的职业技术教育后直接进入职业生涯，从事一些仅需基础技术或体力劳动的工作。这逐渐形成了对高职毕业生专业能力的歧视，甚至不认可其高等学历的教育属性[12]。

2.文凭社会的资源垄断加重了高职教育认同危机

日本拥有严格的纵向阶层制度，不同阶层之间天然存在地位、资源、机会的差距，且阶层相对固定，实现阶层跃升一直是各级民众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文凭主义给日本普通民众提供了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和希望，因此一直受到日本民众的追捧，日本也因此形成了文凭社会。

但是，在日本文凭社会中，高层次学历者形成了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不仅没能促进社会流动，反而加剧了文凭差异引发的分配公平问题。在就业方面，近代日本形成了指定校制①，一些业内享有盛名的就业单位会指定部分名校为其定向输送人才，使高学历毕业生垄断了部分优质就业机会，使其在职业生涯中拥有高起点，如东京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可通过指定校制，定向进入中央财务省工作[13]。

在教育方面，日本普职教育间长期存在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问题。二战后，日本大力发展四年制大学教育，为其发展提供补助，于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14]。与之相对，日本职业教育学制短，且经历了长时间无官方认证、无上升渠道的发展阶段，使高职毕业生发展和就业受限。

由此，文凭社会为精英阶层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上升渠道，实际成为了精英固化自身阶层的工具，这与文凭主义促进社会流动的初心背道而驰[15]。与此同时，由于这种不平等是通过透明且机会公平的文凭竞争实现的，实际上为社会精英固化自身阶层提供了貌似合理合法的机制[16]，社会民众不但没有对此产生怀疑，反而表现出对大学教育和高文凭的热情，进而轻视高职教育。

（二）产业转型使日本高职教育面临“新文凭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开始推进产业转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改变，倾向于选拔理论基础深厚、创新能力强的人才，在日本教育体系内对应大学培养的人才，使日本高职教育面临“新文凭危机”。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数据，以五年为间隔，选择自2003年以来五个年份（分别为2003、2008、2013、2018、2023年）10月的高等教育就业率数据并求平均值，发现各类高职院校均表现出毕业生就业希望率高而就业成功率低的特点（高等专修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希望率和就业成功率均值分别为93.8%和51%；短期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希望率和就业成功率均值分别为82%和39.1%）[17]。究其原因，日本产业结构改革和高职院校综合化改革是其关键动因。

1.产业结构变革引发高职“新文凭危机”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来，日本进入经济不景气时期。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首先，日本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和引导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人才的理论基础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此时日本高职教育仍侧重于传统的基础职业适应力培养，不适应市场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因此产业界偏爱大学毕业生而轻视高职院校毕业生，文凭主义成为产业界高效而单一的人才筛选准则。其次，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开始走减量经营的路线，裁撤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力以削减支出，这进一步加剧了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危机，使其就业率持续下降[18]。另外，经济滞胀带来的产品价格增长导致民众生活成本提高，也加剧了就业竞争，使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雪上加霜[19]。

近年来，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科技性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一方面，低技术技能要求的体力劳动型岗位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20]，以基础职业适应力为卖点的高职院校毕业生迅速失去了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有限的就业岗位与就业市场对高科技精英的青睐，使众多普通大学毕业生开始面临文凭贬值的就业难题[21]。部分学生被迫降级就业，进一步挤占原本指向高职院校毕业生且已十分有限的就业市场[22]。

2.高职综合化改革的危机应对策略失败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日本高职教育界意识到，能否找到工作并不完全取决于高职院校毕业生掌握什么样的职业技能，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顺应市场的人才需求。为此，日本各类高职院校纷纷采取综合化改革措施，在高职教育中强调普通教育功能，希望兼顾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与创新能力。同时还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在专业课程之外开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内容的通识类课程，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23]。

然而，高职教育综合化改革未能如愿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文凭主义的人才筛选模式依然存在，综合化改革因不能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市场所热衷的大学文凭，最终未能改变劳动力市场对其的文凭偏见；另一方面，综合化改革实际上只是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基础上增加了理论成分，而在学制不变的情况下，理论教育无法使高职院校毕业生拥有与大学毕业生媲美的理论修养和创新能力。同时，综合教育压缩了职业实践能力培养课时，使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实践能力下降，部分毕业生甚至需要在职后依靠在岗培训弥补职业能力的欠缺，导致职业教育独有的职业能力优势也被大大削弱[24]。

二、文凭主义视角下日本增强高职教育吸引力的策略

在文凭社会，学生需要经历选拔、培养、认证等一系列建制化的程序才能获得社会精英的身份，赢得社会的认可。为此，日本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证、培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建立独立的高职学位体系、打造实践型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层次职业人才三个角度出发，以期将高职毕业生打造成社会认可的职业人才。

（一）建设高职学位体系，提供专业能力认证

在战后日本现代学制体系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职教育没有获得学位认证的机会。在文凭主义的工作世界里，没有官方学位认证，不仅扩大了日本高职毕业生的学历劣势，还使他们常面临专业能力质疑，陷入就业困境。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搭建和完善高职学位体系，以期弱化文凭主义偏见的影响。

1.从称号到学位的高职学位体系建设

日本高职学位体系建设经历了由称号到学位的过程，使认证方式由非正式走向正式。1991年7月，日本颁布《〈学校教育法〉修正案》，迈出了高职称号制度建设的第一步，规定短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生可授予专科层次的“准学士”称号。199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关于专修学校专门课程毕业生授予“专门士”称号的规程》，规定为满足毕业要求的专修学校毕业生授予“专门士”称号。2005年9月，颁布《关于对专修学校专门课程结业者授予“专门士”及“高度专门士”称号的规程》，规定专修学校可将原有1～3年的学制延长至4年，并对4年制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层次的“高度专门士”称号。称号制度虽然一定程度上认可了高职毕业生的学历，但因其欠缺标准化的认证规则，因而无法明确毕业生拥有怎样的专业能力与知识，且不被法律和国际标准认可，社会认同度仍然有限[25]。

为了使高职教育获得法律认可的正式学位，1992年日本选取部分高水平短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中的部分专业增设专攻科，毕业生授予本科层次的专攻科学位，这是高职教育的第一个学位制度。2005年7月颁布的《〈学校教育法〉修正案》中规定，短期大学不再授予“准学士”称号，代之以专科层次的“短期大学士”学位，使专科学生的专业能力也有机会获得学位认证[26]。2017年，新修订的学位规则为新开设的专门职业大学和专门职业短期大学增设了学士（专门职）和短期大学士（专门职）学位，以培养具有高水平实践能力的职业人才为目标[27]。由此，高职教育拥有了相对完备的学位体系，拥有法律认可的学历保障。